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听桥）按：

本文原题“The Five Futures of Russia”，见于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24年5/6月号，4月18日上线。

作者斯蒂芬·科特金（Stephen Kotkin），生于1959年，是美国历史学家，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曾长期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其三卷本斯大林传记之三即Stalin: Totalitarian Superpower, 1941–1990s即将出版。

作者于本文中探讨了俄罗斯未来局势演变的五个可能：1）成为法国那样一个拥有根深蒂固官僚和君主制传统但不再威胁到邻国的民主国家；2）人口等内部困境迫使俄罗斯收缩战线；3）沦为中国的附庸；4）朝鲜化，即在国内实施高压统治，在国际上遭到孤立，拥有核武器，仰赖中国但也有能力回怼中国；5）内部陷入混乱动荡，联邦部分瓦解。

作者就美国可以如何因应给出了对策：“美国的榜样和经济实践曾经扭转了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它可以再次如此……”。但也认为，华盛顿及其伙伴决不能夸大它们影响俄罗斯发展轨迹的能力。

译文约一万五千字，除截图之外的所有配图均为原文所有。

译者听桥，对原文有多分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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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那天，弗拉基米尔·普京恰好年满71岁。这位俄罗斯总统认为，此番暴行是他的生日礼物，因为那改变了他在乌克兰实施侵略的背景。

也许是为表示感激，10月晚些时候，他请俄罗斯外交部邀请了哈马斯的高级代表访问莫斯科，此举凸显了双方利益的一致性。几周后，普京宣布，他打算在2024年3月缺乏对手的总统选举中争取第五个任期，随后举行了他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他为一群听话的记者提供了特权：听他自鸣得意地吹嘘西方对乌克兰战争的疲态。普京在直播中自夸：“我们谦虚一点说，几乎在整个前线，我们的武装部队都在改善状况。”

2月16日，俄罗斯联邦监狱管理局宣布，47岁的反对派活动人士阿列克谢·纳瓦利内（Alexei Navalny）在北极圈以北的一个流放地突然死亡。纳瓦利内曾在那里持续向数百万追随者传达如何抗议普京公民投票的指示。一个月后，人们最多只能说，克里姆林宫至少等到了投票结束，才宣布普京获胜。

普京举手投足都有新沙皇的做派。但真正的沙皇不必担心迫在眉睫的继承危机，也不必担心这会对他目前的掌权造成什么影响。普京则担心，这也是他必须模仿选举的部分原因。眼下他可以当总统到2030年，那时他将年满78岁。在俄罗斯，男性的预期寿命甚至不到67岁; 那些活到60岁的男性预计可以活到80岁左右。俄罗斯确认的百岁老人很少，某一天，普京也许会加入他们的行列。但就算是斯大林，仍难逃一死。

普京的前任鲍里斯·叶利钦最终成了那位罕见的未来沙皇，他指定了一位继任者，并为其铺平了通向权力之路。1999年，因为面对长期的健康挑战，也担心他和他的腐败密友的“家人”在他下台后可能面临牢狱之灾，叶利钦选中了普京保护他的自由和遗产。“照顾好俄罗斯”，他临别时这样指示说。2007年，76岁的叶利钦以自由之身去世。但保护者没有效法自己的主人。2008年，意识到叶利钦面对过的同一连任两届限制，普京曾短暂卸任总统。他任命了一位政治上的无名小卒接替他的位置，转而担任总理，并在2012年回归第三个总统任期，后来有了第四个。最终，他诱使他的冒牌立法机构修改宪法，实际上取消了任何任期限制。斯大林也曾坚定掌权，哪怕其病情已经恶化。他拒绝接受继任者的出现; 最终，严重的中风给了他致命一击，他跌倒在了自己的尿坑里。

普京不是斯大林。这位格鲁吉亚独裁者缔造了一个超级大国，同时将数千万人的生命打发到了饥荒、劳改营、死刑地窖和指挥失当的防御战争中。相较而言，普京临时拼凑了一个流氓国家，同时在一场有选择余地的战争中将数十万人送上了不归路。但这一对比仍具有启示意义。事实证明，尽管有一个制度化的执政党，但斯大林的体制没有他就无法生存。可在始于苏联崩溃、延续到1991年之后很久的那段天崩地裂的岁月中，普京巩固了一个新的独裁政权。这种脆弱性和路径依赖性的融合，源于许多不容易重组的因素: 地理、一种国家-帝国身份、一种根深蒂固的战略文化。（十九世纪的俄罗斯讽刺作家谢德林评论他的国家说，每五到十年，一切都会发生重大变化，但两百年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谢德林，即Mikhail Saltykov-Shchedrin，生于1826年，卒于1889年。——译注）

但不论普京可能何时离开，如何离开，他个人风格浓厚的独裁统治都已面临有关未来的疑问；从更广泛意义上说，俄罗斯也是如此。

普京政权自认为破冰船，代表人类粉碎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利比亚、叙利亚、乌克兰和中非，他的举动一次又一次令华盛顿及其盟友和伙伴感到惊讶。这引发了人们对下一个严重意外的担忧。但长远来看呢？考虑到不可避免的领导层死亡和更重大的结构性因素，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间里，俄罗斯可能如何演变，或者不可能如何演变呢？

