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宁都会议的斗争，是毛泽东与坚决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进攻战略的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的尖锐对立，而主要不是与周恩来的对立。若把宁都会议的斗争，描写成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了。

　　中共苏区中央局于1932年10月上旬召开的宁都会议，“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的斗争”，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而且把矛头突出地指向毛泽东。因此，会议气氛紧张，争论非常激烈，对立面明显。

　　那么，对立的双方，主要是谁与谁相互对立呢?对此，有的著作记载，宁都会议气氛紧张，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这样讲，无疑是错误的。

　　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红旗飘飘》第18期发表的王稼祥撰写的《回忆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和中央文献出版社于1996年8月出版的《毛泽东传》(上)记载，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盲动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因此，会议争论的焦点是前线的作战方针问题。

　　对前线的作战方针，当时的临时中央和在后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在前方的苏区中央局成员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的意见，是有严重分歧的。所以，在宁都会议上便出现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一方，其阵营分明的对立局面。

　　对这次会议，应首先说明，宁都会议刚开始时，因为周恩来在前线没有到会，所以，会议先由任弼时主持召开。

　　在任弼时的主持下，后方中央局的一些人因为会前得到临时中央的支持，所以气势很盛，咄咄逼人，一时占为上风，逼迫会议“一致同意中央长信指示”。

　　所谓“中央长信”，即临时中央于1932年7月21日给苏区中央局和闽赣两省委要求坚决执行“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争取江西首先胜利”的长信。

　　会议在对中央苏区自2月攻打赣州以来的全部工作进行总结时，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开展了苏区中央局从未有的反倾向的斗争。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没有屈服，据理反击。而后方中央局的成员们认为毛泽东态度不好，“承认和了解错误不够”，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于是进一步对毛泽东横加指责。毛泽东对后方首脑们的批判极力反驳，并且得到王稼祥等人的支持。就这样使会议陷入僵持的局面。

　　正在这时，周恩来从前线赶到。他是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所以到会后便由他主持会议。

　　在会上，周恩来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说：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对毛泽东横加指责，认为后方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因此，引起后方同志不满，并上书中央，说周恩来替毛泽东“解释掩护”，搞“调和”。

　　在研究对毛泽东的处理和工作安排时，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不顾周恩来、王稼祥的反对，极力主张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

　　而周恩来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不同意将毛泽东召回后方。他说：“泽东积多年的经验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果他在前方，则可以吸引他提供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因此，他坚持说：“一种是由我主持战争责任，泽东仍留在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见1932年10月21日《苏区中央局宁都会议经过简报》。

　　周恩来提出的这两种办法，都意在把毛泽东留在前方。王稼祥、朱德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但是，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认为，若让毛泽东仍然留在前方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上容易发生错误”，所以坚决主张调毛泽东回后方。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感到非常气愤，于是，便违心地提出请“病假”的要求。

　　毛泽东这样提出请“病假”的要求，显然是违心而无奈的。岂知，会议最后表决结果，却通过了周恩来的第一种意见，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必要时到前方”。

　　从上述情况来看，宁都会议的斗争，是毛泽东与坚决执行王明“左”倾盲动主义进攻战略的后方苏区中央局成员的尖锐对立，而主要不是与周恩来的对立。若把宁都会议的斗争，描写成主要是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对立，就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