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开始向苏共商议建立东方情报局。斯大林的谨慎态度与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开始了一番互动与较量……
 
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集会，宣布成立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联共(布)中央书记日丹诺夫在报告中提出了著名判断——国际局势已出现两个对立阵营。日丹诺夫的报告被认为是与杜鲁门主义相对应的苏联的冷战宣言，而共产党情报局则成为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西方对抗的大本营和司令部。随后，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便开始流传关于共产党东方情报局成立的消息。但一阵喧嚣过后，人们并没有看到东方情报局的影子。于是，这个神话就自然消失了。时至今日，很少有人再提起此事。

 
然而，随着冷战结束后中、俄档案的不断解密和公布，东方情报局的问题再次浮出水面。其实，东方情报局最后并未成立，但中国共产党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确承担了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那么，东方情报局的问题是如何提出的?在斯大林的战略中亚洲处于什么地位?毛泽东对领导亚洲革命有哪些考虑?中共对待东方情报局持什么态度?东方情报局为何最终没有建立?归根结底，亚洲革命的领导权是如何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的?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解开东方情报局这个历史之谜。
 
斯大林的战略
 
1947年11月19日香港广播电台播发了一条“可靠的”消息：“11月20日，满洲、蒙古、朝鲜、印尼、马来亚和印度支那共产党将在哈尔滨召开代表大会，会上将要建立东南亚和远东情报局，共产国际在贝尔格莱德恢复行动非常明显地证明，苏联政府进行伪装的时期一去不复返了。”第二天，上海《东南日报》的报道又增加一些引人注意的细节：“今天，在哈尔滨召开了远东共产党代表大会，以便讨论关于建立远东情报局的问题。中国、朝鲜、蒙古和暹罗将派代表出席会议，毛泽东已经派遣非常著名的中共领导人李立三参加会议，并担任会议主席，李立三现在正在满洲。”这一消息瞬间就传遍了巴黎和伦敦的报纸，并引起了正在努力恢复对其原有亚洲殖民地控制的法国、英国的疑虑和恐慌。
 
不过，这些传言很快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传说中的东方情报局根本就没有出现。的确，在斯大林的冷战战略中，最初的设想是外线防御、内线进攻，即对美国及西方采取保守和防御的策略，而集中力量对阵营内部进行整肃，统一思想和步调，以稳定与西方抗衡的阵脚。此外，苏联的外交重点始终在欧洲，斯大林也没有精力和心情过多地关注亚洲。这一特点，在共产党情报局成立时就显现出来。斯大林拒绝希腊共产党参加情报局会议，日丹诺夫的报告对如火如荼的中国革命轻描淡写，以及斯大林因铁托的鲁莽行动而最终决定将南共赶出教门——这一切都表明苏联的冷战战略不具进攻性，且希望避免和推迟与美国的直接冲突。
 
俄国学者艾菲莫娃查阅了大量苏共中央档案，发现：在1948年春季之前，苏联共产党同所有东南亚共产主义活动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并且尽力不卷入这些国家的国内斗争。由于不确信这些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能否取得胜利，苏联领导人甚至不愿同东南亚共产党保持正常的关系。有研究表明，有关越南情况的文章一直到苏联承认了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也就是在1950年，才出现在《真理报》和《消息报》上。
 
不过，莫斯科注意到，中国共产党人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会议非常重视，甚至有意在远东也建立一个类似的组织。
 
但是，如果认为毛泽东当时就想建立东方情报局这样的国际组织，未免言过其实。1947年底，国共内战的局面刚刚开始有利于共产党，毛泽东的相关讲话不过是希望借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东风鼓舞士气而已。不过，一年以后，当国民党败局已定，共产党即将掌握政权时，毛泽东确实想起了东方情报局。
 