探究有关俄罗斯发展轨迹赔率的读者理当参考博彩市场。相反，西方官员和其他决策者务必考虑一系列演变: 从当前趋势中推断一种可以便利应急计划的做法。那些演变关乎努力不被惊到。不用说，这个世界总是令人惊讶，一些不可能预见的事情可能发生: 众所周知的黑天鹅。谦恭就是井然有序。尽管如此，俄罗斯的五种可能未来，目前是可以想象的，美国及其盟友理当牢记在心。

在多位总统任期内，华盛顿从惨痛的教训中深刻领悟到，它缺乏改造俄罗斯这类国家（就此而言，还有中国）的手段。这些国家源自欧亚大陆上的帝国，自诩为古老文明，早在美国建国之前（更不用说西方的形成了）就存在。它们并非剧作家萧伯纳《卖花女》中的人物，从街头流浪儿到优雅淑女的转变时机已经成熟：也就是说，从威权的帝国主义政权转向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重塑它们“人格”的努力，免不了指向相互指责和幻灭。

普京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样的领导人并没有反复无常地逆转一个带给人憧憬的进程; 很大程度上，他们是这一进程的结果。因此，华盛顿及其伙伴决不能夸大它们影响俄罗斯发展轨迹的能力。相反，它们理当为未来做好准备。

俄罗斯的法国化

法国是一个有着根深蒂固官僚和君主制传统的国家，也是一个有着令人忧心的革命传统的国家。革命者废除了君主制，只为见证它打着国王和皇帝的名号回归，然后再次消失，就像共和国来来去去。法国缔造并失去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帝国。几个世纪以来，法国的统治者威胁着这个国家的邻国，尤以拿破仑为甚。

今天，这些传统在许多方面继续存在。正如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其1856年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敏锐观察到的那样，革命者与过去彻底决裂的努力，最终在不经意间强化了中央经济统制架构。尽管共和制度得以巩固，但法国的君主制遗产象征性地继续存在于凡尔赛宫和其他地方的宫殿中，存在于无处不在的波旁王朝统治者雕像中，存在于一种非常中央集权的统治形式中，巨大的权力和财富集中在巴黎。尽管其帝国形式遭到褫夺，法国仍是一个极度自豪的国家，许多公民和崇拜者认为，法兰西是一种文明，在世界和欧洲肩负一种挥之不去的特殊使命感，还是一种远离其国界的语言（60% 的日常法语使用者是其他地方的公民）。但至关重要的是，今天的法国享有法治，不再威胁其邻国。

俄罗斯一样有一个中央经济统制和君主制传统，不论其未来任何政治制度性质如何，这一传统都将延续下去; 还有一个令人忧心的革命传统，这一传统也不再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冒险，但作为灵感和警告的来源，继续存在于制度和记忆当中。诚然，独裁的罗曼诺夫王朝甚至比专制的波旁王朝还少受约束。俄国革命甚至比法国革命更残酷，更具破坏性。俄罗斯失落的帝国就在其临近地区，不在海外，且持续时间长很多：实际上是在现代俄罗斯国家存在的大部分时间里。在俄罗斯，莫斯科对该国其余地方的宰制成都甚至超过了法国的巴黎。俄罗斯的疆域之广袤，令法国相形见绌，这将该国深深嵌入了欧洲，但也嵌入了高加索地区、中亚和东亚。绝少有国家与俄罗斯有很多共同点，但法国也许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

2022年5月，圣彼得堡，一名身穿印有俄罗斯总统普京头像T恤衫的男子。图源：Anton Vaganov / Reuters

当代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虽然不乏诋毁者。一些人谴责他们所认为的过度的中央经济统制主义，对确保不平等的服务而言不可或缺的高税收，以及广泛的社会主义精神。其他人则挑剔他们所认为的法国的大国自负和文化沙文主义。另有一些人哀叹法国在同化移民方面的困境。但可能，人们固然对这个国家的这些或其他方面感到失望，可依旧认识到，它为一个繁荣、和平的俄罗斯提供了最接近现实的模式。假如俄罗斯变得像是法国，成为一个拥有法治系统，沉溺在其专制和革命的过往中，但不再威胁到邻国的民主国家，那将是一项彪炳千古的成就。

法国历经千辛万苦，披荆斩棘，才成就了今日的光景。回想一下罗伯斯庇尔的革命恐怖，拿破仑灾难性的扩张主义，拿破仑三世的自我政变（从民选总统到皇帝），巴黎公社的夺权，法国在二战中的迅速落败，随后的维希政权通敌，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总统戴高乐1958年自退休中复出后实施的宪法外行动。

如下主张可能是诱人的：俄罗斯需要自己的戴高乐，以帮助自上而下巩固一种自由主义秩序，尽管这样的“救世主”目前尚未现身于俄罗斯。但只有圣徒传记作者才相信，是一个人缔造了今日的法国。虽说历经动荡时刻，但在几代人的时间里，法国仍发展出了一个民主共和国家不偏不倚的专业机构：司法系统、公务员系统、自由而开放的公共领域。

问题主要不在于叶利钦不是戴高乐。问题在于，1991年的俄罗斯相较于三十年前的法国，距离一个稳定的西方式宪政秩序仍有极大距离。

战线收缩的俄罗斯

一些俄罗斯人可能欢迎俄罗斯转型成为一个类似法国的国家，其他人则会认为这个结果令人厌恶。

当代世界所见证的普京主义首度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俄语期刊和志愿者社团中，那是一种基于反西方主义的威权、愤恨、神秘的民族主义，名义上尊奉传统价值观，且松散地借鉴了斯拉夫主义、欧亚主义和东正教。人们可以构想一位接受那些观点的威权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他和普京一样，坚定不移地相信美国决意要摧毁俄罗斯，但同时也对俄罗斯阴云密布的长期未来深感不安，并乐意为此指责普京。也就是说，这个人对普京的基础选民有吸引力，但同时也认为，乌克兰战争正在伤害俄罗斯。

