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孩：女，曾任中国青年出版社《青年文摘》《青年文学》编辑，1986年开始文学创作。出版短篇小说集《父亲和他的情人》、散文集《夕阳又在西逝》《女人最后的华丽》、长篇小说《秋下一心愁》《樱花情人》《惠比寿花园广场》《贝尔蒙特公园》等。另有翻译作品《禅风禅骨》《日本新感觉派作品选》《女性的心理骚动》《樱花号方舟》《中学生与问题行为》《死亡的流行色》等。现定居日本，在日本期间先后出版了散文集《雨季》、长篇小说《惜别》等。 

　黑孩的小说始终关注着女性个体生存的复杂性。当对这种复杂性的考察伸向快速变迁的互联网生活世界时，她不仅关注个体外部世界的喧嚣杂音，还尝试窥视个体情感中的一片静默又亟待发声的区域，这片区域直接关涉着个体精神生活的安置。

　　黑孩的短篇小说《万有引力》讲述了东京一个华人女性离奇而又荒诞不经的网上奇遇记。小说描述“我”被北京的一个名叫小叶的网友添加微信，原来“我”被小叶视为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燕京”，由于小叶对老同学“我”热情有加，而“我”也对这种“被误认”的戏剧性的一幕充满好奇，于是，一段假扮的速配式同学情谊以“微聊”方式开始了。通过手机微信，小叶和“我”无话不谈，话题多围绕着女性的家庭日常生活展开，从让人厌倦的丈夫到居家卫生的收拾打理，再到夫妻感情生活、孩子的教育、阅读的书籍、养猫等等，不一而足。总归这些话题看似庸俗琐碎，却是女性生活战场中每天不得不面对和处理的凡常俗事。互联网的便捷与及时性，使得两个女人间的交流具有了一种共享的快感和愉悦，让原本两个距离遥远的女性得以释放倾诉的激情与冲动。尤其是对丈夫的厌倦这一共同话题，不断勾起两个女性的谈资，使她们不约而同地找到了共鸣。话语间还透射出她们对丈夫的些许激动和义愤，两个陌生女人之间因此便具有了惺惺相惜的姐妹般的情谊。小说在铺陈两个女性的琐屑的现实故事时，也交代了她们对各自灵魂镜像的审视，意在指出她们都不愿被生活和婚姻所围堵，而具备向一种别样人生追求的欲望和能力。

　　小说以现实主义手法凸显出现代女性对婚姻和家庭构成的生存困厄的突围。在“我”和小叶两个女性的话题中，出现频次最多的话题是对各自丈夫的厌倦感。小叶因为觉得老公“障眼障耳，怎么看都不顺眼，听什么都不顺耳”，开始瞒着老公去找其他男人；而“我”也从感情到生理上讨厌老公，觉得老公说话做事都太蠢。相似的现实生活和不同的情感处理方法，使得两个女性在微聊中将各自的伤疤与淤积一一揭开，这种不快又是一种隐秘的极易被盲视的女性的压抑。在波伏娃那里，女性的“第二性”的位置是社会性的，并非生物性的。女性身体是女性声音和话语的一种表征，而女性权力的实现必然伴随着对女性身体的发现。因此，女性身体是否“通透”直接影响着女性的情绪和言说，进而影响着女性意义的呈示。就小说给出的“我”和小叶的一段人生切片中，我们看到了她们对平庸而又呆板的婚姻生活的拒斥和愤慨、不满和反抗。

　　小说突出了对婚姻生活单一色彩的反思和批判。“我”和小叶都无法接受婚姻中的厌倦感，两个女人话题中对丈夫的厌倦感，巨细无遗，生动真实。这种厌倦揭示出体面、光鲜的婚姻中可能包藏的隔膜和裂隙、忍耐与压抑。婚姻既是对一种性别上的他者的接纳，也是对一种新的生活结构的接纳，婚姻不是情感的终点站，而应是男女双方情感的一个界碑，是一个新的起点。在这一新的起点上，再生和持续作为一种动力，对婚姻生活的调适和改良至关重要。故而，可以说婚姻不是终点站。婚姻中的男女不能止步不前，任理想和情感的翅膀被平庸的生活折损，停滞不飞。也可以说，婚姻中除了一日三餐之外，理应还有别的色彩，别的意义。因此，婚姻之路不应是一条封闭的既定的轨道，而应留有不断开辟的空间，不断接纳否定和怀疑，迎接重启和别样的人生。小说中的“我”和小叶的烦恼正源于此，小叶说她喜欢做“自由人”，“我”则向往一种形而上的不太确定的追求，犹如“我”所陷入的矛盾：“我总是扮演不好自己的角色，因为我不知道自己的角色是什么”，这种尴尬的事实上正揭示了现代都市男女婚姻中的单一、匮乏。这种婚姻并没有对男女爱情进行后续性的维护和更新，更缺乏对婚后个体生长的关注和护佑。因此，婚姻构成了对爱情和个体志趣的捆绑，别样的人生和世界便永远处于遥远的彼岸。小叶在苦苦寻找，甚至后来明明知道“我”不是真正的燕京，却还维持着同“我”的联络，这种自欺和倔强又从另一侧面彰显出女性对生命蓬勃和氤氲能量的渴望。而“我”大概有二十年不再顾及身体上的需要，这又岂不是婚姻中的悲哀？

