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振同

　　这个人有点像岳飞，是被冤杀的。33岁便被处决，罪名非常荒唐，说他阴谋率部投敌。其实他当时远离军队，正准备出国留学。像这种无中生有的罪名，原本不值一驳，却没人听他申辩。

　　可以想见，他当时定然悲愤难抑，死不瞑目。直到50年后，这桩冤案才彻底推翻，还了他一个清白。

　　这个人叫季振同，1901年出生于河北沧县。家庭富有，并不缺吃少穿。他读书时，受五四运动影响，决定投笔从戎，拯救国家，于是进入军队，在冯玉祥麾下当兵。

　　因为有文化，加之为人机敏，办事干练，很受冯玉祥赏识，不断得到提拔。到了1926年时，他已经是国民联军第14师师长。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后，冯玉祥战败下野，他统领的部队被蒋介石收编。蒋把冯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6路军。季振同部被缩编为26军74旅，由季振同担任旅长。该旅装备精良，是26军主力。这种改编过来的部队，相对于黄埔系来说，就是杂牌军。这种杂牌军忠诚度如何，蒋介石是不放心的。1931年他命令26路军南下江西与红军作战，季振同和73旅旅长董振堂都不情愿。无奈军令如山，26军只好奔赴江西。

　　但26军达到前线后，却发动了宁都起义，在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人的策划下，率领1.7万人在前线反戈一击。这次起义意义重大，当时整个红军才4万多人，26军一倒戈，红军瞬间扩大了五分之二。而且，这1.7万人共携带了2万多件武器，对遭到严重封锁的苏区来说，绝对是雪中送炭。

　　26军起义后被改编为红一方面军第五军团，下辖三个军，由季振同担任红五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兼第十三军军长，赵博生任军团参谋长兼第十四军军长，黄中岳任第十五军军长。只有萧劲光是上面派来的军团政委，带了几个人过来负责政治思想工作。

　　季振同的思想进步得很快，起义没多久便申请入党，本来他的条件还不够，但是上面考虑到将他吸纳为党员有利于稳定起义官兵，因此由周恩来和朱德担任介绍人，于1932年1月批准了他的请求。

　　萧劲光在与季振同搭档期间，相处融洽，彼此信任。有段时间，国民党一直想要再次策反季振同，但季振同始终不为所动。但凡收到国民党那边传来的书信，季振同都会叫萧劲光过来一起看。有一次冯玉祥的高参胡景陶、刘骥带着冯的亲笔信秘密来见，季振同还是按照一贯做法，先请示萧劲光，在得到最高层允许后才与来人见面，并将那封信交给了组织。

　　1932年2月，红军围攻江西赣州，史称赣州战役。此役红军苦战33天，攻城不克，反遭重大伤亡。作为增援部队的红五军团也伤亡惨重，这让身为总指挥的季振同非常内疚，他向萧劲光提出，想要离开红五军团去苏联学习。

　　这突如其来的请求，让萧劲光感到惊讶，他和季振同进行了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想要挽留。但季振同心意已决，他诚恳地对萧劲光说：我是少爷出身，对于军事真的不太擅长，我没有什么指挥能力，还戴着旧军阀的帽子。所以我希望能去苏联学习军事。请你放心，我不会再回蒋介石那里去，我做了红军的总指挥，还是党员，回去肯定要被杀头的，我还没傻到把头主动送给人家宰杀。我就是想去苏联学习深造。

　　一番话说的如此恳切，萧劲光不便阻拦，只好请示中央，中央鉴于季振同一直以来的表现，认为没有什么不妥便同意了。季振同提出给他一笔路费，中央也同意了。

　　随后季振同离开了红五军团，他离开部队时，萧劲光还特别组织了一场欢送会。季振同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留下了，望远镜给了肖劲光，青鬃马给了朱总司令。枪也交了，他的警卫班（班长就是后来担任过空军副司令的王秉璋）也留了下来，只带了一个保镖前往瑞金。

　　季振同走后，红五军团总指挥由董振堂接任。

　　谁也没有想到，就在季振同等着去苏联的那段日子，发生了一件大事：1932年5月，保卫局抓捕了一个所谓冯玉祥的代表刘佐华。

　　刘佐华不知是故意还是被人利用，竟然诬陷红五军团下属的15军军长黄中岳，密谋叛变，想要重新回归国民党部队，甚至说红五军团起义前就已开设的同兴旅社，是黄中岳等人与国民党的秘密联络点。

　　苏区保卫局未经证实，便听信了刘佐华的一面之词，派人迅速抓捕了刚刚打完漳州战役的黄中岳。再通过查探同兴旅社的相关人员，牵出李聘卿（红五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萧世俊（红十五军参谋长）、高达夫（红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朱冠甫（红校总教官）、张少宜（红十五军副军长）等人，将这些人全部抓捕。后又将在瑞金等待出国的季振同一并逮捕。

　　这就是所谓的“季、黄谋叛案”。

　　然而实际上，同兴旅社只是红十五军解决供给问题的一个基地，只是接待来往客商的一个落脚点，和所谓的秘密联络点完全扯不上关系。

　　其实，只要实事求是，就不难判断这是一桩无中生有的冤案。但当时正是“左”倾路线盛行时期，这样的特定背景，注定了这桩案件的不可逆转。

　　1932年8月4日，经过两天的审讯，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对“季、黄反革命案件”作出判决，最高法庭完全同意原告机关的诉讼意见，判决“季振同、黄中岳、萧世俊、张少宜、朱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名执行枪决，并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

　　当枪决命令报送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毛泽东和项英没有同意。他们认为：“季黄等均是参加宁都暴动者，对革命不无相当功绩”，“季黄二人即便是此案的主谋者，但曾为宁都暴动领导人之一，应减刑免死”，“朱冠甫、高达夫、张少宜等三人曾参加宁都兵暴，并且不是此案的主谋者，可改为监禁。”于是，1932年8月10日由毛泽东、项英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决议案决议如下：季、黄二人“由死刑减为监禁十年”；朱、高、张三人“由死刑改为监禁八年”；其余刘佐华等4人“仍按原判执行”。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即将踏上长征之路，博古等人担心有人泄露红军的转移路线，命令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将季振同、黄中岳二人枪杀于瑞金县叶坪。

　　此时连毛泽东自己都靠边站了，还差点被排挤在长征之外，所以根本无法出面阻止，但这件事一直让他耿耿于怀。到延安后，他不止一次说过：把季、黄杀掉是不应该的。

　　1949年建国后，毛主席又在一次大会上说：季、黄在宁都起义中立下那么大的功劳，如果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非常错误的。

　　萧劲光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说：就我与季振同的接触来看，他的表现是好的，我们没有发现他主动进行过秘密反水活动。

　　从毛泽东与萧劲光两人的说法来看，季振同毫无疑义是被错杀了。

　　1972年6月，在中共中央一个“批林整风”的会议上，周恩来沉痛地回忆起季振同案时说，当时有人说季振同、黄中岳二人不安心，想把部队拖走，李克农向我报告，是我同意把他们逮捕的，这件事我也有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