人口形势是俄罗斯的“血与土”民族主义者的特别痛处，更不用说军方高层和许多普通民众了。自1992年以来，尽管有可观的移民涌入，俄罗斯的人口仍在缩减。其劳动年龄人口在2006年达到峰值，约为九千万，目前不到八千万，这是一个灾难性的趋势。乌克兰战争中的支出夯实了俄罗斯的国防工业基础，但哪怕是在这个高度优先的行业，该国劳动力缩减的局限性也愈发凸显，因为这个行业的合格工人比需要的少了大约五百万人。未来十年，生产效能最高年龄段（20岁至39岁）工人占比将进一步下降。没有什么做法将逆转俄罗斯的人口损失，哪怕绑架乌克兰儿童（国际刑事法庭正因此起诉普京）也无济于事，何况乌克兰战争造成的过高伤亡正在加剧这种损失。

生产率提高或可抵消这些人口趋势，但目前看不到这方面的迹象。在生产自动化的规模和速度方面，俄罗斯在世界上几乎排名最后: 其自动化只是世界平均水平的极小一部分。甚至在乌克兰战争规模扩大，开始侵蚀国家预算之前，俄罗斯在全球教育支出排行榜上的排名就低得令人吃惊。在过去两年间，当普京诱使或强迫数千年轻技术工作者逃离征兵和镇压时，他就已经自愿放弃了俄罗斯经济的相当多未来。的确，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声称不会怀念他们，但许多人内心深处知道，一个大国需要他们。

考虑到其横跨欧亚大陆的地理形势，与世界许多地区的长期联系，以及机会主义的神秘力量，尽管受到西方制裁，俄罗斯仍能进口发展经济所不可或缺的零部件。俄罗斯资源丰富，公众也已习惯这场战争，但俄罗斯精英仍了解那些该死的统计数据。他们很清楚，作为大宗商品出口国，俄罗斯的长期发展仰赖发达国家的技术转让。普京入侵乌克兰使得俄罗斯更难利用西方作为技术转让的源头，他象征性地接受了哈马斯的虚无主义，更无缘无故令俄罗斯与以色列的关系紧张。以色列是高科技产品和服务的主要供应国。在更基本的层面，俄罗斯的精英阶层在物理上已与发达世界隔绝: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中的隐居地不论多么令人愉快，都无法取代欧洲的别墅和寄宿学校。

尽管俄罗斯的威权当局再度证明了自己在战争中的韧性，但普京严重缺乏国内投资和多样化，他加剧了人口困境，他在俄罗斯陷入技术落后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仍可能迫使铁杆民族主义者（其中有许多精英人士）承认，俄罗斯正走上一条弄巧成拙的道路。许多人私下已认定，普京将自己日渐衰老的个人政权的生存，与这个尽人皆知的国家作为一个大国的生存混为一谈了。至少从历史上看，这样的认知促成了一种路线转变，即从对外过度扩张转向国内振兴。去年夏天，雇佣兵领袖叶夫根尼·普里戈任（Yevgeny Prigozhin）的敢死队向莫斯科进军，但这没有诱发军官追随，这成了普里戈任取消行动的一个原因。但也没有刺激政权的支持者实时为普京辩护。这一插曲为普京政权提供了一次无意为之的全民公决，暴露了俄罗斯高压力量内部的某种虚空。

战线收缩可能源于普京加快退出，或者可能追随他的自然死亡，还可能从政治上实质性威胁到他的统治，进而强加于他，而不将他赶下台。不论是哪一种情况，都将主要涉及策略性举措；因为人们意识到，俄罗斯缺乏无休止反对西方的手段，为尝试反对西方付出了高昂代价，并有可能为换取对中国的屈辱性依赖而永远失去至关重要的欧洲关系。

沦为中国的附庸

目中无人的亲普京俄罗斯精英们吹嘘说，他们已经开发出了一种优于西方的选择。

中俄纽带令许多分析人士感到意外，他们意识到两国过去有棘手的关系，这包括上世纪六十年代臭名昭著的中苏决裂，其高潮是一场短暂的边境战争。虽然这场冲突通过划定边界得以正式化解，但俄罗斯仍然是在被中国人贬低为不平等条约的文件中控制着从清帝国那里攫取的领土的唯一国家。这没有阻止中国和俄罗斯强化关系，包括进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过去二十年里，这一类演习的频率和范围都增加了。在俄罗斯对北约扩张和西方干涉乌克兰的不满方面，两国意见完全一致；在乌克兰，中国对俄罗斯的支持仍然至关重要。

中俄关系和解早于普京和习近平的发迹。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放弃莫斯科，这一转变的分量要重于毛泽东在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转变。邓小平为中国制造商争取到了进入美国国内市场的机会，这是促成日本、韩国和台湾转型的同样手腕。邓小平与共产主义苏联的决裂，实际上是与美国和欧洲资本家的经济联姻，开启了一个繁荣得惊人的时代，这个时代催生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但中国和俄罗斯依旧互通有无。

