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加坡《南华早报》网站1月27日发布的一篇文章称[1]，由谷歌前任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领导的智库“中国战略组”（China Strategy Group，CSG）炮制了一份题为《非对称竞争：应对中国科技竞争的战略》的报告（简称“报告）”，建议华盛顿在科技领域针对中国开展“非对称竞争”（asymmetric competition），并认为两国在科技领域的“分叉”（bifurcation）有利于美国。报告全文已被一位自由撰稿人上传到免费云盘[2]。

　　这份长达33页、近10万词的报告声称：“在科技领域的领导地位，是美国安全、繁荣及民主生活方式的基石，但这项至关重要的优势如今正在受到威胁，中国正在多个关键领域试图超越美国。为此，美国必须制定紧急的政策解决方案，重塑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巩固美国的关键科技优势。”

　　报告建议的“政策解决方案”包括强化科技领域情报能力、大力争夺科技人才、降低供应链对华依赖等，并呼吁建立由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韩国、芬兰、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组成的“T-12”论坛，“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科技竞争”。

　　CSG组织成立于2020年7月，是由一组具有影响力的美国科技业人士及政策研究者组成的智库机构，其使命是“应对美中之间科技领域竞争的困难问题”。除了施密特外，该智库的另一位联席主席贾里德·科恩（Jared Cohen）是谷歌下属智库机构Jigsaw[3]的CEO。报告的编撰者还包括美国外交关系协会的资深成员丽兹·伊康诺密（Liz Economy）、政策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的主席理查德·方丹（Richard Fontaine）等政策研究专家。

　　报告正文分为4个部分。“概述”部分为全文设置了基调。“科技战场”部分针对关键技术和平台支配权分别提出了分析框架，用以识别美中科技竞争的主要战场。“功能能力”部分从情报战、人才战、供应链战三方面提出具体的政策建议。“未来结构”部分从国际多边合作和国内政府改革两方面提出遏制中国科技发展、巩固美国科技优势地位的结构性建议。

　　“概述”部分

　　报告的“概述”部分指出，美中两国在川普执政前就已经走上分歧道路，川普政府则进一步加速了两国关系的恶化。

　　报告认为，两国间的科技竞争存在不对称的、有利于中国的因素，例如中国人口基数巨大、国有资本雄厚、国有经济与私有经济不分、监控机构产生大量数据等因素都有利于中国科技水平的发展。

　　川普政府没能有效遏制中国科技领域崛起，反而削减了国内科研投入，导致美国相对于中国的科技优势不断削弱。

　　遏制中国科技崛起的时间窗尚未关闭、但也并非无限，并且美中之间的关系已经不可能回到川普执政前“无界融合”的态势，一定程度的脱钩和分叉不可避免、并且有利于美国。

　　报告的“概述”部分无端指责中国科技领域的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商业间谍活动、非法监控、公私产权不分等因素，并宣称中国的科技发展将被用作针对美国的武器，将导致“技术威权主义”和“损害人权”。这种危言耸听的恶意论调贯穿了整份报告。

　　“科技战场”部分

　　报告的“科技战场”部分首先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从4个角度分析两国竞争的关键技术：

　　1。卡脖子（choke point）技术：这一单项技术的失败，是否会导致更大经济领域的失败？

　　2。竞争护城河（competitive moats）：这项技术是否能为竞争优势提供强大防御力？

　　3。战争安全风险：这项技术是否可能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直接威胁？

　　4。加速器技术：这项技术是否能提升整体创新速度？

　　基于此框架，报告举出了一些具体的分析实例：高通能卡中兴和华为的脖子；中国的稀土供应能卡全世界科技行业的脖子；半导体技术直接影响5G、量子计算、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速度；基因编辑技术既是加速器又是护城河。

　　报告尤其指出：下一代芯片（包括半导体芯片和生物芯片）技术既是卡脖子技术、又是加速器技术、而且与国家安全紧密相关，因此是非常重要的关键技术。

　　随后，报告的“科技战场”部分又提出了第二个分析框架，从“战略意义”和“价值”两个维度识别重要的数字化平台，并建议美国政府联合其他国家有针对性地塑造全世界的数字化平台生态系统。这个分析框架从三个角度定义数字化平台的战略意义：

　　1。对自由公正选举的威胁。平台是否能被用于误导选民、是否能基于算法进行定向宣传、是否能用于阻止选民投票、是否能被用于制造社会不和谐。

　　2。对人权的威胁。平台是否侵犯隐私、是否检查和限制言论、是否被用于监控。

　　3。对国家安全和主权的威胁。平台是否能被用于窃取敏感数据、是否能被用于绕开经济制裁、是否能被用于洗钱。

　　分析框架从另外三个角度定义数字化平台的价值：用户数、用户在平台上消耗的时间、以及平台上进行交易的总金额。

　　基于这一分析框架，报告框出了一组重要的数字化平台领域，包括美元结算、搜索引擎、社交网络、移动应用商店、消息应用等。电商、视频游戏、商用通信等平台领域则不在这个范围内。


　　随后，针对重要的数字化平台，报告提出了应对中国威胁的一系列对策，程度由轻至重包括：

　　1。接受对中国企业的依赖。

　　2。与中国政府协商，包括进口限制、出口限制、交易审查、信息披露等条件。

　　3。要求中国企业遵守特定技术要求，包括端到端加密、提供社交数据公开访问权、提供细粒度操作系统权限控制、开放源代码、接受源码审查、披露运营数据、接受第三方黑盒测试、禁止数据出境、禁止使用外国支付服务等。

