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邓小平，半部中共党史”，想了解当前中国，必须先认识邓小平。在已故的蒋经国眼中，中共领导层有位“比毛泽东更厉害”的人物，就是邓小平。继《毛泽东：真实的故事》之后，俄罗斯历史学家潘佐夫与美国学者梁思文再推巨著《邓小平：革命人生》，2016年8月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透过大量苏联解密档案和独家访谈资料，以历史纪录方式解析邓小平的一生功与过。以下为《邓小平：革命人生》一书绪论：

中共第二领导核心、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图源：Getty/VCG）

一九八九年夏，全球的电视台传送了中国首都北京有个形单影只的年轻人手中提着购物袋，站在一排沿着长安大街要开往天安门广场的坦克车前。他往左走了几步，然后又向右跨了几步，想挡住这些强大机器的去路，而他那些孤伶伶的袋子还在手上一无防备地晃着。

六月五日，中国领导阶层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开始透过军队的协助要在首都“恢复秩序”之后，这些特写镜头也随之结束。这场四月中开始进行的学生与市民的示威活动要求真正的民主、公民权以及消灭贪腐，这威胁了官僚政治的绝对权力。这场自由运动不只咬住了北京，也紧抓住许多大城市。尽管已呼吁无数次要这些不受控制的年轻人返家，但他们并不想放弃他们的抗议行动。因此国家领导们必须在使用武力和提出让步之间做出选择。他们做出了选择，以鲜血染红了通往天安门的街道。

很可能这些年轻的造反者认为“柔克刚”，但是一九八九年六月，老子这个古老的概念证实并不可行。中国极权政权镇压了反对运动，并指控其为企图进行反革命暴动。接着幸存者开始在中国各城市街头上投掷砸碎的玻璃瓶碎片，作为象征性与绝望抗议的标记。邓小平的名字“小平”正好转换成“小瓶”。

然而，最后一次爆发的抗议活动非常短命。日子继续过下去。遭到射杀或被坦克压死的人都已经埋了起来。服完刑期之人也获释出狱。逃过一劫的造反学生重返校园，完成他们的高等学业并开始工作。经过二十六年之后，中国年轻人对于当时通往天安门广场街头以及在广场本身所发生之事近乎一无所闻。无人胆敢公开讨论这场大屠杀，这麽做是非常危险的。天安门事件是现代中国三个英文Ｔ字头禁忌之一，另外两个是台湾（Taiwan）与西藏（Tibet）。

总之，有些人会说为何要重提不堪的过往？毕竟中国现在正跳跃发展，消费市场满是各种商品。看起来这个广袤国家的现代化是近在咫尺。大多数的中国人展望未来，而非回首过去。三十七年的经济改革──同样的这个邓小平正是市场社会主义的设计师、创始者与带领者──导向一个全世界开始谈起“中国奇迹”的局势。

因此或许中国领导人镇压这些自由派是对的决定。毕竟，中国并非美国。又何尝不是经过数千年专制的“天朝子民”显然适应了领导阶层的专制权力？

诚然，那些对专制统治或通晓或无知的辩护者引起了如此的争论。然而，老子认为在中国是“民不畏威，则大威至。无狎其所居，无厌其所生。”同时期的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出于相同的理由，孔子也相信世上的四恶之一是“不教而杀谓之虐。”

要是邓小平错了呢？如果没有邓小平以本国年轻人的鲜血亵渎首都的街道，中国是否已经攀到其经济高峰？

尽管一直都有人试图做出快速的评断，可是回答这些问题实非易事。毕竟，答案不是只存在于中国近期的历史中，还须连结我们对这个“中原帝国”（Middle Kingdom）走过二十世纪一路以来的了解──那是条艰困、曲折又戏剧性的道路，带领着中国从一个西方世界的半殖民地到成为世界强权，从一个落后、古老的君主制到成为社会主义共和国。