邓小平亲自挑选的接班人江泽民曾在苏联的一家工厂接受培训，他在不破坏中美婚姻关系的情况下，让俄罗斯回归，做了中国的情妇。江泽民下达的命令帮助俄罗斯重振了孤立无援的军工复合体，并现代化了中国自己的武器生产和军队。1996年，江泽民和叶利钦宣布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尽管双边贸易规模不大，但中国国内的经济繁荣间接帮助苏联时代的民用生产起死回生，因为它提高了全球需求，从而提高了苏联曾经生产过的从钢铁到化肥等质量低下但数量众多的工业输入品的价格。正如美国曾帮助缔造中国的中产阶级那样，中国也在缔造俄罗斯的中产阶级和普京的经济繁荣方面发挥了作用。

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社会和文化关系依旧肤浅。俄罗斯人在文化上讲是欧洲人，绝少俄罗斯人能讲中文（相较于英语）。尽管一些中国老年人讲俄语（这是莫斯科以往在共产主义世界中心地位的遗产），但数量不多，中国学生大量就读俄罗斯大学的日子也已成为遥远的记忆。俄罗斯人担心中国的实力，许多蔑视俄罗斯人软弱的中国人在网上嘲笑俄罗斯。中国共产党的坚定分子依然无法原谅莫斯科在欧亚大陆和东欧摧毁共产主义的行为。

但普京和习近平之间深厚的个人关系弥补了这些脆弱的基础。两人发展出了一种爱慕关系，在任期间的会面已有惊人的42次之多，并公开称赞对方为“我最好的朋友”（习近平对普京）和“亲爱的朋友”（普京对习近平）。持久的反西方主义尤其是反美主义撑起了志趣相投的两人的威权团结。随着中国这个曾经的小伙伴成为高级伙伴，这两个独裁邻国升级了它们的关系，2013年，它们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官方数据显示，2023年，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额超过2300亿美元; 而扣除通货膨胀因素，两国三十年前的贸易额在160亿美元左右徘徊，直到2010年代中期才达到780亿美元。此外，2023年的中俄贸易额数字不包括利用第三方（如吉尔吉斯斯坦、土耳其和阿联酋）伪装的数百亿美元双边贸易。

中国仍从俄罗斯购买军用飞机发动机。但在其他方面，依赖方向是相反的。西方的制裁加速了俄罗斯国内汽车工业输给中国。莫斯科目前持有大量人民币储备，这些储备只能用于购买中国商品。但，尽管几十年来有无数次会议举行，双方仍未就建设一条新的大型天然气管道达成最终协议。这条管道将从西伯利亚出发，经蒙古进入中国。中国领导人积极避免在能源或其他方面依赖俄罗斯。相反，中国已是太阳能和风能的全球领头羊，正在努力取代俄罗斯，成为核能领域的全球头号玩家。

 尽管俄罗斯精英强烈谴责美国想象中的征服或肢解俄罗斯的决心，但他们大体没有反对普京令俄罗斯臣服于中国。最近，俄罗斯评论家们开始再度讲述亚历山大·涅夫斯基（Alexander Nevsky）的故事，他在十三世纪作为并入了莫斯科公国（Muscovy）的邦国之一诺夫哥罗德的王子在任，莫斯科公国是俄罗斯帝国的前身。面对双重挑战，涅夫斯基的选择是与西方的十字军开战，他在冰川之战（Battle of the Ice）中击败了条顿人，同时为接纳东方蒙古人的入侵，他穿越中亚，来到蒙古金帐汗国的首都，获得承认，成了俄罗斯的大王子。在这一讲述中，西方的基督徒决心破坏俄罗斯的东方基督徒身份，而蒙古人只是希望俄罗斯朝贡。个中意蕴是，今天迁就中国并不要求俄罗斯放弃自己的身份，而若未能对抗西方，俄罗斯就只能那么做了。

这是胡扯。俄罗斯人用了几个世纪的时间才，从他们的学校教科书统一称为蒙古枷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俄罗斯在与西方的关系中存活了几个世纪，自己从未成为西方国家。可是，以非西方方式存在并不一定意味着反西方：当然，除非人们拼力争取，要在一个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保护一个非自由主义政权。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边界内存在了二十年，直到普京认为这种情况不可容忍。眼下，烧毁与西方联通的桥梁并指责西方纵火之后，他除了仰赖中国的恩惠，几乎没有其他办法了。

中俄关系中巨大且日益加剧的不平衡诱使分析人士将俄罗斯视作中国的附庸。但只有中国可以判定一个国家是不是成了它的附庸，北京通过这个附庸对俄罗斯的政策甚至人事发号施令，并承担责任。它与俄罗斯之间不存在具备约束力的条约义务。普京只掌握70岁习近平的一面之词，而习近平是会过世的。尽管如此，两位领导人仍继续谴责美国的霸权行径，密切合作。

共同致力于一个对它们各自的独裁政权来说是安全的世界秩序，并主导它们各自的区域，正在推动形成一个事实上的俄罗斯作为中国附庸的局面，这两个国家都不想这一局面出现。

俄罗斯的朝鲜化

在加剧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过程中，普京或其继任者可以从朝鲜的经历中获得自相矛盾的启发，这反过来可能叫习近平或其继任者停下来思索再三。