高岗突然发问
 
1948年7月，毛泽东向苏共中央派驻中共中央的代表科瓦廖夫提出，他希望尽快访问莫斯科，以便向斯大林求教，并协调中苏两党的政策。在所列举的与斯大林会谈的几个问题中，就包括与东方革命力量联合，同东方各国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建立关系的问题。经过一段时间的犹豫，斯大林最后还是拒绝了毛泽东访苏的要求。到1949年初，斯大林已改变了过去对中国问题的观望态度。然而，毛泽东严词拒绝由苏联政府单独出面调停国共内战的立场，使斯大林感到他对中共确实缺乏了解——如果莫斯科想要通过支持中共来达到与未来的中国政权建立友好关系的目的，首先必须搞清楚中共的性质和政治主张。于是，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便被秘密派往西柏坡。
 
在1949年2月3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毛泽东正式提出了建立亚洲共产党情报局的问题。当米高扬问到亚洲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合行动时，毛泽东说，中共还没有明确的意见，但中共赞同与印度支那、朝鲜等国的共产党建立联系。目前中共与印度支那和朝鲜共产党联系比较密切，与其他共产党联系较少，主要是通过香港的联络员联系，而与日本共产党基本没有联系。毛泽东提出，应该成立像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那样的亚洲局，这个问题可以等到中国局势稳定以后再讨论。米高扬当即表示，苏共中央认为中共中央不必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而应该建立以中共为首的共产党东亚国家局，最初可以由三个政党，即中、日、朝三国的共产党组成，以后逐步吸收其他党。这时毛泽东提问，中共与苏共的关系是否应该是直接的，是否可以就成立东亚国家局的问题与日本及朝鲜共产党进行联系。米高扬这次给了肯定答复。虽然毛泽东最初的口气带有试探性，但听了米高扬的答复后就显得有些迫不及待了。
 
此后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进行联系的情况，目前尚未发现史料记载。不过，是年5月初与朝鲜劳动党代表金一的会谈中，毛泽东再次提到情报局的问题。关于这次谈话，朝鲜和中共分别向苏联作了通报。朝鲜通报的内容是：毛泽东详细询问了金日成3月访问莫斯科的情况，并特别想知道是否同斯大林谈起这个问题，朝鲜劳动党持何种意见。毛泽东说，中共已收到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等四国共产党的来信，“他们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至于中共的意见，毛泽东认为，“现在成立情报局似乎还为时过早”，因为中国和印度支那都在打仗，朝鲜局势又紧张，如果成立情报局，会被认为是建立军事同盟。中共通报的内容比较简单：毛泽东认为“成立东方情报局的问题还不成熟”，理由是在12个东方国家中，中共只与蒙古、泰国、印度支那、菲律宾和朝鲜的共产党保持着联系，而对其他国家的情况了解甚少，同日本和印尼甚至没有联系。所以，应该先建立联系，研究情况，之后再着手成立东方情报局。
 
从这两个通报的细微差别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建立东方情报局的事情非常关切，但不想让斯大林看到他的急迫心情。所谓“为时过早”、“还不成熟”，不过是一种试探性的说法。毕竟，毛泽东那时还在担心斯大林把自己看做东方的铁托。(毛泽东后来多次提起斯大林对自己的猜疑，而斯大林也确实有此顾虑。1948年12月，斯大林从中国召回科瓦廖夫。在这次会谈中，斯大林直接提出了关于中共对“南斯拉夫事件”的立场问题，并要求知晓中国人站在哪一边——作者注)他不知道斯大林是否真心同意成立共产党东方情报局，更不想让斯大林感到中共尚未夺取政权，就要“另起炉灶”。
 
毛泽东的担心果然不错。在5月26日的回电中，斯大林提醒毛泽东：一旦人民解放军接近印度支那、缅甸、印度边境，在这些国家，甚至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会造成一种革命形势。对帝国主义者来说，这意味着将有可能失去这些国家，因此它们会想尽一切办法，进行封锁或与人民解放军发生武装冲突，以便将华南控制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随后斯大林明确表示，同意毛泽东关于目前不宜建立东方共产党情报局的意见。
 
