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炎黄春秋》2012年第5期，作者：杨崇诚，原题：空军青年军官在反右中的悲剧

2000年，据幸存者互相交谈统计：改正时，已有10人被迫害死，18人残废，20多人逃跑生死不明，30多人失去联系。只剩下70多人侥幸存活，但也伤病缠身。

肖方之死

肖方被宣布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农场劳改时，痛不欲生，号啕大哭说：“我死也想不明白，我从参军，出生入死，保卫党的生命，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人民的敌人了？……”到农场后，拼命劳动。1962年，被摘了帽，但仍叫他“摘帽右派分子”，强迫留在农场劳动。1968年，“文化大革命”“清理阶级队伍”高潮中，农场“毛泽东思想捍卫队”又把他揪出来，天天晚上批斗，指控他有“新的反党罪行”，逼他交代。

1969年冬，一天晚上召集200多人斗他，因他交代不出新反党罪行，就集体轮换用皮鞭木棍乱打，打得他皮开肉裂，全身鲜血，死去活来，满地乱滚，号啕大哭。深夜12点还逼他跪在屋外毛主席像前“请罪”2小时。回到冰冷的囚室后，他因流血过多，要求喝水。专政队不给，要他喝尿！他要大便，叫他便在自己血裤中。

灭绝人性的迫害，痛得他深夜里撕心裂肺地大哭大叫：“我实在没有罪……救救我吧！……”惨叫声惊醒了附近的职工，都说：“太残酷了。”第二天还强迫他下地劳动。他爬到门外，就倒地死了，时年43岁。肖方死后，专政队用一张破苇席把他尸身捆上，抛到海滩，让海潮冲走。

汪庆凯之死

汪庆凯，湖北人，1957年被定为右派分子。送来果树农场第一天，就被农工队长厉声喝骂一顿：“把你那一身皮扒了！（因他穿着新军装），臭美什么？你们都是有罪的人，不是来享福的！”逼迫他下午挑水上山抗旱。从山下河沟挑水，要爬100多米的高坡。受到如此侮辱，他悲愤难抑，下午仅仅挑了2担水，就躲到静僻处，在一棵树上吊死。时年31岁。他死后，农场领导还组织大批判，说他“坚持反动立场，抗拒改造。死路一条，死了也好！……”

刘庚尧、夏存国、于学航之死

他们都是先在陆军受过战火考验，1950年从陆军选送到空军航校学习修理飞机技术、分配到基层一线的青年骨干力量。反右运动中被定为右派，送到农场来劳改。1970年“文革”高潮中被“毛泽东思想专政队”追逼交代新罪行，交代不出，就日复一日，白天逼迫上山干活，夜晚开会反复毒打。在绝望情况下，他们被迫走上绝路。

刘庚尧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老干部。他被毒打多日后，一天又逼他给果树打农药。他料到夜晚必定还要受毒打，就躲进一个废弃的矿洞喝农药自杀。尸体被发现时，已高度腐烂。因为给他准备的土坑挖小了，专政队就用铁锹砍断他的腿，才埋入坑里。

夏存国则是遭反复毒打后，深夜躲进一座水泵房上吊自杀的。于学航是遭受毒打多日，见刘、夏二位难友已死，料定下一个必是自己，深夜就在家里上吊自杀。他的尸体被埋在一处山坡上。第二年修梯田，就把他腐烂躯体和泥土挖出作肥料，挖出他的头骨，专政队们叫喊：“把阶级敌人的脑袋挂到树上！”并在骷髅头上写上“于学航”三个字挂到一棵槐树上。

黎明峰、孙昶、陈清萼之死

黎明峰，湖南人，文弱单薄。1960年5月，粮食定量下降至每人每天仅八两毛粮，加之食堂盘剥，吃到嘴里的更少，并且还要应付无休止的重体力劳动。人们的身体一天天垮下来，黎尤甚。1960年12月全体劳力上北山采柞树叶，黎因身体实在太虚弱，留在队里干些零活。这时他生命已呈现危殆的征象，表情木然，行动迟缓。一天吃完晚饭，他又在外屋灶坑用饭盒煮一个萝卜根儿和虫蛹。次日早晨，人们发现他已爬在灶坑前死去。死时26岁。孙昶则身高体壮，曾作为空军代表参加过全军体育运动大会。有一天晚上，领导发现他两天没上山劳动，让难友们批判他，大家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走了进来，原本高大体壮的他，当时瘦得像一个只会出气的木乃伊。他站在那里，两眼望着房箔说：“李大夫叫我回家休息。”（这是他生前给我们留下的最后一句话。）大家沉默无语，过了一段时间，他什么也没说离开了会场，领头人有气无力地宣布散会。第二天后半夜他就和我们永别了。当时我们都不在家，他的一块贵重手表被人掠去。听说他的遗体被装在一个小板柜里埋了。死时26岁。不久，27岁的陈清萼也饿死了。

杨静波之死

杨静波，原是空军第五速成中学政治教员，1958年被划为右派，在前所农场二队劳动。1958年年底，农场集中右派修建三队水库，任务是取土运土。劳动时，一大块冻土塌了下来，杨静波被砸倒压在下面。死时年仅27岁。

李德本之死

李德本系第八航校雷达教员，来农场不久即发现视力下降且日趋严重，请假求医，队领导认为他是借病逃避劳动，不批准外出。后来严重到走路不稳，经常摔跤，才获准外出诊治，结果查出脑部有瘤压迫视神经，随即赴京就医。在协和医院检查后认为治疗太迟，手术会有危险。结果1959年初死在了手术台上。时年27岁。（作者为离休干部，曾任空军第一师政治部宣传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