朝鲜战争期间，北京介入拯救平壤时，毛泽东引用过的一句谚语说：唇（朝鲜）亡齿（中国）寒。这个比喻暗示了缓冲的行为和相互依赖的条件。多年来，一些中国评论人士怀疑支持朝鲜的价值，尤其是在朝鲜2006年进行挑衅性的核试验之后。面对中国也加入了的联合国制裁，朝鲜领导层积极推进其核武器和导弹项目，那些导弹不仅可以打到首尔和东京，还可以打到北京和上海。但中国领导层最终仍在2018年重申支持平壤。考虑到朝鲜在食品、燃料和其他许多方面对中国的极度依赖，北京似乎将其领导人金正恩置于其牢牢掌控之下。

但忠于平壤的人士有时警告说，牙齿也可以咬嘴唇。正如北京的执政圈一次次发现的那样，金正恩没有总是顺从庇护他的主人。2017年，他谋杀了在海外受中国保护的同父异母弟弟金正男。金正恩可以不受惩罚，因为他知道，无论他怎样激怒北京，中国都不希望平壤垮台。假如朝鲜政权内爆，朝鲜半岛将在美国的条约盟国韩国的护卫下重新统一。这将意味着中国最终输掉了朝鲜战争，这场战争已因一纸停战协定而暂停了七十多年。失去韩国缓冲区，可能令北京所希望的并吞台湾的选择和内部时间表变得复杂，因为中国将面对一个更加敌对的外部环境。从历史上看，朝鲜半岛的动荡往往外溢到了中国，大量难民的涌入可能破坏中国东北地区的稳定，还可能造成严重得多的后果。因此，北京似乎陷入了与平壤的反向依赖关系。习近平不希望发现自己与莫斯科处在类似的境地。

2023年5月，莫斯科，阅兵仪式中的俄罗斯军人。图源：Maxim Shemetov / Reuters

俄罗斯和朝鲜之间不啻有天壤之别。前者的国土面积是后者的142倍以上。朝鲜拥有俄罗斯所没有的王朝，尽管每个金家的继承人都由党的代表大会例行公事般批准为领导人。朝鲜也是中国的正式条约盟友，是北京在世界上唯一的这一类盟友，两国在1961年签署了共同防御条约。（一些中国评论认为，因为平壤发展了核武器，假如有攻击发生，中国就不再有义务防卫朝鲜，但该条约并未被废止。）朝鲜的对手是韩国这样一个朝鲜族国家，这使得朝鲜更像是东德（当然，东德早已不复存在），而非俄罗斯。

虽说有这样那样的不同，俄罗斯仍可能成为一个特大号的朝鲜: 在国内实施高压统治，在国际上遭到孤立且多有越轨之举，拥有核武器，可悲地仰赖中国但仍有能力回怼北京。

目前尚不清楚普京2022年2月在北京透露了多少有关他的乌克兰计划的信息，当时他成功收获了一份宣布“两国友好没有止境”的中俄联合声明，这份声明很快令习近平显得像是支持俄罗斯的侵略行为。中国公布乌克兰和平计划后不久，习近平前往莫斯科参加一个峰会，一度与普京一起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一处装饰华丽的楼梯上：1939年，纳粹时代的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与斯大林及其外长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也曾并肩下楼，同时巩固了苏德互不侵犯协定。但克里姆林宫的一位发言人一口回绝了和平的可能性，尽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政府接受了中国的模糊文件，认为它值得讨论。（中国在基辅的低层级和平使命以失败告终。）后来，中国外交官向全世界尤其是欧洲吹嘘，习近平成功收获了俄罗斯不在乌克兰使用核武器的承诺，普京政权随后宣布它正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中国继续批评了这一部署。）

这些蹊跷中的任何一桩都不大可能是赤裸裸的怠慢，但令观察人士好奇俄罗斯是在向朝鲜的方向演变。因为哪怕是无意为之，那些事情也揭示出，莫斯科有可能令北京难堪，而不用承担后果。

自普里戈任兵变事件发生后，习近平强调了他所称的“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暗示，中俄特殊关系将比克里姆林宫目前领导层的任期更为长久。事实上，一个威权的中国绝难承受失去俄罗斯的后果，假如那意味着在其北部边境出现一个亲美的俄罗斯，这一前景就好比出现了一个亲美且统一的朝鲜半岛，但威胁性大大加剧。至少，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这可以部分对冲中国面对的海上封锁）的获取将面临风险。

但哪怕中国从俄罗斯那里收获的实质性利益微乎其微，阻止俄罗斯转向西方仍将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头等要务。一个倾向美国的俄罗斯将令西方可以强化对中国的监视（这与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与毛泽东的和解令西方能够从新疆对苏联进行监视，手段如出一辙，但方向相反）。更糟糕的是，为守护其广阔的北部边境，中国会突然必须从其他地方调配大量资产。因此，中国必须做好准备，消化莫斯科方面类似平壤的举动。

俄罗斯陷入混乱

普京政权会利用混乱和未知的威胁抵御内部挑战和变革。但在俄罗斯于国外（从东欧到中非和中东）大肆煽动混乱的同时，它自己也可能成为混乱的牺牲品。

哪怕在大规模战争的极端压力下，普京政权看起来多少仍是稳定的，西方广泛制裁下的崩溃预言也没有得到证实。但在过去一百多年里，分别从圣彼得堡和莫斯科发号施令的俄罗斯国家都解体了，两次都出人意料，可彻头彻尾。许多合理的假设因素都可能导致崩溃在不远的未来发生: 一场失控的国内兵变，一场或多场超出当局管控能力的自然灾害，一次事故或对核设施的蓄意破坏，或一位领导人的意外或非意外死亡。像俄罗斯这样制度朽败、合法性不足的国家，在一场突如其来的压力测试中很容易发生兵败如山倒般的连锁反应。混乱很可能是未能收缩战线的代价。

