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国锋突然打电话来，说是主席遗嘱有三个字错误

　　1976年国庆节过后，十月二日晚上，华国锋同志突然打电话要我去商量事情，在座的还有外交部两位副部长韩念龙、刘振华。我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

　　华国锋说：“乔冠华(外长)在联合国大会上的发言稿上，提到了'毛主席的嘱咐'──'按既定方针办'。我昨天见到这个送审稿时，在稿子上批了几句话。我说发言稿中引用毛主席的话，经我查对，与毛主席亲笔写的错了三个字。毛主席写的和我在政治局传达的都是'照过去方针办'，为了避免再错传下去，我把它删去了。但是，乔冠华已去联合国，他带去的稿子上并未删去那句话，你们有什么办法?”

　　研究的结果，由韩念龙、刘振华回外交部去打电话，通知乔冠华在发言中删去这句话。

　　韩、刘两位走后，我问，从字面上看，“照过去方针办”和“按既定方针办”差别并不大，为什么要去掉这句话。

　　华国锋说：“毛主席没有什么'临终嘱咐'，毛主席留下的字条有一张写的是'照过去方针办'。这根本不是什么临终嘱咐，而是针对我汇报的具体问题，对我个人的指示。现在他们把六个字改了三个，把对我讲的变成了'毛主席的临终嘱咐'。他们这样做，就可以把他们干的许多毛主席不同意的事情，都说成是'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了。他们就有了大政治资本了嘛”

　　临走时，华国锋同志对我说：“近日有事要找，你在家里等着。”

　　回家后我看到一些相关的文章我知道，事情就要真的开始了。

　　回家后，我特别注意阅读这几天的报纸，看看形势和动向。四日，我见《光明日报》头版显著位置登载着署名“梁效”的长篇文章《永远按毛主席的既定方针办》。

　　读着这篇火药味十足的文章，我觉得“四人帮”已举起了这柄仿造的“尚方宝剑”，一场大决战就要来临。

　　过了一天，华国锋同志给我打来电话，并派车把我接到东交民巷他的住处。他亲自给我倒了杯茶，然后我们就接着十月二日的话题谈了起来。

　　我说：“据我推测，三五天内他们可能会有行动。”

　　华国锋问：“你有何依据?”

　　我说：“他们在上海搞了个功率很大的电台，增加了民兵，增发了武器弹药，那是他们的根据地。还有一种说法，他们计划十月八日在长沙开始搞游行，九日在上海搞游行，假借'人民群众'的名义提出由王洪文(或江青)为党的主席，张春桥为总理。接着向国外广播，同时北京也搞游行庆祝。北京有'两校' 还有几个部头游行，逼着那些他们尚未控制的部门跟着参加。到那时形势就严峻了。”

　　华国锋郑重地说：“中央决定，有一项任务要交给你去完成，是叶帅提名的。”

　　我听他这么说，一方面已意识到这个任务十分重大，另一方面出于一个革命军人的习惯，所以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回答说：“坚决完成任务!”

　　六日晚上八点来钟，我家中的红机子电话铃响了，是华国锋本人的声音。他要我坐自己的汽车，迅速赶到中南海怀仁堂。

　　那天岗哨比平时多了，我被派遣控制广播电台

　　一进中南海西门，我见到岗哨比平时增多了，有一种紧张的后气氛。走进怀仁堂，看见华国锋、叶剑英同志正与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吴忠等在交谈。

　　这时我才知道，华国锋和叶剑英在征得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同意后，已对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实行隔离审查。

　　华国锋同志立即向我交代任务：“你和邱巍高(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去，要迅速控制住电台和电视台，不能出任何差错，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叶帅郑重嘱咐我：“要防止发生混乱，防止泄密，注意安全。”

　　华国锋同志问我：“你要不要带支手枪?”

　　“手枪不必带了，”我说，“但是须有你的手令。”

　　他说：“好!”当即提笔给当时的广播事业局局长邓岗写了一道手令：

　　“邓岗同志：为了加强对广播、电视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耿飚、邱巍高同志去，请你们接受他俩的领导，有事直接向他们请示。华国锋。十月六日。”

　　“光我们两个去还不行，”我说，“请你把守卫广播事业局的警备一师的副师长找来，和我们一起去。”

　　出发前，华国锋同志对我说：“一切交给你去办了。总的原则是可以采取处理林彪事件的办法，内部已发生了变化，但外面不要让人看出异常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