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一个周日，我（印度《展望》杂志副编辑阿波迪）和一些朋友去加尔各答唐人街的一家餐馆用餐。这里的广东面条和辣子鸡的味道好极了，以至于我没吃到一半就想赞美店家。服务员说，店主莫妮卡·刘还没有从教堂回来。我们正在吃甜点时，刘回来了。我对她说，“你是敬畏上帝的女子，能给上帝的子民提供如此好的饭菜。”她说，“先生，您客气了。”接着，她叹了口气，小声抱怨说，“我们有很多事都要感谢上帝。我当年在集中营呆着，并进行了受洗。从那里离开后，我才走到这一地步。”

     大家都用怀疑的眼神看着她。我也简直不相信我的耳朵。集中营？我疑惑地问，“听到这个消息我感到很难过。你曾在中国的集中营呆过？”她纠正说，“不，先生。我们是印度公民。我们被从位于印度西隆的家中带走，印度政府把我们弄到拉贾斯坦邦迪奥利的集中营。我们在铁丝网做成的围墙后度过了4年，总有士兵持枪巡逻，并总是用枪口对着我们。”

    像多数印度人一样，我对1962年印中战争期间竟有印籍华人被关在迪奥利一事毫不知情。数据显示，仅在新德里，就有近3000名华人（多数是印度公民）未经审判就被送往迪奥利囚禁起来。当局的借口是，这些人对印度的安全构成了威胁，但惟一“证据”就是其肤色和面部特征。这场战争仅持续一个月，但很多人一直被关押到1967年——距武装冲突整整过了5年！

     在幸存者的记忆中，迪奥利是印度政府镇压、羞辱华人的象征。参与处理这件事的印度官员向我详细谈及了这件事。其中一些人是匿名告诉我相关信息和观点的。我也查阅了多种政府文件。莫妮卡提到的迪奥利集中营，前身是1852年由英国军队建立的，1942年，它成为拘押轴心国（德、意、日等）战俘的营地。1947年，军方将其移交给内政部。大量华裔家庭在1962年11月抵达后，这里仍沿用为战俘制定的规章。例如，下午5点用餐，晚上7点关灯。当印方认识到这里被关押的60%都是老幼，跟战俘不一样时，取消了这个规定。

     据统计，在印中战争战时，印度华裔有6万人，而当年印度人口约4.4亿，比例如此小的华裔怎么可能构成威胁？但在当时，臆想引发了这种恐惧症。让人悲哀的是，即便过了50年，印度政府仍无悔意，也没有迹象显示会反省。现已退休的印度外长贾佳特·梅赫塔战时负责有关中国的事务，他认为，当年印度政府或许反应过度。当局担心：随着中国军队的入侵，华裔内部的“第五纵队”会破坏印度的指挥部、桥梁和大坝。

     印度华人联合会的主席钟保罗（Paul Chung）认为，印度须向华裔道歉，“除非印度政府认识到当年毫无必要折磨华裔，否则这个伤口怎么会愈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