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天才”薄熙来！】

抛开各种政治偏见不提，回顾薄熙来到重庆后的执政模式，任何一个人都不得不佩服薄氏远超一般的政治手腕和极其敏锐的政治洞察力。

老牛说过，在中共意识形态内核深处，对社会秩序、管控、权威等有着根深蒂固的明显偏好。因为这个偏好，加之建政以来的历史教训和中共当前的主要任务等原因，决定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稳定仍然是中共高层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压倒性选择。

而薄熙来乃政治世家出身，对中共意识形态深处对管控、秩序、权威的嗜好有着精准把握，同时，其政治基因也决定了他对中共传统意识形态的偏好，更清楚中共高层对社会稳定的高度重视。

或许早在到重庆之初，薄熙来就预感到：在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和社会稳定——而非经济发展——面临挑战，才是未来中共最为头疼的两件大事，也是政治晋身的得分点。

所以刚到重庆不久，薄熙来就借出租车罢工事件痛下杀手。在徐明和王立军两位助手配合下，以“唱红打黑”为名，一面发动舆论倡导民众向中共传统意识形态靠拢，一面对社会群体进行高压管控，一面又派出了大批干部深入基层，把问题消灭在基层萌芽之中。

这样通过舆论倡导、高压管控、基层疏导，三管齐下，重庆成为“红色重庆”，社会状况和全国其他地方此起彼伏的骚乱相比也甚是平静。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薄熙来的收获也盘满钵盈。薄以一己之力，在重庆这个偏远的地方腾挪转移，终于达到了他的政治目的。目前为止已经获得了六位常委肯定，在十八大入常几呈不可阻挡之势。我们看到多维的十八大常委预测中也把薄熙来列为未来纪委书记的岗位，这个预测还是很有几分道理的。

反过头来我们再看汪洋。自汪洋到广东之后，前几年提出的“腾龙换鸟”、“幸福广东”等理念。这些理念好不好？当然是好！但和薄熙来的动作理念相比，从政治公关角度看，其缺点还是很明显的：薄熙来的一招一式都说到了北京高层的心窝里，而汪洋的理念虽然容易打动右翼和民众，但却很难获得北京高层一致认同。

汪洋的反贪工作虽然做的不错，但在制度层面并未有多少创新。广东抓了十几个高层巨贪，其反贪的实质力度要远高于重庆，但对和人民群众关系更密切、更易引起群体事件的基层贪腐、基层矛盾来说，却并未深入下去，化解开来。所以才有过去一年频发发生的骚乱，才有乌坎这种几乎失控的场景。

现在想来，汪洋肯定很后悔和薄熙来当初发起的辩论。如果没有这场辩论，没准人们会把广东的事情看成广东的事情、重庆的事情看成重庆的事情，还不会把广东和重庆两个地方、把薄熙来和汪洋两人拿到一起，放到显微镜下仔细研究对比。

更为要命的是，当这种对比来是来自北京的时候。考虑到中共十八大常委的任命机制，决定十八大常委人选的权力握在数量有限的北京中共高层（就是老牛说的那个“小圈子推荐”，“大范围票决”机制，详见：http://blog.dwnews.com/post-142575.html ）手中而不是右翼知识分子手里，而“汪薄”二人又都是十八大入常的直接竞争对手。

上述拿广东和重庆进行对比的看法，如果在高层握有投票权的这几百人中形成压倒态势，到那个时候就算有一哥胡锦涛力挺，他汪洋入常的可能性也会变得微乎其微！

当然，值得汪洋庆幸的是，到现在为止，党内虽然有人拿广东、重庆最比对，但高层还没有给汪洋扣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而且这种“政治比对”还没有在高层形成向某个方向倾斜的压倒性态势，这就给了汪洋进行翻盘的机会。如果汪洋能深入下去，解决基层问题，制止广东骚乱频发的现状，他在十八大入常仍有很高的几率。

就像老牛在文章开头说的，汪洋，他是个有闯劲、有魄力、敢改革的人物。他在广东的执政经历不仅颠覆了人们对中共的传统认知，也颇具相当开明的现代政治意识。从长远视野看，汪洋的执政模式也许更适合中国未来的政治走向。但在短期内，汪洋的确面临着严峻挑战。

政治家从来都要在理想和现实之间进行平衡，尤其是在面临竞争的情况下，这种平衡更是充满了风险和机遇，需要极为高超的政治艺术。不知道汪洋准备好了没有……

【汪洋入常面临危机】

在十八大常委的备选名单上，汪洋本来是最有竞争力的一位。

汪洋今年才56岁，是政治局委员中最年轻的一位，具有明显年龄优势；在政治背景上，他团派出身，和当今一哥胡锦涛一脉相承，而且深得胡之赏识与支持；在资历上，他担任地方主官多年，又以中央政治局委员头衔镇守广东重镇多年，距离常委已经只有一阶距离；同时，按照老牛“决定中共十八大政治局常委的四个维度”（http://blog.dwnews.com/post-142575.html ） 分析，汪洋的政治思维也深得党内改革派赞同。

