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中国近二十年过于正面肯定东汉光武帝刘秀的风潮，与上世纪80年代的吾发表的几篇表扬光武帝刘秀的旧文有关，在社会上与史学界引起极大的反响，在中国掀起了一股狂热颂扬东汉光武帝刘秀的激流，但是由于许多参与者的缺乏理性和历史盲目性逐渐把东汉光武帝刘秀吹上了神坛，变成了道德完美的千古完人，这已违反了吾之本意，中国的历史总因人为的原因深陷矫枉过正的恶性循环，汉代秦制、晋承魏制皆为如此。汉高祖刘邦为避免重蹈秦朝短命，刻意废除郡县制大封同姓王却埋下了汉文景时期七国之乱的定时炸弹；晋武帝司马炎为承袭曹魏九品中正制却导致整个官僚体系的彻底腐败最终导致了西晋灭亡的八王之乱。吾素来只把刘秀算作中材之主，从未说过他是明君，而上世纪80年代吾发表的几篇光武帝刘秀旧文却具有推波助澜的作用，被野心家或心怀鬼胎者作为给东汉光武帝刘秀招魂翻案的工具，这些人动辄把刘秀称为千古一帝、旷世明君，严重偏离了事实真相，亵渎了中国历史。

    解铃还须系铃人，虽然吾发表的几篇旧文纯属学术性质，吾动机光明磊落纯属清白无辜，但毕竟在客观上被给东汉光武帝刘秀招魂翻案的野心家们作为了充分利用的工具，借用迷惑世人、诓骗史界。昔日神农氏为毒药始作俑者，导致有人不幸惨亡，神农氏自责而又发明了解药。吾亦效法神农氏，为世人进行精神思想与历史观的消毒，还原一个真实的东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

    后汉开国皇帝光武帝刘秀其人资质智识在历代开国帝王与中兴之主中都只能属中材平庸之辈。后汉自公元25年光武帝即位起，至公元220年为魏所篡止，共计192年；若算到公元189年董卓行废立，东方起兵讨卓，实际分裂之时为止，则共得175年；其运祚略与前汉相等，然其国力的充实，则远不如前汉了。这是因为后汉移都洛阳，对于西北两面的控制，不如前汉之便；又承大乱之后，海内凋敝已极，休养未几，而羌乱即起，其富力亦不如前汉之盛之故。两汉400年，同称中国的治世，实际上，后汉已渐露中衰之机了。世人称光武中兴其实是极为不确切的,应该称为光武中衰,因为刘秀只是在推翻王莽之后重使刘姓为王,只是普通的改朝换代而已,因为刘秀称帝时疆域已经比王莽时缩小了许多,国力也不如王莽时代,王莽时被打压的服服帖帖的北狄匈奴又东山再起公然指着刘秀叫板起脸,而刘秀实无可奈何不能动匈奴一根汗毛，刘秀时代的整个对匈奴政策都是消极的被动挨打，刘秀时代的汉朝北部边境至少比汉武帝时期收缩了几百公里。

    世人皆知,后汉是亡于外戚和宦官之祸，而外戚和宦官之祸属光武帝刘秀为始作俑者，可惜光武帝刘秀私心太重，废秦汉时的丞相，把权力尽归尚书台，使朝无重臣，至后世，权遂入于阉宦之手，重任公侯伯的子孙，开军政腐败之端。后汉的乱源，共有好几个，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外戚和宦官。从前的皇室，其前身，本来是一个强大的氏族。氏族自有氏族的继承法。当族长逝世，合法继承人年幼时，从族中推出一个人来，暂操治理之权，谓之摄政。如由前族长之妻，现族长之母代理，则即所谓母后临朝。宗室分封于外，而中朝以外戚辅政，本来是前汉的一个政冶习惯。虽然前汉系为外戚所篡，然当一种制度未至崩溃时，即有弊窦，人们总认为是人的不好，而不会归咎于制度的。如此，后汉屡有冲幼之君，自然产生不出皇族摄政的制度来，而只会由母后临朝；母后临朝，自然要任用外戚。君主之始，本来是和一个乡长或县长差不多的。他和人民是很为接近的。到后来，国家愈扩愈大，和原始的国家不知相差若干倍了，而君主的制度依然如故。他和人民，和比较低级的官吏，遂至因层次之多而自然隔绝。又因其地位之高，而自成养尊处优之势，关系之重，而不得不深居简出。遂至和当朝的大臣，都不接近，而只是和些宦官宫妾习狎。这是历代的嬖倖近习易于得志的原因，而也是政治败坏的一个原因。