但哪怕是在无政府状态下，俄罗斯也不会像苏联那样瓦解。正如那位克格勃最终首席分析师所哀叹的那样，苏维埃联盟就像是一块巧克力: 它的所有组成部分（十五个加盟共和国）之间的分界就像有折痕那样，可随时分开。相比之下，俄罗斯联邦大多由不以族群为基础、没有准国家地位的地方单位组成。其构成人口是选派公民（national in designation），多半没有名义上的多数，又往往身处内陆地区，如鞑靼斯坦（Tatarstan）、巴什科尔托斯坦（Bashkorto­stan）、马里埃尔（Mari El）和雅库特（Yakutia）。但在北高加索等动荡的边境地区，俄罗斯联邦仍可能部分瓦解。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一个小州，在地理上与联邦其他地区隔绝，夹在立陶宛和波兰之间，距离俄罗斯本土有四百多英里，那里可能易受影响。

假如莫斯科陷入混乱，中国可能采取行动，夺回被罗曼诺夫家族从清朝侵占的阿穆尔盆地的广阔土地。日本则可能强行启动对北方领土（俄罗斯人称之为南千岛群岛）和库页岛（日本曾经统治过这两个地区）的声索，还可能启动对日本在俄罗斯内战期间占领过的俄罗斯远东大陆部分领土的声索。芬兰人可能设法收回他们曾经统治过的卡累利阿（Karelia）。这类行动可能激发俄罗斯的大规模动员，进而引燃国家整体上的分崩离析，或事与愿违。

重重混乱当中，哪怕没有重大领土损失，犯罪集团和网络犯罪分子也可以逍遥法外。核武器和生物武器以及开发这些武器的科学家可能流散各处。这场噩梦原本是伴随苏联解体的，但基本上得以避免，部分原因是，许多苏联科学家认为，一个更美好的俄罗斯可能出现。

假如还有下一次，要预测俄罗斯人大致如何在希望和愤怒之间权衡，是不可能的。混乱不一定意味着世界末日，但那是可能的。世界末日或许只是被推迟了，可没有被避免。

欧洲大陆的死胡同

有一种俄罗斯的未来，本文忽略讨论，但盛行于普京政权喉舌及其极右翼批评者当中: 莫斯科作为其所理解的多极世界中的一极，对欧亚大陆颐气指使，充当了世界事务的关键仲裁者。

“我们必须找到自我，了解我们是谁”，克里姆林宫的忠实拥趸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i Karaganov）去年曾若有所思。“我们是一个伟大的欧亚强国，是北方的欧亚，人民的解放者，和平的保障者，世界多数派的军事政治核心。这是我们的昭昭天命。”（谢尔盖·卡拉加诺夫，生于1952年，俄罗斯政治经济学家。——译注）

所谓全球南方——或者用卡拉加诺夫的话来说，是“世界多数派”——并非作为一个圆融无间的实体存在，更不用说以俄罗斯为核心的实体了。俄罗斯作为一个横跨欧亚、自力更生的超级大陆的计划已经失败。苏联强行把持的不只有地处波罗的海和黑海的一个内部帝国，还包括一个外部的卫星帝国，但终究无济于事。

尽管占领了乌克兰近20% 的领土，俄罗斯的世界实际上正在缩小。从领土上讲，眼下它距离欧洲的中心（加里宁格勒除外）较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二世征服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遥远。此外，在出现于太平洋地区三个多世纪之后，俄罗斯从未成功地成为一个亚洲强国。这确实是事实，哪怕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了俄罗斯机会，令它可以为1905年在日本手中蒙受的失败复仇，重新确立沙皇在中国满洲的地位，并将其控制范围扩大到朝鲜半岛的部分地区。俄罗斯在文化上永远无法在亚洲找到归属感，而且自苏联解体以来，贝加尔湖以东原本就很少的人口又缩水了。

俄罗斯在其近邻的影响力也在减弱。在前苏联边境地区，大量非俄罗斯人越来越不想与他们的前领主打交道，当然也不想被它重新吸纳。亚美尼亚人心怀怨恨，哈萨克斯坦人谨小慎微，白俄罗斯人则陷入困境，对它不满。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多半是死字: 世界上绝大多数非俄罗斯的斯拉夫人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或在大声呼唤，要求加入。没有俄罗斯对其欧洲邻国的威胁，北约存在的理由就变得不确定了。但那意味着，俄罗斯只有发展成为一个持久的法治国家，才能削弱北约，而这恰恰是普京竭力抵制的。

