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历史研究中，中国总是将日本的侵略归咎于军国主义，似乎普通的日本民众只是“误上贼船”而已。然而，在当年一位日本老人写给身在前线的儿子的家书中，作者却清楚地看到了整个日本民族对战争的狂热。

    一位日本老父亲，给身在前线的儿子写信，勉励他为国家鞠躬尽瘁，字里行间丝毫没有受到“军国主义”胁迫的无奈，反倒洋溢着浓烈的“家国情怀”。

    这封信显然符合日本政府的舆论导向，因此被半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所转载。

    这位父亲名叫森鸥村，信是写给他儿子森贞吉的。显然，作者有相当厚实的汉学修养，全信均用汉文文言写就，用典用词也比较讲究。他在这封家书中，首先把战争全貌描述了一番，随后谈到明治初期的内战，认为那是“同胞相杀，有中心难忍者”，接着笔锋一转，说这场对华战争就不一样了：“……伐异域，戮异类，以声我义，扬我威，实千载一时不可失者。故苟有义气者，所在蹶起请从军，皆不允，欲率汝辈以终局，其幸荣果如何哉。”

    内战、外战，于国民情绪当然是不同的。史学界比较认同的一点是，日本当时国内矛盾尖锐，经济发展停滞，发动甲午战争的直接目的之一的确是转移国内矛盾。

    劝导儿子“为国建功”

    这位父亲深情地为远在中国的儿子担心：“虽然自犯兵家忌，方冬北伐，驱数万兵马，转战于层冰积雪间，防寒之具虽备，恐不能免冻死。或免，不婴疾病者殆稀。”显然，他对这场战争的残酷有着相当的认知，后面就提到了拿破仑征俄故事。“往年莫斯科之战，佛人(法兰西)冻死者十余万。我台湾役，毙瘴毒者亦伙。”

    他接着写道：“殷鉴不远，可不寒心乎？……人非木石，少不惯水土，往往酿疾，况淹万里客土，日夜冒冰雪。虽强健者不能免，况汝蒲柳之质，一朝伤寒，不死敌而死病，使余失嗣子，以永绝先祀。不幸孰大焉？”亲情流露，思绪复杂。

    情已诉毕，理就上来了。森鸥村劝导儿子，此战“实开国未曾有大事，国家危急存亡之所隶，而吾人之荣辱休戚亦系焉……虽连战连胜……决不可安栖。”他说：“苟为军人者，宜慷慨赴难，鞠躬尽瘁”，命都能舍，“何惶区区忆亲思家乎？”

    他甚至连儿子的功名心都要敲打敲打：“汝切莫介怀，一意专心，衔龙尾，攀凤翼，以建功勋”，男子汉大丈夫，志向应当是“家国民人，而不在功名富贵”！读信至此，即便身为仇敌，也不禁肃然。

    甲午战争让“日本人民”获战争红利

    在《日清战争实记》所收录的用汉文写作的诗文中，这封家书是最令笔者唏嘘的。这样的一封信，它所激励出来的，会是怎样的军人呢？中国人总是将日本的兽性笼统地归咎到某种“主义”上，似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都只是误上贼船而已。这作为一种公关、统战工具未尝不可，但若真以为是，则有可能陷入一种危险的自欺。

    “主义”固然在塑造着人，但“主义”本身也是人所创造，更是由人在实践的。日本百年祸华，与其说是军国主义毒害了国民，不如说是其国民性格和利益诉求制造了军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人民”并不是侵略战争的受害者，而是受益者，发动战争本身，也是为了让这些“人民”能提高生活水平。

    而就结果论之，甲午战争确实令“日本人民”获得了巨大的战争红利，从而洋溢着无比的骄傲和自得。从此以后，由武装平民组成的“满蒙开拓团”等民兵组织，直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前都在中国扮演着积极的殖民者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