    现在说说光武帝刘秀昏庸无道的一面：

    1。天下未定时期，刘秀仍有将领行使屠城、暴掠之举，刘秀本人有杀降俘、诛老弱病残的恶举劣行，例如：吴汉军对其手下大将邓奉的家乡进行劫掠，最终使得邓奉忿而反叛。直到吴汉与刘尚攻灭公孙述，仍纵兵大掠成都，这时刘秀才肯斥责他们。然而诏书虽写得文情并茂，但吴汉的官爵却丝毫并未受到影响。显见刘秀对诸将的约束力仍然不足。

    2。晚年的刘秀偏信谗言，错罪于人，使光武朝最大的功臣马援含冤而死，从而造成光武朝最大的冤案——马援冤案，死后刘秀依旧没放过他，还要雪上加霜追回他的印绶，剥夺他的官爵，这实在是刻薄寡恩无耻之极之事，刘秀小肚鸡肠、耿耿于怀、气度狭小不像个男人。建武二十五年（公元49年），马援率大军到达武陵临乡，击“蛮夷”，胜之，余众逃进竹林中。马援驻军下隽县，决定选择“路近而水险”进军壶头山的路线，以为取得壶头山，就扼住“蛮夷”的咽喉，充县之敌可不攻自破。三月，汉军进至壶头山下，“蛮夷”乘高守隘，水流湍急，船不得上。适值暑热，士卒多疫死，马援也病，遂困。乃凿岸为室，以避暑气。“蛮夷”往往升险鼓噪，马援辄曳足以观之。不久，马援病死。耿舒代替马援监督诸军。随从马援出征的中郎将耿舒给其兄耿弇之信中，提到马援进军迟缓，坐失良机，先攻壶头山乃失策。耿弇将此信呈给皇帝。光武帝乃遣虎贲中郎将梁松前往责问马援，并代替马援监督诸军。这时马援已经病死。梁松是皇帝之婿，颇为骄贵。以往有一次他去问候生病的马援，拜于床下，马援“不答”。马援因是松父之友，身为长辈而不答礼小辈。梁松则恃皇亲而记恨在心。这时马援虽然己死，他仍然怀恨，遂借故陷害。光武帝因而大怒，收回原先赐给马援的新息侯印绶。以往马援在交趾常吃薏苡（植物名）的果仁（名日薏米），用以“轻身省欲，以胜瘴气”。回京时，以车载薏苡种子。时人以为他带回来珍宝，权贵们都怨望忌妒，只是没有及时发作。马援死后，有人上书酒之，说马援带回的是一车珍宝。光武帝更怒。马援的家属非常恐惧，不敢将马援遗体葬于旧坟地，只在城西买了几亩地掩埋了事。宾客故人也不敢来吊唁。后来马援家属才知蒙冤，经过多次申诉，才得到皇帝谅解，以丧归葬。同乡故人朱勃上书，说马援“以死勤事”，应当得到公平的待遇。词语恳切，情义可嘉。马援老当益壮，大功告成，在南地立下了作为汉界边界标志的界桩，后来马革裹尸，实现了他的生前遗愿。可惜结局并不很好，因汉光武帝听信谗言，贬斥马援，他拼死南征五溪，病死在了战场，却仍被追缴了印绶，差点不能归葬扶风，其亲属费尽周折，将他的尸体运回扶风后，只能草草埋葬。