　　尽管互联网提供了一种便捷和通畅，让“我”和小叶得以从原本现实的拧巴、丑陋、粗鄙中暂时性地脱身，并寻找到“知音”，但小说显然对“我”和小叶的关系充满着一种嘲讽。特别是当两个陌生女人最终发现竟然“过着同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生活”时候，这岂不是对现代婚姻中刻板化生存的极大反讽？而婚姻中的粗野真相又总是被婚姻外壳所紧紧裹挟着，其中潜藏的危机不易被发现，诸多“芒刺”是内生的，不可对外讲述的。就如中国人常说的老话“家丑不外扬”，婚姻是一片关起门的晦暗未明的区域。而小说巧妙地通过两个陌生女性的私密性微聊，将婚姻“窠臼”中的种种不适和丑陋进行了宣泄和倾倒。于是，我们看到了婚姻生活的千疮百孔，看到了小说对婚姻中意义匮乏的列举和指证。

　　小说重新反思了流动世界中亲密关系的一种相处方式，它召唤和吁请一种更为舒服的关系相处模式。现代社会的流动性、易逝性、暂时性使得人们的社会生存处在一种原子化、高频率的状态之中。事物的快速生长和迭代，使得转换和速朽的频次大大加快了。在当下语境之中，人类不变的亲密关系诸如友情、爱情、亲情的相处模式也在悄然间发生着改变。相对来说，情感中的羞怯、隐秘等元素在互联网时代，在被湮没或被缩小。这一点也正如小叶对燕京的一番表述：“跟有可能一辈子都不见面的陌生人说，感觉上很像西方小说里向神父倾吐内心秘密”。流动的现代生活让人们活在不断跳闪的镜头和监控前，个体羞怯和羞愧的那部分事物往往被生活的激流冲刷得干干净净，上帝不可见，但倾诉又是人的一种本能。于是，倾吐对象对有些人来说，难以寻觅。对于一些人来说，互联网可以替代对象。正是在互联网世界之中，亲密关系以一种仿真的方式，重新得到了落实。这对于小叶、“我”这样的女性来说，是一种现实的普遍性投射。互联网的一大优势是打破了虚构和真实的界限，构成主体对这个世界的幻觉性拥抱，它可以将原本隔膜疏离的关系再次拉近，又可以在匿名化、符号化生存之中，获得对个体隐私空间的保护或者意愿的落实。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特殊心理学机制对关系空间和关系距离的需求，恰好依附于互联网这一新媒介的配置和重组，最终得以实现。北京小叶所需要的也正是熟悉而又陌生的“同学”身份，需要这种亲密关系的既疏离又具有亲近性的关系模式，这种关系模式是间性的、流动性的，它要求对象具有生存经验并且具有丰富的感受性和同理心。而如何清除小叶和“我”的婚姻中的障碍，进而让婚姻生活获得一种良性循环，新的亲密关系的相处模式的重组和介入，便显得尤为重要。

　　小说以“万有引力”为题目，颇具匠心。一方面它显示出现代社会中的流动性常态。个体或事物打破常规的拘囿，在力的牵引之下，经过迁徙移动，产生意义的聚合和离散，构成了齐格蒙特·鲍曼所谓的现代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趋势。“我”和小叶便隔着遥远的距离通过互联网相遇，并在婚姻这一共同话题的支配下，不断在彼此身上找到了共性所在。她们发现了婚姻生后中的单一所导致的不协调性，并从中发现奇遇甚至是插曲恰恰左右着一个人的生活，最终并定义着生活。恰如“我”之于北京小叶、小叶之于“我”，彼此之间因为沟通交流形成共识，并在这种共识下，让各自的生活发生一些改变，找到了一种呼应。一种镜像式的补偿映射的功能便呈现出来。另一方面，互联网媒介为跨地理空间的交流和吸引提供了载体。正是在手机微信的促成下，“我”和小叶才得以相识并有了一面之缘。“我”和小叶的聊天虽然充满着琐屑的生活小事，但这些小事不小。它们密集排列，填充织就了两个女性婚姻生活“质”的一面。它们放大了女性的婚姻生活，以一个个鲜活的生活瞬间道出了女性的压抑或反抗、困守与拘谨。如何冲破此种束缚，寻求一种别样的生活，进而让原本晦暗的区域被重新烛照，应该是这篇小说最大的用意了。

张益伟，1980年生，男，河南平顶山人，安阳师范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在《安徽大学学报》《华文文学》《世界华文文学论坛》《电影文学》《电影评介》《名作欣赏》等刊物及微信公号上发表论文20多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项，参与著作与教材编写4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