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书里记载战争中的歼敌数字，有些是显然不合理的，其中颇有夸大之嫌。某些问题，古代史学家已提出怀疑，但对夸大数字的各种原因，尚少深入的探索。近读《三国志》，发现一点有关歼敌统计数字的秘密，某些疑问，似可有个接近实际的答案了。在《三国志·魏书·国渊传》中有这样一段话：

　　国渊字子尼。太祖征关中，以渊为居府长史，统留事。田银、苏伯反河间，银等既破……破贼文书，旧以一为十。及渊上首级，如其实数。太祖问其故，渊曰：“夫征讨外寇，多其斩获之数者，欲以大武功，且示民听也。河间在封域之内，银等叛逆，虽克捷有功，渊窃耻之。”太祖大悦。

　　这段话很值得研究，它揭露了当时战绩统计的一个秘密，凡破贼文书中的歼敌数字都是“以一当十”，夸大十倍以宣扬武功，鼓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而且这是一种“旧例”，即不是汉末才有，而是固有的宣传惯例了”。因此，国渊上报的“首级”只是实数，未加扩大，(太祖)曹操反以为怪了。国渊未扩大十倍是否反对这种旧例呢?不。他只是认为要从宣传的实效出发。“内寇”不宜夸大，“内寇”愈多，愈证明内政不善，人心思叛。夸大战果政治上不利。如果征讨“外寇”则国渊也不反对“以一当十“的宣传作用的。后人读史就不能不知道这种宣传惯例。

　　按此例来研究一些汉末三国时期的战役歼敌统计，就会发现一些“以一当十”的实例了。如《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记曹操大败袁绍于宫渡。“绍众大溃，绍及谭弃军走，渡河，追之不及，尽收其辎重图书珍宝，虏其众。”裴注引《献帝起居注》说：“绍与子谭轻身逃走，凡斩首七万余级，辎重财物巨亿。”又同书《袁绍传》说：“绍众大溃，绍与谭单骑退渡河，余众伪降，尽坑之。”裴注引张璠《汉纪》：“杀绍卒凡八万人。”

　　以上两书，一说“七万”、“八万”。而曹军人数则只有“兵不满万，伤者十二三”。即以七八千之众，尽杀所虏袁军七八万人。很不可信。对此，裴松之在注中已提出疑问说：“诸书皆云公坑绍众八万，或云七万，夫八万人奔散，非八千人所能缚，而绍之大众皆拱手就戮?何缘力能制之?是(曹军)不能甚少。将纪述者欲以少见奇，非实录也。”裴松之指出这个歼灭袁军七八万人不是“实录”，是正确的；指出曹军偏少也是对的。但忽略了所杀袁军数字是夸大的。汉末人口情况，大郡六十万，中郡四十万，小郡才二十万。一下杀掉小郡人口总数的三分之一强，不太可能，而且袁军的实力，很快就恢复了。据《武帝纪》：“次年四月，绍归，复收旧卒，攻定诸叛郡县。”可见袁绍兵卒溃散在外者甚多，并未被曹操杀掉七八万。故可知《献帝起居注》、《汉纪》都是按旧例的扩大十倍来计算的。曹军所歼灭的袁军当是七、八千人。如曹军以不足万人之众歼敌近万(尽坑之数)，另有杀伤数、溃逃数未计，这也是非常大的胜利。

　　我们再用此法来研究另一次战役。魏文帝(曹丕)时，张既平定凉如胡人，当时战报的歼敌数字也是“以一当十”的。《张既传》载：

　　凉州卢水胡反，张既遂渡河，贼七千余骑逆拒军于鹯阴口……既遂前军显美，胡骑数千，因大风欲放火烧营，将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为伏，使参军成公英督千余骑挑战，敕使阳退。胡果争奔之，因发伏截其后，首尾进击，大破之，斩首获生以万数，帝甚悦。

　　这是一次战斗中的斩获。双方兵力情况如下：胡骑总数七千守于鹯阴口。欲来放火烧魏军营垒者是其中大部分——数千(3—5千)人；魏军约五千，骑兵余骑，精卒三千人。即双方参战者各不过五千人左右。胡骑中伏大败而逃。骑兵行动迅速、步卒追击不易。不可能全歼，全歼亦不上万。魏军以五千之众歼其二三千骑，已是重大胜利。所记“斩首获生以万数”的“万”字，当是扩大十倍。以“千”数则符合事实。以此印证《国渊传》中征外寇扩大十倍的说法，可知当时确有此成例。

　　以上三例足以说明汉末三国之际，战争中破贼文书的歼敌数字颇有夸大者。如载之史书，后人常以为是事实，确实误人。但是否每一战役统计都有夸大，则还要具体分析。如国渊本人就是如实上报战绩的。但我们知道有此惯例，在研究汉代的战绩统计时，就不会轻易相信。对歼敌的数字应会作一番实事求是的推敲，而不致上古人的当。

    在三国以前，斩首数字夸大了10倍，这也就是为什么秦汉时代，斩首数如此众多的原因之一。而之后，唐，宋，明这些王朝杀敌斩首数，显然还不如战国时代。原因在意战国时代，各国开作弊器，把战绩夸大了10倍。把军队数字夸大了10倍，于是出现了“前无古人的辉煌战绩”“无法解决的后勤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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