斯大林的答复显然令毛泽东失望。实际上，毛泽东是真想在中国组建起亚洲革命的大本营。所以，借着刘少奇秘密访苏的机会，毛泽东决定再次试探斯大林的态度。在7月27日两党代表团会谈时，斯大林主动谈到1945年他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的失误，并对此表示歉意。斯大林说，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成熟的党，祝愿中共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列。斯大林还建议，在国际革命运动中，中苏两家都应多承担一些义务，而且应该有某种分工。希望中国今后多做东方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工作，苏联对西方多承担些义务，多做些工作……谈到这里，高岗突然问了一句：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加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斯大林当然听出了弦外之音，回答说，这不太合适，因为中国的情况与欧洲完全不同。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但是时机也许还略为早了一些。斯大林又说，苏联既是欧洲国家，也是亚洲国家，将来可以参加东亚共产党联盟。(刘少奇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电，1949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看来，斯大林嘴上说把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交付给中共，但实际上并不放心。至于东方情报局，斯大林仍坚持认为不宜过早建立。
 
不过，对毛泽东来说，实质问题已解决。1957年5月25日毛泽东对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伏罗希洛夫说，中国是一个亚洲大国，首先感兴趣的是亚洲。1949年与斯大林取得共识，那就是中国要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亚洲问题上。(阎明复《1957年形势与伏罗希洛夫访华》，《百年潮》2009年第2期)斯大林主动提出要中国领导亚洲各国共产党，这已经够了，东方情报局只是一个形式问题。有了斯大林的尚方宝剑，毛泽东立即展开了实际行动。
 
毛泽东的眼光与司徒雷登的评价
 
中共中央机关于1949年3月下旬从西柏坡迁入北平，首先开展的工作之一就是与亚洲各国共产党建立联系，并对其革命活动给予指导。至少在7月上旬，中共中央统战部已经开始筹划组织亚洲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学习中共的革命经验。斯大林提出中苏两党分工合作的建议后，大约7月底，“第一学习组”便在中南海开班授课，学期一年。学习组按国家分为7个小组，即越共组、泰共组、菲共组、印尼共组、缅共组、马共组、印共组。学习资料以《毛泽东选集》为主，授课的都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及有关部门负责人，有朱德、陈毅、刘伯承、邓小平、李涛、李维汉、彭真、张闻天、罗瑞卿、陈伯达、安子文、刘宁一、廖鲁言等。讲课的内容包括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群众运动等理论问题，以及中国革命的经验。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特别是斯大林表面上认可了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经验后，中国作为亚洲革命领导者的地位更加突出了，中共的积极性也更加高涨。1949年10月7日，共产党情报局机关报发表社论指出，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具有世界性的历史意义，不仅影响了中国人民的命运，而且将影响东西方所有人民的命运……尽管这是一篇祝贺性的社论，但它对中国革命意义的评价已足令中共感到兴奋。接着发生的亚澳工会会议事件，更加凸显了中共领导革命的经验和地位。1949年11月16日，世界工会联合会亚澳会议在北京开幕。作为第一次会议主席，刘少奇在开幕词中大力宣扬中国革命的经验，并总结说，开展武装斗争是中国人民取得胜利的基本道路，“这条道路就是毛泽东的道路”，也是“许多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独立和解放的不可避免的道路”。(《人民日报》，1949年11月17日第1版，11月22日第1版)刘少奇的讲话引起了包括苏联代表团在内的很多国家代表团的反对。斯大林得知这种情况后，立即给苏联代表团团长索洛维约夫发出一封电报。斯大林指出：索洛维约夫反对发表刘少奇的讲话稿，是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苏联领导人认为刘少奇的这个讲话是正确和及时的。(详见《同舟共进》2011年第1期，杨奎松《60年前的“中国道路”》)
 
