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当日，蒋介石即给毛泽东发去电报，后又连发两封电报，催促国共在重庆举行和平谈判，一次比一次急切，表现出少有的热情。蒋介石之所以如此迫不及待，是因为当时国内国际大背景下的历史必然。

　蒋介石真的措手不及

　　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后，美英苏三大国就酝酿着早日结束亚洲的战争，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7月16日，三大国在德国柏林郊外波茨坦召开会议，通过了着名的《波茨坦公告》。但日本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声称要“决心战至最悲惨的结局”。
　　蒋介石对即将到来的胜利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还在卢沟桥事变8周年发表纪念文章，号召全国军民还要有长期作战的精神准备。

　　美国总统杜鲁门早就想尽快结束战争，7月21日，他在得知美国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后，对于迫使日本无条件投降，心中终于有了底。8月6日晨8时，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腾空而起的耀眼的蘑菇云也惊醒了斯大林，苏联于8日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出兵东北。骄横的日本军阀还是不投降。9日11时30分，美国又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广岛和长崎遭受灭顶之灾，日本天皇很快便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

　　胜利来得太突然了，蒋介石真的措手不及。此时，国民党军事主力偏处西南，日军仍然占领自东北至广东的大片国土，接收与缴械的问题已迫在眉睫，诸如广州、长沙、武汉、南昌、九江、安庆、南京、上海、杭州、徐州、郑州、洛阳、青岛、济南、北平、天津、山海关、承德、赤峰、多伦、古北口、张家口、归绥、太原、包头、石家庄等战略要点的接收，对于蒋介石来说至关重要，而他的主力部队距这些地方都太远。

　　而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120万，民兵也有220万，解放区面积约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着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局势。8月10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写了《关于日本投降后我军任务的决定》，明确指出：日本投降后，国民党一定向解放区进攻，和我们就接收问题，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

　　毛泽东对抗战胜利后将要出现的情况，已是洞若观火，胸有成竹。8月13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社论中，再次明确提醒全党，“蒋介石在挑动内战”，并斩钉截铁地表明了应对的方针：“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

　　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命令，号召各解放区抗日部队向日伪军发起勐烈进攻，并命令附近的日伪军在限定的时间内缴出全部武器，如拒不投降，立即予以消灭，八路军、新四军将接收其所占的城镇和交通要道。延安总部又连续发布6道命令，要求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向敌伪所占地区和交通要道展开积极进攻，包括要求冀热辽解放区等地的部队向东北进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蒋介石急了，慌忙以最高统帅的名义给八路军发出强硬的命令：“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当然，蒋介石也很清楚，八路军、新四军是不会买他的账的。现在对于他来说，时间是最关键的问题。他于是装出一副谦恭的样子，邀请毛泽东来重庆，以谈判拖延时间。

　　事实也确实如此，就在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之际，上海、浙江的汉奸武装，摇身一变为国军，阻止新四军的进入。广州等27个战略要点，除张家口、古北口由八路军解放，多伦、赤峰、承德为苏军和外蒙古军占领外，其余的战略要点，多由美国抢运的国军所接收。

　斯大林两次来电催促

　　蒋介石最担心苏联出于政治信念的立场，会全力支持中共，使其日渐坐大。
　　其实，蒋介石哪里知晓斯大林对毛泽东有着很深的误解。抗日战争初期，当毛泽东提出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斯大林就十分不满，唯恐这种“独立自主”无边无际，以至得罪国民党得罪蒋介石，影响到苏联的战略利益，于是，他立即派王明回国监督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斯大林一直过高地估计国民党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中共的力量，甚至认为战后的中国只能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只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来实现中国的统一。共产党只有妥协，避免内战，建立以蒋介石为领袖的联合政府。直至1948年，他在一次谈话中还说：战后我们曾邀请中国同志到莫斯科来，讨论中国的形势。我们直率地对他们说，中国同志应设法和蒋介石达成妥协，他们应参加蒋介石政府并解散自己的军队。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一直保持着高度的警觉。在蒋介石第一封电报发来时，据1945年8月17日《解放日报》，中央在致徐冰、张明电报中指出：“请毛往渝，完全是欺骗。”中共中央还针对来电，以朱德的名义公开提出6点要求，其中包括“国民党在接收日伪投降与缔结受降后的一切协定和条约时，必须事先与中共商量并取得一致”。换句话说，这些要求如不能实现，那么，毛泽东的来渝谈判也就不可能。

　　对于国共重庆谈判，斯大林在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表示了明确的态度，支持毛泽东去重庆谈判，“寻求维持国内和平的协议”，“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否则一但打起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在蒋介石给毛泽东发来第三封电报时，斯大林也发来了第二封电报，再次催促毛泽东成行，并指出，蒋介石已再三邀请你去重庆协商国事，在此情况下，如果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就不能理解。如果内战真的打起来，责任由谁承担？斯大林还在电报中担保：你到重庆同蒋介石会谈，你的安全由苏、美两家负责承担。

　　民主人士从中斡旋

　　抗战胜利前夕，国共两党几乎在同一时期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中共七大从4月23日开至6月11日，国民党六全大会则是从5月5日开至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论联合政府》的报告，提出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主张。

　　国民党六全大会很快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坚决拒绝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蒋介石还在政治总报告中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日本是我们外部的敌人，中共是我们国内的敌人！”

　　同时，从1945年1月以来，国民党军队一直没有放松对中共武装力量的压迫和打击。

　　国共之间剑拔弩张的形势，急坏了中间人士，他们担心大规模内战的发生。以褚辅成为首的7名参政员于6月2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希望国共继续商谈，从速完成团结。中共中央十分体谅褚辅成等人的良苦用心，于16日复函，恳切表示出和平的意愿，并邀请他们前往延安。

　　褚辅成、黄炎培、冷遹、傅斯年、左舜生、章伯钧，除却因病的王云五，6位参政员于7月1日从重庆飞抵延安。他们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吴玉章的热情接待。双方达成《中共代表与褚辅成、黄炎培等六参政员延安会谈记录》，取得两点共识：一、停止进行国民大会；二、从速召开政治会议。

　　中共中央对和平表示出积极的态度，甚至作出了一定的妥协，并准备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只要国民党改变反共政策，可以考虑承认“独裁加若干民主”的解决方式。中共对于和平谈判，已经发出了十分明显的信号。这样，中间力量才得以从中斡旋和游说。

　　1945年8月5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唿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

　　黄炎培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与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李烛尘等共同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建国会。主张对美苏采取平衡政策，对国共采取调和态度，要求政治民主、经济和思想自由。第三党负责人章伯钧向记者发表谈话，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党治，实行民主，给人民以民主权利，并承认现有一切抗日民主党派合法地位”。

　　和平、民主、团结，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国的关键词。蒋介石正是接过这些口号，作为邀请毛泽东来渝的重要理由。

　　然而，蒋介石怎么也想不到毛泽东会慨然成行，更没有料到毛泽东到重庆后，异常活跃，会客访友，如鱼得水，媒体会面，妙语解颐，一扫几十年来被妖魔化的形象，更因一首《沁园春·雪》，在山城刮起不大不小的旋风，展现出毛泽东政治家文人的神采和魅力。蒋介石又失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