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那个时代教授的辉煌岁月：民国记忆》 作者：张意忠 出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在近代中国，敢于着书立说，抨击西方列强，面对洋人敢于横眉冷对，调侃、嬉笑怒骂无所不及者，辜鸿铭可以说是第一人。综观辜鸿铭的一生，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民族气节令人叹服。

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隆之介来华旅游，途经上海时，一位西方友人约翰斯曾握着他的手，特别提醒说：“不去看紫禁城也不要紧，但不可不去一见辜鸿铭啊！”这位日本作家日后承认，约翰斯所言“真不我欺”。无独有偶，美国当代着名汉学家、哈佛大学博士艾恺在一本书中也说，在一战时和战后的欧洲，与泰戈尔等着名东方圣哲齐名的，不是严复或梁启超，而是辜鸿铭。他的书被译成多种欧洲语言，是欧洲大学哲学课程的必读之物，西方客人更是“竞相走访，敬聆教诲”。

辜鸿铭是位反传教斗士。辜鸿铭爱国最突出表现在1891年引发的“长江教案”事件上。当时，侵略分子大造舆论，歪曲中国人民反洋教运动真相，谩骂中国人野蛮，叫嚷要用“炮舰镇压”。这时，辜鸿铭拍案而起，用英文撰写专论《为祖国和人民争辩》，送到上海《字林西报》刊发，谴责西洋在华的一些传教士假借不平等条约特权在中国土地上为非作歹，对侵略者进行义正词严的批驳，为国人反洋教运动辩护。文章被英国《泰晤士报》摘要转载并加评论，引起英国人民对侵略者的不满和对中国人民的同情。《辛丑条约》签订以后，其中规定有开发黄浦江一款，西方各国展开争斗。结果是上海道具体负责，各国领事协同办理。上海道特意聘请辜鸿铭任工程总指挥。辜鸿铭上任后不久，查出有两个洋人舞弊，冒领挖泥费白银16万两之多。领事极力袒护，辜鸿铭力争要惩罚。在有各国领事参加的会议上，领事们认为大家都不是工程专家，所查结果不一定准确，等专家审定后再说。辜鸿铭当即出示在德国所获得的工程硕士文凭，各国领事均无话可说。最后经过辜鸿铭的多方奔走，终于索回这笔巨款。对那些自以为是、不尊重其他民族习惯的外国人，辜鸿铭的舌辩天赋，发挥得最是淋漓尽致。还在英国留学时，每逢中国重大传统节日，他一定要在房间里朝东方摆个祭台，敬上酒馔，有板有眼地遥祭祖先。房东老太看到他几叩几拜、口中念念有词的模样，就指着丰盛的祭品挖苦道：“你的祖先什么时候会来享受你这些大鱼大肉啊？”他响亮地回敬道：“应该就是在你们的主听到你们的祷告之声，你们的先人闻到你们所孝敬的鲜花花香的那个时候吧！”令对方瞠目结舌。

1901年，侵略者叫嚣要中国拆除大沽炮台时他挺身而出，一语惊人：“我在此贸然提醒世界注意在中国存在一个更危险的炮台——传教士炮台。”他以笔代炮，炮轰那些伪善的传教活动和文化侵略。辜鸿铭的名字因此受到西方的关注。他反对乱用洋人，不迷信西洋“改良”一切。他摆足架子接见毛姆，数落毛姆对中国文明的歧视：“你们凭什么理由说你们比我们好呢？你们的艺术或文字比我们优美吗？我们的思想不及你们的深奥吗？……呶，当你们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时候，我们已经是进化的人类了。”辜鸿铭在做黄浦浚治局督办的几年，手中有实权，敢于顶住洋人的压力，为民做主，大胆处理不法洋人，揭露中国贪官与洋人勾结的贪污行为……对于辜鸿铭“睥睨中外，诚近于狂”的种种，林语堂说得十分精彩：“原亦只欲替中国人争面子出气而已。”辜鸿铭确实为中国人争了不少面子。他是中国文化输出的功臣。他的最大贡献是把我国儒家经典古籍译成外文，远扬海外，影响深远。林语堂评论辜鸿铭的译着“卓越聪明”“正确明白”。在英国、法国特别是德国人眼中，辜鸿铭是受人尊敬的中国哲学家。20世纪初，西方认可的东方文化人只有两位：印度的泰戈尔和中国的辜鸿铭。他们同为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被提名人（泰戈尔获奖）。且看辜鸿铭与世界名流的过从：1891年，俄皇储来华，赠其镂皇冠金表；1898年，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晤面；1906年，与俄国作家托尔斯泰书信往来；1920年，英国作家毛姆来访；1921年，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来访；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来访。丹麦作家勃兰克斯作专着《辜鸿铭论》，日本作家清水安三作《辜鸿铭》，甚而连无缘面晤的印度伟人圣雄甘地也称他是“最尊贵的中国人”。辜鸿铭逝世第二天，吴宓在《大公报》上发表的悼文中说：“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领袖人物应作别论外，今日吾国人中，其姓名为欧美人士所熟知，其着作为欧美人士所常读者，盖无有如辜鸿铭氏。自诸多西人观之，辜鸿铭实为中国文化之代表，而中国在世界唯一有力之宣传员也。”“扬我中华”，辜鸿铭当是响当当的一个！

