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的今天——2010年1月11日夜，新华网发布快讯，“中国11日在境内进行了一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试验达到了预期目的。这一试验是防御性的，不针对任何国家。”同年1月12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称，这次陆基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不产生滞留空间轨道的碎片，不会对在轨航天器的安全构成威胁。

　　在这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试验后，我国由此成为继美国之后世界上第二个进行陆基中段反弹道导弹试验的国家。此后，仅由官方公开证实的中段反导拦截技术试验，就有2013年1月27日、2014年7月23日和2018年2月5日三次；而在此期间发生的，其他未经证实具体性质的“异常天象”，就更是难以一一统计了。

　　而在这几次试验期间，也正值韩国开始与美国谈判、并最终允许美国将“萨德”（THAAD）反导系统（包含1部X波段雷达和6台发射车）部署到韩国乐天集团下属的、位于星州郡的高尔夫球场一事。由于“萨德”入韩引发了国内广泛的讨论和抗议，这就使得很多分析一度将中国反导系统的试验和装备，误认为是一种应对“萨德”部署的手段，并由此质疑这种应对的有效性。

　　稍有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既然要破盾，那也应该是“以矛破盾”，没听说过“以盾制盾”的道理。庞大复杂的反导系统，研制周期往往很长，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决策研发并部署具备多层拦截能力的反导拦截系统，针对的自然是周边当时即已拥有中远程弹道导弹，且具备核能力的国家。

　　不同于民间日常的“布朗式辱印”，从官方的角度上看，中国长期以来对印度的核导威胁是有着相当严肃的评估的。不过这种威胁评估的重点，并不在于印度的“烈火”系列在技术上有什么过人之处，而是印度“习惯性”对自身实力和国际环境的屡屡误判，在其拥有核导之后会朝着何种方向发展——半个多世纪以来，由印度挑起的中印边境的种种争端，都可视作这种现象的缩影。

　　从现实来看，在1998年5月进行了一连串核试验之后，印度对其核实力确实总是不缺乏自信，并且经常将这种自信投射到对国力的自我认知上。这样循环下去，就使得印度在核导领域更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烈火-5尚未正式部署，已经计划研发烈火-6多弹头弹道导弹，以及同样多弹头的K-6潜射弹道导弹。

　　但以印度相对较强的国力和良好的外部技术来源条件，即使在效率上差一些，若干年后这些导弹仍有较大的可能研制出来，并形成一定的部署规模。那么印度一旦获得这样全面升级的核武库，即使从外界看来其目的都不言自明；而且从很多方面也能看出，印度确实很希望在核威慑领域能与中国平起平坐。

　　这里我们提一件旧事为证。在2017年建军90周年沙场大阅兵上，人民火箭军首次公开了使用8轴特车部署的东风-31AG洲际核导弹。尽管在2019年国庆70周年阅兵公开东风-41之后，东风-31AG也有成为军迷心中的“过气网红”之嫌；但在当初很多外国学者看来，东风-31AG全面提升的反应速度和生存性，仍是分析中国核力量转型方向的突破口。

　　在2017年沙场阅兵后的一场相关学术交流中，就有印度核军控学者提问，“东风-31AG的研发部署，是否和印度有关？”当现场的中方专家本着不搞核讹诈的原则，对此做出了“不针对特定国家”这一善意回答后，居然引发了这位印度学者的愤怒！总结一下他的后续发言情况，他的基本脑回路是，“一定是因为印度核力量的增强，才迫使你们的东风-31AG提升反应速度、做到先发制人解除我们的核武装！你们却说没关系，这是瞧不起印度的核力量吗！”

　　我们当然也不能断言，从这位专家的言论，就能说明印度核战略的主流思路完全是不顾种种客观事实的“闭门造车”；但对于这种思想背后潜在的军事冒险和军备竞赛思维，乃至挑起核军备竞赛的可能性，确实需要予以适当的重视。而建设维护国家战略安全，免遭其弱势核力量挑衅的反导系统，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正如去年12月26日，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大校在例行记者会上，引用毛主席《水调歌头·游泳》“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时说的那样：“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无意作任何国家的对手。中国从不欺负别人，别人也别想欺负中国。如果有人硬要把中国逼成对手，那么中国一定会做一个合格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