其实，这个故事并不表明斯大林认为中共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普遍意义，更不能说明他同意把武装斗争作为世界工联的工作路线。面对世界工联会议的冲突，斯大林非常为难。毛泽东就要来苏访问，斯大林此时可不想令他难堪。后来《真理报》突然刊登刘少奇的讲话，也是对毛泽东做出的一种政治姿态，因为苏联在远东需要一个可靠的盟友。如果仔细观察可以发现，就在共产党情报局机关刊物10月7日社论发表前两天，《真理报》也发表了一篇祝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文章，而该文将中国革命的胜利归结为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列宁、斯大林思想的引导，强调工人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作用，却没有突出毛泽东以及中共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斯大林同意中国报纸刊登刘少奇的开幕词而对会议决议的争执不予表态，就反映出他的另一用心——让毛泽东心满意足，以争取苏联提出的关于旅顺、大连和中长铁路协定在下一轮谈判中得以通过。关于这一点，德国学者海茵茨希的考察很说明问题：那时《真理报》第1版有一个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报道的专门栏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3个月里，总共只发表了5条关于新中国的消息。但是在斯大林同意周恩来到莫斯科来重新签订中苏同盟条约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自1950年1月5日起连续5天，该栏目每天都有中国的报道，而且其中4天被列为头条。此外，从1月1日起，《真理报》分18次连载了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的长篇文章《战斗的中国》。斯大林可谓用心良苦。
 
不管斯大林的真实意图如何，世界工联会议事件和《真理报》的报道，无疑使中共感到鼓舞。为了加强对亚洲各国共产党的了解和领导，1950年2月，中共中央在统战部下设立了东方各国革命问题研究会，李维汉任书记，廖承志等7人为委员。以后朝鲜战争爆发，毛泽东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答应苏联的要求，毅然派兵入朝作战，不仅赢得了斯大林的信任，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和亚洲各国引起重大反响。毛泽东在决定出兵时所说“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显然是考虑到这方面的因素。(《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中国在一个亚洲国家的革命面临危机时挺身而出，在实际上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也就自然突出了北京的中心地位。毛泽东的想法确与其他中国领导人不同，他的眼光早已注意到中国以外的世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说过一句话，可谓一语中的：在未来“可能导致中苏分裂甚或走向战争的众多原因中，最重要的是不甘人下的毛泽东要成为亚洲的列宁”。此后，中国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迅速扩展，工作也越来越繁重。
 
斯大林终于“放权”给中共
 
在中朝联军顺利推进到三八线时，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分别会见了斯大林派来帮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苏联著名哲学家尤金，详细介绍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情况及中共与它们的联系。在1950年12月31日的谈话中，毛泽东告诉尤金，“现在所有亚洲国家的共产党都要求向它们提供建议和帮助”，“北京已经聚集了除印度共产党以外所有亚洲共产党的代表”。毛泽东说，中共应当研究亚洲各党的情况，并给予它们建议和各方面的援助。同时，希望苏共中央能派代表常驻中共中央，以便共同研究和解决亚洲各国共产党的问题。1951年1月3日，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向尤金详细介绍了这方面的情况，希望苏共中央在北京设立常驻代表处，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共同帮助亚洲各国共产党。为此，中共正在组织一个有400多人参加的训练班，为亚洲国家各共产党培养骨干。
 
随着对亚洲各国共产党工作量的增加，中共的机构建置也需要重新调整。考虑到东南亚华人华侨的问题，过去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都是由统战部兼管。1950年8月，统战部长李维汉向中央建议，最好设立一个国际部专门管理这方面的工作。1951年1月16日，刘少奇通知正在莫斯科担任大使的王稼祥：中央已决定你为中央对外联络部长，负责与各国兄弟党联络……专门负责给兄弟党训练干部的干部学校。刘少奇指出：这个学校是秘密的，不要正式名称，也不要正式的校长，由中央委派专人负责办理，一切日常事务由联络部解决。
 
到1951年初中联部成立时，北京已成为亚洲各国共产党代表集中活动的中心。当时亚洲未执政的各国共产党都有代表常驻北京，他们大都携带家属居住和工作在马列学院第一分院(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所在地)大院内。这些代表主要是作为本党与中共的联络员。有的还代表该党出席一些重要会议，如马共政治局委员阿成曾作为正式代表出席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初期还有些代表享有双重身份，直接参与中共的工作，如阿成就曾担任北京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这些代表多是通过交通员与本党保持秘密联系，传递情报、运送经费、传达指示、接送干部，都是交通员的工作。常驻代表的子女，年龄小的在中南海幼儿园或马列一分院托儿所，稍大一些便被送进海淀区的育才学校，与中联部子弟在一起读书。(李丹慧、沈志华采访阿成及其子女的记录，2011年2月24日至3月6日于泰国合艾、勿洞——作者注)整个情况，与1920年代至1940年代各国共产党派代表常驻共产国际非常相似，这或许就是中共感到困难而要向苏共中央请求帮助的原因。
 
