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22日，南京解放前夕，中外媒体报道了令世界震惊的消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拒绝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叶公超的南下请求，坚持“滞留” 南京，仅让参赞刘易斯.克拉克以“代办”名义去广州，而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却随国民政府南下去了广州，留守南京的只是参赞史巴耶夫。

　　司徒雷登“滞留”南京71天，内中显露了美苏争夺中国的暗中“较劲”。

　　1949年1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并确定了美国当时的“当前目标”，即阻止中国成为苏联力量的“附庸”。2月份，这一政策即由杜鲁门总统批准执行。美国政界称之为摆脱蒋政权的“脱身”政策，它坚定了司徒雷登与中共接近的信心并付诸行动。3月10日，美国政府批准司徒雷登要求与中共高层接近的计划，于是司徒雷登在蒋政权垮台前就开始了一系列活动。

　　而毛泽东知道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指令周恩来调派天津外事处处长黄华赶赴南京，任南京军管会外事处处长。一是为中央接收敌伪外交档案;二是迅速与司徒雷登谈判沟通。

　　采取中间态度可获50亿

　　黄华1932年作为流亡学生进入燕京大学经济系。1945年5月13日晚上8点半，黄华以私人身份拜访了老校长司徒雷登，交谈了近两个小时。因为中央要求黄少说多听，了解美国政府的意向，精心进行中美对话，黄华与司徒雷登有了多次见面。6月6日，黄华与司徒雷登在军管会外事处办公室正式谈判，核心是美国和新中国建交问题。

　　6月16日，中央安排燕大校长陆志韦写信致司徒雷登，邀请他北上访问燕大，在那里过70寿辰;6月28日又转达了毛泽东、周恩来欢迎司徒前往北平的信息。但是，司徒雷登坚持先请示国务卿艾奇逊后再北行。司徒雷登在与黄华接触的同时，还请去北平参加新政协筹备委员会的民革领导人陈铭枢和民盟领导人罗隆基，向中共领导人转达美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看法。他要罗隆基转告，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给新政府50亿美元，接近印度15年所获得的贷款。

　　罗隆基没敢转达给中央

　　陈铭枢向毛泽东和周恩来转达了司徒雷登的要求后，在给司徒雷登的信中转达了毛泽东的答覆：“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但罗隆基到北京后，未向毛转达司徒雷登的口信，只是在许多年后才告诉周恩来。原因就在于斯大林抢先确定了与中共结盟的政策，而毛泽东也已经决心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一边倒”了。罗隆基听到毛泽东“一边倒”的报告时，不敢把“50亿美元援助之事”转达给中央。

　　不料，美国政界两派激烈争斗的结果，又拟将其在亚洲的工作中心放到日本。终于，中美错过了实质性谈判的机会。到了7月2日，艾奇逊电令司徒立即回国述职，终于关上了中美谈判的大门。这样，“中美建交”接触便戛然而止。

　　8月2日早晨，在南京军管会派人到明故宫机场监督放行下，司徒雷登登机向我方人员挥手道别，带着遗憾心情飞离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