俄罗斯没有任何理由充当全球焦点，吸引各国的眼球。它的经济模式几乎无法启迪世人。它无力承担作为主要援助捐助国的费用。它的武器销售能力下降：它自己也需要武器，甚至试图回购它已售出的系统；且在某些情况下，已经沦落到要与其它劣等国家进行易货贸易的地步。它已失去作为卫星供应商的强大地位。它属于一个与伊朗和朝鲜为伍的劣等国家俱乐部，这些国家疯狂买卖武器，藐视国际法，并预示着多得多的麻烦。但不难想象，假如不先解体，它们在下一个更好的机会到来时就会背叛对方。西方比反西方的“伙伴关系”更具韧性。哪怕是许多拒绝在乌克兰问题上谴责俄罗斯的前苏联伙伴国家，包括印度和南非在内，也没有将莫斯科视作发展伙伴，而是视作增强本国主权的脚手架。

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最多只能带来战术上的收益，而不是战略上的收益: 没有人力资本的强化，没有获得尖端技术的可靠途径，没有向内的投资和新的基础设施，没有治理的改善，没有愿意相互承担义务的条约盟友，而这些都是建立和维持现代实力的关键。除了原材料和政治谋杀，俄罗斯唯一输出的是人才。

俄罗斯从未守住自己的大国地位，除非与欧洲关系密切。对普京或其继任者来说，这会是一个漫长的回归过程。他中断了两个多世纪以来瑞典的中立地位，和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的芬兰化过程（赫尔辛基曾在重大外交政策方面听命于莫斯科），促成两国加入北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德国不断演变的取向: 想象一下欧洲的命运，事实上还有世界秩序的命运，假如二战后的德国已演变到类似今天的俄罗斯，而不是经历了令人瞩目的转型。德国扮演着通往俄罗斯的桥梁角色，按照俄罗斯的条件实现了和平统一，并确立了利润丰厚的商业伙伴关系。但就目前情况来看，不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政治行为，或许还有其政治体制，莫斯科就不再能与柏林达成协议，以复活与欧洲的关系。此外，即令俄罗斯确实发生了体制改变，作为西方联盟和欧盟的永久成员国，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目前仍坚决阻止俄罗斯与欧洲和解。

俄罗斯未来有两条路可走: 一条路布满荆棘，即更深入移向中国怀抱；一条路是不顾一切，重返欧洲。作为一个恢复了经济活力的大国持久存在，避免对西方全面让步或永远屈从于中国，主导欧亚大陆，建立一种对威权主义和掠夺而言安稳的世界秩序：要有蛋糕，还要吃到蛋糕，这有赖于超出俄罗斯驾驭能力的逆天改命。

还有更好的选项吗？

俄罗斯的基本大战略显得简单直接: 太过度投资于军事、流氓能力和秘密警察，并试图颠覆西方。不论其战略地位变得多么可怖（总是可怖的），只要西方也变得弱势，俄罗斯就能勉强应付。

除了西方的解体，一些俄罗斯人还暗自幻想美国和中国开战。西方和东方互相残杀，俄罗斯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大大提高其相对地位。结果看似不言而喻: 华盛顿及其盟友必须保持强大的团结，北京则必须在不挑起战争的情况下遭到遏制。

但传统选项有严重局限性。一为和解，俄罗斯统治者偶尔需要，但绝少寻求，而且一旦他们这样做，西方就很难维持。一为对抗，俄罗斯政权需要，但无力承担花费，对西方来说，对抗的机会成本也太高。通往更美好选择之路始于坦承失败，但这与人们已接受的传统不相一致。

承认俄罗斯“正当”利益的呼声一再可从对美国政策的批评意见中听到，但纵容以高压手段获得势力范围，进而以金钱买到的大国稳定，终究无法持久，与此同时，被牺牲小国的苦痛和折损美国价值观的耻辱总是挥之不去。想想看，历经尼克松和国务卿亨利·基辛格的上下其手，中国和俄罗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近了。军备控制事实上已不复存在。许多人甚至还不知道“关系缓和”（détente）这个词意味着什么，它就已消亡了，但在印度支那半岛、拉丁美洲、南亚和其它地区，哪怕到现在，伤害仍一目了然。基辛格大可能这样辩解：那些令人失望的结果错在他人，那些人没有坚持他在国际事务中精明均衡各方的做法。但事实上，任何仰赖个人高超手腕的均衡都不是均衡。

许多倡导接触且在过往亲力亲为的人士断言，数十年来美国与中国接触的政策比看上去要聪明，美国的决策者对经济增长会将中国引向一个开放政治体制总是抱有疑心，但认为无论如何那都是值得尝试的。一些人还声称，他们对冲了失败的风险。全球供应链显而易见的动荡（新冠疫情暴露了这一点）和美国国防工业基地的可怜状况（对乌战争暴露了这一点）证明了此类回顾往事时粉饰性说辞的虚假性。

在俄罗斯问题上，华盛顿确实采取了对冲措施，将北约扩张到了几乎包括所有东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但那与其说是因为冷静评估了俄罗斯的可能发展轨迹，不如说是因为雅尔塔（当时华盛顿最终无力兑现二战后举行自由公正选举的承诺）的耻辱，以及1989年后潜在新加入者的加入请求。批评北约扩张的人士则指责是北约扩张导致了俄罗斯的复仇主义，就好像一个高压的威权政权以安全名义入侵邻国是俄罗斯历史上始料未及的事情，假如北约不扩张，入侵无论如何不会发生：这会将更多国家置于更易受伤害的境地。