由此不难看出，中国出兵朝鲜后，斯大林已把亚洲革命的领导权完全交给中共。1951年5月斯大林接见中联部部长王稼祥时，主动提出了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主的亚洲社会主义联盟的设想。毛泽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中国帮助最多的应属越南劳动党
 
新中国建立伊始，中共就主动担负起指导和帮助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责任，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尚未取得完全胜利，便已成为亚洲革命的领袖。中共中央认为，援助亚洲革命，不仅是一种责任，也是自身安全的需要。
 
最早要求中共提供帮助的是朝鲜劳动党。尽管在苏联的统治下，金日成已在朝鲜北方建立起革命政权，但为了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他完全依赖苏联和中国的支持，尤其是在采取武力方式解决统一的问题上，金日成迫切需要中国的人力支持。1949年5月和1950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中的朝鲜族官兵4万多人成建制地携带全副武装开赴朝鲜，客观上为金日成发动战争创造了先决条件。
 
不过，斯大林虽然让毛泽东承担起领导亚洲革命的责任，但朝鲜是一个例外。作为苏联在远东安全的门户，斯大林一直把朝鲜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例如，新中国建立后，朝鲜是否可以与中国建交，何时建交，都要经过斯大林的首肯。中朝之间是否需要签订同盟条约，何时签订，也要听从斯大林的旨意。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毛泽东几次要求出兵，帮助朝鲜迅速结束战争，而斯大林一直不肯答应，根本原因就是不愿意放弃对朝鲜的主导权。直到联合国军突破三八线，斯大林才不得不请求中国出兵。经过几番周折，当毛泽东毅然决定出兵朝鲜时，处理朝鲜问题的主动权实际上已开始向中国转移。战争期间，中朝高层在军队指挥权、突破三八线后的战略安排、铁路管理权的归属、停战谈判策略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发生分歧和争执，斯大林都支持了中方的主张，固然与毛泽东从社会主义阵营整体利益出发的立场有关，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在战场上中朝一方行动的主导因素实际上在于中国的意向。斯大林去世以后，特别是在1954年至1956年，莫斯科进一步认可和尊重中国对朝鲜问题的发言权。苏联领导人不仅劝告朝鲜应多听取中国的意见，甚至在确定对朝政策和处理苏朝关系时，莫斯科也都要与北京协商。
 
对于远在东南亚的越南革命，斯大林始终不感兴趣。1950年1月胡志明对莫斯科的访问以及苏越建交，很大程度上是斯大林看在毛泽东的面子上应允的。因此，尽管越南很早就提出派阮良朋担任驻苏大使，但苏联方面迟迟没有回复，也没有任命苏联驻越大使。斯大林甚至批准了苏联外交部这样一个奇怪的建议：越南民主共和国在苏联的利益由中国大使馆代表。于是，毛泽东欣然担负起领导越南革命的责任。
 