除此之外，我们还必须承认，汪洋是个有闯劲、有魄力、敢改革的政治人物。他在广东的反贪腐力度和重庆相比虽然声势不大，但就收拾掉的贪官级别、数量而言，重庆那是望尘莫及。他破天荒的允许群众游行示威、为社团组织成立放行、和平解决乌坎骚乱、不再奉行GDP主义、承认国内有利益集团存在，这些都颠覆了中共的传统模式（或者说是人们对中共的传统认知），可以说具有相当开明的现代政治意识。

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突然又说汪洋要面临政治危机了呢？难道说是他背后的涛哥已有心无力？还是说他在广东的这些做法已经超出了中共高层的容忍范围？

老牛认为即便这些假设成立，还都不能构成威胁汪洋仕途的根本因素。影响汪洋十八大入常的最大威胁，在于广东这一年多来频繁发生的各种骚乱。尤其是因基层贪腐和利益输送所引发的群体事件，正在对汪洋形成越来越大的杀伤力。

 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第一，从意识形态层面。中共是一个马列主义政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虽然今日之中共在去僵化、去教条、去专制方面取得了很大进步，但它还是一个奉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政党，在其根深蒂固的政治思维中，对秩序、管控、权威等具有惯性的偏好。像广东这样骚乱频发，不管其原因或如何获得解决，都是是对中共意识形态的严重挑战。

第二，中共高层的政治共识。因为深受毛泽东“反右”、“大跃进”、“文革”等无政府主义理念所害，从“文革”结束以来，中共在高层已经得出了“中国不能乱”的结论并达成共识。为了实现“不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频发发生的学生游行事件中，中共甚至不惜牺牲掉两位总书记，并残酷镇压了“六四”学运。

现在发生在广东的外来务工群体和民工骚乱，虽然和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学生游行还不能同日而语，但在性质上，这些骚乱之于汪洋也不过是少了一个“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帽子定性而已。如果这种骚乱再继续下去，蔓延开来，谁也不敢担保党内会不会有人把这个帽子扣到汪洋头上。

第三，外部危机刺激。这一点就像老牛在上篇文章中所说的，中国这些年社会基本稳定，主要是得益于经济高速增长对民众形成的“收买力”，而这个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又得益于欧美的投资刺激，以及对欧美等发达国家的出口拉动。现在欧美自身已自顾不暇，市场萎缩严重，这对中共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充分就业，进而对中共社会的稳定也形成了巨大压力（广东骚乱就是最好的例子）。

与此同时，去年开始在西亚北非发生的“茉莉革命”又对中共构成了强烈刺激，强化了中共高层的政治警惕和危机意识。这一点，我们从胡锦涛在十七届六中全会上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讲话，就能读出中共高层领导集体的紧张情绪。

这就好像邓小平所说的“国际大气候、国内小气候”的判断，在内部稳定面临威胁，外部“革命”频发发生的情况下，党内高层对社会稳定也一定会更为看重，越发容不得像广东这样骚乱频发的情况发生。

第四，稳定仍是中共当前的重要任务。中国GDP虽然已经世界第二，各项经济指标基本都已跃居世界前列，但毫无疑问，中国仍然是个发展中国家。不仅中国的人均GDP远远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中国各地区、各行业间还存在着巨大的发展差距，同时中国社会的一些结构性矛盾正开始爆发，贫富差距和官员贪腐对社会稳定的冲击正越来越大。

胡锦涛去年在建党九十周年大会上总结中国的主要矛盾依然是落后生产力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不相适应，这个结论是对的。而且想必胡锦涛主席自己也清楚，要解决中国目前这些矛盾，可能会比当年邓小平发动改革开放更需要政治手腕和平衡能力，需要在相当长时期内都保持社会稳定来发展经济。这种情况下，中共怎么可能容许骚乱发生呢？

第五，十八大召开前的特殊政治氛围。关于这一点，老牛在上篇文章中也有过论述，今年下半年就要召开中共十八大会议，这是中共在新形势下进行代际交替的一次重要会议。为给会议顺利召开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共一定不会允许出现过强的政治噪音或社会动乱。

在这个特殊背景下，中共对管理创新的态度也会发生微妙变化，可能会把工作重心从政治天平的创新端，向更趋谨慎保守的稳定端悄然转移。或许正是因为上述这个原因，不久前还针锋相对的汪薄二人，居然在北京高调握手言和，强调双方“合作愉悦”。

汪洋显然认识到了十八大召开前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但广东的普通民众呢？他们认识到了吗？

作为普通民众，恐怕他们是不会考虑这么多政治的。只要贪腐依旧在，只要基层矛盾没有化解，骚乱还是会频发发生。老牛说过广东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但反过来说，你汪洋到了广东，就应该具有处理这些问题的能力，这是你主政广东的责任和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