辜鸿铭在洋人面前表现出来的优越感源自于他的机智幽默。对于洋人，他的一种说法也尽人皆知：“洋人孰贵孰贱，一到中国就可判定。贵种的洋人在中国多年，身材不会走样；贱种的洋人则贪图便宜，搜括民脂，不用多久就会脑满肠肥。”某天，辜鸿铭在北京椿树胡同的私邸宴请欧美友人，点的是煤油灯，烟气呛鼻。有人说，煤油灯不如电灯和汽灯明亮，辜鸿铭笑道；“我们东方人，讲求明心见性，东方人心明，油灯自亮。东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样专门看重表面功夫。”你说这是谈佛理，谈哲学，还是故弄玄虚？反正他这一套足够唬住那些洋鬼子。辜鸿铭辩才无碍，他既能在西洋人面前稳操胜算，也能在东洋人面前棋高一着，即便面对的是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那样的高段位选手，他也能赢。中日甲午海战后，伊藤博文到中国漫游，在武昌居停期间，他与张之洞有过接触，作为见面礼，辜鸿铭将刚出版不久的英文译本《论语》送给伊藤。伊藤早有耳闻——辜鸿铭是保守派中的先锋大将，便乘机调侃道：“听说你精通西洋学术，难道还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于两千多年前，却不能行于二十世纪的今天吗？”辜鸿铭见招拆招，他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好比数学家的加减乘除，在数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纪，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并不会三三得八的。”伊藤听了，一时间无词以对，只好微笑颔首。辜鸿铭殊非当时一些泄泄沓沓的士大夫所可比拟，他生平喜欢痛骂洋人，反以此见重于洋人，不为别的，就为他骂得鞭辟入里，骂在要穴和命门上。洋人崇信辜鸿铭的学问和智慧，到了痴迷的地步。当年，辜鸿铭在东交民巷使馆区内的六国饭店（今天的华风宾馆）用英文讲演“TheSpiritoftheChinesePeople”（《中国人的精神》，他自译为《春秋大义》），中国人讲演历来没有售票的先例，他却要售票，而且票价高过“四大名旦”之一的梅兰芳。听梅的京戏只要一元二角，听辜的讲演要二元，外国人却把会场坐满了，外国人对他的重视由此可见一斑。

1913年，袁世凯搞“善后大借款”时，六国银行团的德国代表科士达因不懂中文，想找一个英文德文均精通的中国人来做翻译，辜鸿铭成了他们的最佳人选。辜鸿铭自恃身价，开口就要六千银元的月薪。要知道，民国初年一个中级公务员的月薪，不过数十银元而已。没想到，银行团竟爽快地答应下来。然而，由于生性厌恶这种“铜臭熏天”的地方，再加上了解各国借款给中国的不良动机，聘期一到，辜鸿铭就迫不及待地离开了。临走时，他还特意留下了一句让人哭笑不得又寓意深远的话：“银行家，就是当天气晴朗时，硬要把雨伞借给你，而阴天下雨时，又恶狠狠地将伞收回去的那种人。”这本是辜鸿铭的随意调侃，最后却成了广为人知的英谚。

1920年，46岁的英国作家毛姆来到中国旅游，听人说“可以不看三大殿，但一定要见辜鸿铭”，毛姆的朋友就写了一封信给辜鸿铭，请他上门。年过60的辜鸿铭根本没去，毛姆只好找到辜鸿铭的小院子（今天在东城区柏树胡同28号），辜鸿铭得意地对毛姆说：“你朋友认为中国人都是苦力吧，招手就来。”辜鸿铭是毛姆中国之行所遇到的第一个敢于当面挖苦他的人。毛姆说：“久闻先生大名，今天特地前来拜访。”辜鸿铭回答说：“你来看我，我觉得非常荣幸。”“你们的国人只同苦力和买办往来，你们想所有的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谈话中间，辜鸿铭最小的女儿进来了。辜鸿铭给毛姆介绍说，她是皇帝退位那天出生的，“我想她是新时代起源的使者”。又说：“她是这老大帝国覆亡的末了一朵花。”“你看我留着发辫”，他说，“那是一个标记。我是老大中华的末了一个代表。”最妙的是，临别时，辜鸿铭送毛姆两首中国古诗。毛姆说：“你不同时给我一个译文吗？”辜鸿铭说，给他翻译就是给他伤害。毛姆不懂中文，后来请人翻译出来一看，原来是两首赠妓女的诗，令他简直哭笑不得。

清末民初，洋人简直就如同洋菩萨，到处受到尊敬，他们动不动就批评中国的文化落后、野蛮，这让辜鸿铭深受刺激。年纪轻轻的辜鸿铭，已经懂得如何回敬那些自以为是的洋人了。除了幽默的讽刺，辜鸿铭还用英文写了很多揭露西方的文章，其中不乏机智犀利之作：“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据罗家伦回忆，当年他在国外看到这些话的时候，觉得辜鸿铭的用词和造句“令人拍案叫绝”。事隔多年，他还能复述这篇文章的内容。当然，辜鸿铭对传统文化的维护并非总是这么理性。当外国人不时地说三道四的时候，他就会作出情绪化的反击——开骂。他骂英国人傲慢，法国人伪善，德国人自私，美国人庸俗，俄国人残暴……奇怪的是，这种情绪化的反击，竟赢得了欧美人的尊重。有一次，他在电影院看电影，想点着一支一尺长的烟斗，但火柴已经用完。当他认出坐在他前排位置的是一位苏格兰人时，他就用烟斗和蓄有长指甲的手指轻轻地敲击那个苏格兰人的光头，一副傲形于色的样子，以不容拒绝的口气说：“请点着它！”那个苏格兰人被吓坏了，以为遭遇了中国黑道上的老大。苏格兰人自认为得罪不起，只好乖乖地捣出火柴，抖抖索索地点着辜鸿铭的烟锅。辜鸿铭深吸一口，吐出一团烟雾，同时也吐出了心头积郁的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