和平来自实力，再加上手段高超的外交。美国必须继续对俄罗斯施加步调一致的压力，同时鼓励莫斯科收缩战线。这意味着通过下一代军事工具形成影响力，还要在与美国盟友和伙伴的密切合作中，并在一言九鼎但非政府的人士内部的所谓“第二渠道”（Track II）交流的帮助下，继续展开谈判。与此同时，华盛顿方面理当未雨绸缪，迎接俄罗斯民族主义再度校准的可能性，并积极助推。

一旦俄罗斯没有很快变成法国，那么一个承认极端反西方主义长期代价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的发迹仍是俄罗斯在国际秩序中找到稳定位置的最可能途径。短期内，朝这个方向迈出的一步可能是以有利基辅的条件结束乌克兰战争: 也就是说，达成一份不在法律上承认吞并，也没有对乌克兰加入北约、欧盟或任何其他会接纳它的国际组织的权利构成条约侵害的挺火协议。在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军官或官员有机会接受这些条款之前，普京大可能实现其战争目标，但俄罗斯将继续付出高昂代价，因为冲突可能从消耗战转变为乌克兰人的叛乱。

尽管听来或许不可思议，但为创造适当的战线收缩动机，华盛顿及其合作伙伴仍需要一种亲俄政策: 也就是说，西方决策者和民间社会组织理当利用签证、工作机会、投资机会、文化交流，欢迎和奖励那些希望区隔普京和俄罗斯但不一定接受杰斐逊式理念的俄罗斯人，而不是把俄罗斯人进一步推向普京的怀抱，从而证实普京有关一个坚决反俄罗斯的集体西方的断言。假如只是等待和奖励亲西方的俄罗斯政府，那将是一个错误。

西方还应为俄罗斯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更大规模的破坏行动做好准备，但不要驱使它如此行事。一些分析人士一直敦促美国总统乔·拜登（或某位未来的总统）实现一个反向的尼克松-基辛格时刻: 针对北京启动与莫斯科的外交接触。当然，早在美国先前的布局实施前，中国和苏联就已决裂。今天要分离俄罗斯与中国会是一项棘手任务。哪怕成功了，当莫斯科以高压手段再度强加势力范围于包括乌克兰在内的前苏联领土时，顾左右而言他仍是必要之举。

与此同时，中俄关系的紧密已令双方都声名狼藉，而且将华盛顿在亚洲和欧洲的盟友与美国更紧密维系在了一起。华盛顿可能会发现自己处在一个最新版的尼克松-基辛格时刻: 请求中国帮助遏制俄罗斯。

国内外的机会

 过往七十年间的美国大战略，其最大讽刺在于，它见效了，缔造了一个蒸蒸日上、共享繁荣的一体化世界，但这一战略眼下正被抛弃。

美国在未有回报情况下对其敌人开放了商业。但今天，所谓的产业政策和保护主义正在部分封闭这个国家，不只对竞争对手，对美国的盟友、合作伙伴、朋友和潜在的朋友也是如此。美国的政策已开始趋同于中国的政策了：这恰是中国遭遇困难之时。

诚然，无论是针对中国还是俄罗斯，技术出口管制在政策工具箱中都占有一席之地。但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在积极意义上提供了什么。在当前的国内政治气候下，反映在作为贸易协议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之类倡议上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可能行不通。但一个灵活的政府可将这一类做法包装为确保全球供应链安全的雄心勃勃追求。

世界秩序有赖于正当性，一个值得效法的榜样，一个向奋斗者开放的体制。美国一度是其盟友和伙伴经济机遇的代名词，也是其他国家经济机遇的代名词。那些国家渴望获得美国领导下的那个开放的经济秩序所承诺的，并通过在世界范围内历史性地减少不平等，令全球数十亿人摆脱贫困，培养强大的中产阶级，而多半兑现了的繁荣与和平。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放弃了这一角色，使得中国成了经济机会（作为大多数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和制造业实力（作为技术诀窍、物流优势和技术熟练工人的枢纽）的代名词。

为收复失地，重启国内社会流动的引擎，仅有一百五十万数学教师，且必须从东亚和南亚输入该科目知识的美国，必须启动一个在十年内培养出一百万名新数学教师的项目。假如学生欠缺科学、工程、计算机和经济这些普世语言，受到限制，只专注于自己和自己的不满，那么招收他们进入大学就几乎没有意义了。

2024年2月，乌克兰扎波罗热州罗博蒂内村（Robotyne）附近，被摧毁的一辆俄罗斯坦克的炮塔。Stringer / Reuters

政府和慈善家应该将可观的高等教育资金重新分配到达到或超过绩效指标的社区学院。不论是在现有的高中重新推出这些学校，还是与基层雇主合作开办新的独立学校，各州都应启动大规模职业学校和培训。人力资本以外，美国还必须大幅度削减环境法规，取消对建筑商的补贴，让市场发挥作用，由此激发住房建设热潮。这个国家还必须为年轻人提供或可包括代际内容的国家服务，以再度激发广泛的公民意识和一种人人都在一起的感觉。

投资于人口和住房，在那种凸显了围绕科学和国家项目的令人震惊的冷战动员特色的规模上重新发现一种公民精神，并不能单独保证国内的平等机会。但这些政策将是一个重要的开端，是对打造与美国国际领导力相得益彰的美国国家实力的那个行之有效的模式的回归。美国可以再次成为国内外机遇的代名词，收获更多朋友，并越来越有能力应对未来俄罗斯出现的任何情况。

美国的榜样和经济实践曾经扭转了俄罗斯的发展方向，它可以再次如此，不过这一次可以少一点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