　　4。完全禁用。


　　报告提出，如果一个受中国主导的数字化平台非常重要（即，既有战略意义，又有很高价值），并且美国又不能有效应对其中的威胁，这个数字化平台对于美国而言就是“高度危险”的。在报告的示例图中，5G就是这样一个“高度危险”的平台。

　　“功能能力”部分

　　报告的“功能能力”部分首先从科技情报角度进行了现状分析和建议。报告指出，美国已经不再是世界科技霸主，科技情报的采集和分析在美国国内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资源投入，分散在各个政府部门及大量私营企业的科技情报没有得到整合和充分应用。基于此现状，报告建议成立国家科技分析中心（NSTAC）情报机构，采集、分析科技行业相关的情报，提供政策支撑。

　　报告还专门提出了明确的科技间谍战建议，要成立“情报预备队”：储备一批经过审查的外国科技专家，能在需要时联络，获得他们针对特定问题的专业知识。这支“预备队”的成员可以来自私营企业、高校或其他相关团体。“预备队”不需要常规会议机制，专家平时处于“休眠”状态，直到有明确需求时再召唤他们投入短期项目。

　　随后，报告分析了科技人才争夺战的态势并提出了政策建议。报告建议放松科技人才移民政策，强化STEM（科学、技术、工程、数学）教育，创造敢冒风险、鼓励创新的科研环境，大规模培育技术性劳动力。

　　在本部分的最后，报告建议政策制定者延续在当前焦点领域（个人防护装备、5G等）针对中国的限制，并借机推进供应链改革政策，削弱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建议从多个角度着力，建设可靠且安全的供应链，使研发和制造回归美国，在引入高端人才的同时限制高端技术输出。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

　　·优化国内交通运输系统，投资得州/墨西哥走廊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高端制造业回流。

　　·加强盟国合作，保障供应链安全，保持美-墨-加、五眼联盟之间的紧密协作，加强与印太四方同盟（Quad）的协同。

　　·保障供应商稳定性，从地缘政治角度谨慎选择供应商，对全球供应商给予经济补贴或税收优惠。

　　·对全球供应链进行追踪溯源，确保美国的管制政策得以实施。

　　·加大研发投入，重建美国研发能力，降低对海外供应商技能的依赖。

　　·强调人才战略，确保美国及其盟国具备产业回流必须的人才供给。

　　·确保美国掌握工业自动化所必须的能力和技术（尤其是机器人、物联网、数据安全等技术），确保回流的制造业和供应链安全。

　　报告特别提出，由于台湾地区是最大的芯片产地、且掌握了最先进的芯片生产技术，美国有必要更新其针对台湾地区的防卫政策；还批评英特尔将所有生产制造工作外包到台湾地区和韩国的想法，会“葬送供应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另外报告提出，爱立信和诺基亚是华为在电信设备领域的必要替代者，美国需要与欧盟协作发展电信领域的替代方案。

　　“未来结构”部分

　　报告的最后一部分“未来结构”首先提出了一种对未来数字化世界的展望图景：美中两国的科技竞争会在全球范围广泛展开，并形成两个割裂的数字化世界；在中国主导的这部分数字化世界中，“民主价值”不会受到尊重。因此美国必须防患于未然，主动在全球范围部署美国的价值观、美国的数字化科技，以及美国的信息和文化传媒产品。

　　为了阻止“中国赢得互联网”的局面发生，报告提议建立由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加拿大、荷兰、韩国、芬兰、瑞典、印度、以色列、澳大利亚等国组成的“T-12”论坛，共同促进科技发展的规范和价值观。

　　报告还提议参考世界银行下属国际金融公司的模式，成立国际科技金融公司，为发展中国家倡导“自由价值”的科技基础设施提供资金支持，以此对抗中国的“数字丝绸之路”规划。其他的国际合作政策建议还包括在小国家开展科技政策实验、在OCED和T-12基础上成立全球科技标准化组织、建立全球性科技研发互信区等，其目标都是建立发达国家主导的、倡导美国价值观的、封锁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联盟。

　　报告给出了“科技研发互信区”运作机制的一个示例：在互信区内的国家可以自由交换和共享知识产权，并共同协调研发投资；而加入互信区的条件则是这些国家必须承诺抵制华为。这个示例清晰地展示出，上述“国际合作的”各种倡议，其目标都是建立发达国家主导的、倡导美国价值观的、封锁遏制中国科技发展的联盟。

　　最后，报告对美国政府提出了一系列改革建议，包括增设科技领域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设置战略规划国家安全办公室、成立国家科技委员会、强化国家科技政策办公室（OSTP）与国家安全局委员会（NSC）之间的联系机制等。报告还对情报体系、商务部、财务部、州政府、国际发展署、能源部、国防部、国土安全部、司法部、联邦调查局等政府部门提出了针对性的改革建议。

　　小结

　　纵览整份报告，可以看到美国科技界与政策界针对美中科技竞争态势已经进行了全面的思考，识别出了对华科技对抗的主战场和主要战斗方式，试图构建对华科技对抗的内外全面动员机制。

　　尽管报告中处处流露对中国的恶意和对美国“民主”、“自由”价值观的崇尚，但其中对中国科技发展优势的分析、对关键技术和数字化平台重要性的研判、对美国科技领域面临的挑战认知都相当准确，提出的若干政策建议也跳出产业格局、直接站在国家安全立场。从这份报告可以看出，美国科技界与政策界已经“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开始全面谋划一场针对中国的科技新冷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