如果不计抗美援朝战争，那么在亚洲各国共产党中，中国指导和帮助最多的应属越南劳动党。早在1949年10月印度支那共产党(文献中一般称越共)中央便派华侨工作委员会主任李碧山(李班)和阮德瑞来到北京，要求中共给予帮助。1950年上半年，中共先后派出军委办公厅主任罗贵波、第三野战军十兵团政委韦国清、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作为中共中央联络员、代表，同大批军事顾问前往越南解放区工作，其任务第一步是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帮助解决军火、物资及其他援助问题，并组织交通运输，第二步是帮助越共建立正规军队、加强党和政权的建设，以最终战胜法国帝国主义。1月6日刘少奇向接近中越边境的林彪部队转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对于越南人民和武装部队必须尽可能地提供便利和帮助，准许他们在需要和困难时进入中国国境躲避或借道通行，所需武器、弹药和粮食也应尽力帮助。据不完全统计，至1951年2月，除广西、云南各提供10000支枪和弹药外，中国为越共装备了9个师、1个主力团、2个炮团及若干地方武装部队。同时派遣大量师、团、营各级指挥员到越共部队做顾问，协助作战指挥，并派遣炮手、爆破手帮助越共训练部队。此外，应越共请求，中国还在几个月内提供了数千吨粮食、几百辆汽车和大量服装、汽油等物资。同时，接受越共部队到中国境内进行培训。这些援助为越共战胜法国军队奠定了基础。直到1950年代中期，苏联始终把越南问题看作中国权限范围内的事务。
 
从一些零星的俄国档案还可以看出，1953年至1955年，对于日本共产党的问题主要也是通过中共联系和处理的。如苏共与日共的联系，就需要通过北京中转。向日共提供的经费，也是由中共来处理的。不过，至少从1958年开始，苏共就不再通过中共与日共联系，给日共的经费援助也是由莫斯科直接划拨了。
 
与其他亚洲国家如印度、尼泊尔的共产党之间的联系，在俄国档案中也有所反映。由于中共中央联络部的档案没有开放，研究者至今无法了解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相互关系的总体的和详细的情况。不过，从目前看到的史料可以判断，自新中国成立后，亚洲各国共产党基本都是与中共发生关系并接受其指导和帮助的。
 
东方情报局只是革命的副产品
 
尽管中国实际上领导、支持和援助了亚洲各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但东方情报局却一直没有建立起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中国和苏联对外政策的相应改变。
 
1954年3月2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并原则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关于日内瓦会议的估计及其准备工作的初步意见》，确定了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协商解决国际争端的方针。在7月7日听取周恩来关于日内瓦会议进展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总结说：“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这是苏联提出来的口号，也是我们的口号”，“总之，国际上我们就是执行这个方针”。不仅如此，1954年10月，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还联合给马来亚共产党提出书面意见，要求马共放弃武装斗争，走和平的道路。特别是在1955年4月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再次重申了一年前中印联合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并向与会各国首脑保证：愿意与各国建立正常国家关系，中国不会干涉别国内政，也“决无颠覆邻邦政府的意图”。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建立共产党国际组织的问题当然无从提起。
 
到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莫斯科会议召开时，中共代表团重新提出“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并与苏共产生了分歧。此时，毛泽东考虑的已经不是亚洲革命，而是如何领导世界革命的问题了。
 
东方情报局问题与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一样，都是那个时代“革命”的副产品。尽管苏联的关注点在欧洲，斯大林对西方的冷战政策是以战略防守为重点，但亚洲革命形势的发展却令东方情报局的问题呼之欲出;毛泽东的革命观和领袖欲使他在中国革命尚未完全成功之时，便开始考虑亚洲革命的问题，而且把中国革命和亚洲革命看作两个相互依赖、共同促进的历史现象;斯大林对世界革命的谨慎态度与毛泽东的革命激情和主动精神形成鲜明的对照，这在客观上令亚洲革命的领导权从莫斯科向北京转移;朝鲜战争的爆发，特别是中国出兵朝鲜，实际上让毛泽东成了亚洲革命的真正领导者，斯大林甚至不得不舍弃苏联对朝鲜半岛问题的主导权;朝鲜战争结束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中苏共同采取了“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东方情报局作为亚洲革命指挥中心的问题自然不便再提。但中国实际上仍然保持和控制着与亚洲各国共产党的联系，一旦“革命高潮”出现，这个幽灵还会出现在东方大地。
 
因此，尽管目前有关中共与亚洲各国共产党关系的史料还非常零散(这种状况的根本改变，有待于中共中央联络部档案的开放)，但东方情报局的问题为研究者提供了一个观察中国革命和亚洲冷战起源的新视角，值得继续关注和讨论。
 
(作者 沈志华 系文史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同舟共进》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