    3。刘秀有反智力反仁政的倾向，他也有不学无术不能真诚对待人才的一面，赶走了大学问家桓谭。刘秀不能容忍丝毫有伤他尊严的事，大司徒韩歆为人直率，说起话来无所隐讳，刘秀经常对他不满。建武十五年，刘秀找出已被他打垮了的隗嚣、公孙述之间的来往书信，在朝会的时候读给群臣听，心直口快的韩歆觉得这些书信写得很有才华，就说：“亡国之君毕有才，桀、纣亦有才。”在刘秀听来，这话有讥笑他不如隗嚣、公孙述有才华的意味，于是大为恼怒。恰巧在这次朝会上，韩歆又列举大量事实证明要发生饥荒和动乱，言辞激烈，说起话来指天划地。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损伤的刘秀，当即就罢了韩歆的官，要他回家当老百姓去。韩歆回家后，刘秀仍是怒气未消，又专门派人带着他的诏书去谴责他。大司徒为三公之一，是朝廷最高官职，相当于宰相，罢官之后皇帝特诏谴责，这意味着要治死罪。司隶校尉鲍永，一向是个以直言敢谏出名的官吏，认为韩歆是说真话，为此罢官，已经不公，坚持不要再治罪。结果是，鲍永被贬为东海国相，韩歆及其子韩婴被迫自杀。韩歆曾随刘秀征战，有军功，被封为扶阳侯，他的事引起朝臣的普遍不满，刘秀只好仍按大司徒的规格给他举行了葬礼。

    4。刘秀在朝廷上残暴用刑，是中国皇帝发明廷杖第一人，刘秀对官吏要求严格，至以粗暴方式对待；对贪赃枉法行为惩罚严厉。他在当皇帝的初期，内外群官，多由他自己选任；如干不完他交办的事，尚书一类的近臣常被拉到面前棍打鞭抽，以至使得“群臣莫敢正言”。尚书令申徒嘉极谏不听。他认为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州郡官吏多不称职，稍有过失，即行罢免。结果造成州郡官吏更换频繁，疲劳于道路；心怀恐惧，争相媚上，虚报政绩，以求声誉。建武六年，执金吾朱浮上书指出这个问题，此后对州刺史、郡太守的更换采取了缓慢慎重作法。

    5。刘秀迷信鬼神，经常把巫婆召进宫里行巫蛊之道，刘秀又颁行图谶，神化皇权，也是刘秀“柔道”治国的内容。刘秀发现图谶实在是支持、维护自己政令、统治的“法宝”，于是便大肆推行。他晚年干脆“宣布图谶于天下”，作为法定的思想统治工具。有一次他与太中大夫郑兴议论要不要举行郊祀典礼的事，他说打算靠谶书来决定，郑兴说自己不研究谶书。他就勃然大怒，说：“你不研究谶书，是不赞成谶书吗?”郑兴只好说自己学识浅陋，有些书没学过，不是不赞成，才免了一次大祸。著名唯物哲学家桓谭曾上书说谶书“群小之曲说”，与《五经》不同，应当摒弃，刘秀读后大为不满。有一次议论建灵台的事，刘秀说他打算靠谶书决定，问桓潭，桓潭沉默好久说：“我不读谶书。”刘秀问他为什么不读，桓谭又讲了一通他对谶书的看法。刘秀立即怒喝道：“桓谭非圣无法，将下斩之!”桓谭跪在地上磕头，直到流血，才免了杀头，被贬为六安郡(治今安徽六安县北)丞，途中忧恐而死。

    6。刘秀好大喜功，他明知其功绩远在秦皇汉武之下，依旧坚决千方百计厚颜无耻要封禅。封禅之费非古也，徒以夸天下，其秦汉之侈心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