当然答案也与对这名中国主要领导人邓小平的评价连结一起。他是什麽样的一个人？他是如何上台？在中国革命和建构社会主义过程中，他又扮演了何种角色？他那非比寻常的改革试图把中国转变成一个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生体，其源头和要素又是从何而来？为何他最终派出军队前去镇压抗议的青年学子？

那些认识邓小平的人，包括全球主要政治人物在内都以不同的方式在描述他，可是他们也都承认他那独到的才能。这其中有赫鲁晓夫（Nikita S.Khrushchev）、戈巴乔夫（Mikhail S.Gorbachev）、福特（Gerald R.Ford）、卡特（Jimmy Carter）、里根（Ronald Reagan）和老布什（George Bush）。即便是生性猜忌与多疑的毛泽东两度把邓小平赶出政治局，依然重视他，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凶期间（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也不允许任何人摧毁他。

我们该如何具体描绘邓小平？他是一名长寿的革命家，从上个世纪初一直活到世纪末。在无数的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事件中，他既是见证者，又是积极的参与者。他跻身位列於毛主席统治下中国共产党内最高阶领导人，并从“伟大舵手”的所有接班人中胜出。或许重新思考邓小平的基本信仰既漫长又曲折的道路，其中最引人入胜之处是他不仅自己从毛泽东社会经济乌托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同时协助其人民看清这一切。可是，对於中国共产党无可挑战的独裁统治形式的必要性，他依然深信不疑。当对民主的愿景冲撞及此，邓小平只看见混乱的鬼魅。他一意孤行，不愿再往前进。总之，邓小平并不信任他与同志们所宣称统治的中国人民，他拒绝把国家的领导权交给整体社会。

邓小平最终还是活在他的年代，只能完成他所能设想到的事业。他无法像苏联的戈巴乔夫，无法彻底克服他自我的集权主义世界观。邓小平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改革者，而非埋葬者。

此书是要破解邓小平这样错综复杂的人物。本书依据了中国共产党、苏联共产党和国际共产运动的早期秘密档案。档案来源的核心包含了莫斯科“俄罗斯国家社会与政治史档案馆”（即“前苏共中央委员会马列主义研究所中央档案局”）中先前大量未解密的邓小平个人资料，以及邓小平家庭成员的资料。除了俄罗斯档案资料的新文件之外，也参考了多达三千三百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件资料，诸如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以及其他人。这是第一本使用了所有这些资料的邓小平传记。

能取得其他档来源尤其要感谢中国、俄罗斯、美国和西欧历史学者们的努力，他们的资料也同等重要并善加使用。这些包括了邓小平与其他中国领导人演讲、文章、信件的内容，中国共产党高层机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苏联共产党的会议纪录报告，美国政府和它国政府的官方档，还有邓小平与世界上其他最高领导人之间的对谈纪录。于公于私认识邓小平之人：他的妻子们、儿女们、兄弟姊妹、同僚、秘书、警卫以及其他身边的成员；他们不可胜数的回忆重要性不遑多让。主要作者亚历山大·潘佐夫（Alexander V.Pantsov）亲访过许多认识邓小平之人，与邓小平共事之人或是受到邓小平政策与作为影响之人。后者之中最为广为人知的是“西单民主墙”运动（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七九年）的中国异议份子领袖魏京生。潘佐夫无数次走访邓小平出生地中国四川，以及其它在中国与欧洲与邓小平一生有关连的地方期间，搜集到许多独特的资料。本书也几乎用尽了现有的中文、俄文、英文与法文的二手资料。

本传记是以前一本广受好评《毛泽东：真实的故事》的相同笔调完成的客观研究。对其所要描述的主人翁采用了相同平衡性的描述方式，既不高举邓小平作为改革的典范，亦非仅仅视其为“北京屠夫”的其中一员。

邓小平在中国现代史的重要性值得对他做出如此详细与客观的评价。本书并非是政治性的小刊物，而是以叙事风格来呈现多年潜心学术研究的成果，意味着对于大众读者而言是本平易近人、饶有趣味又引人入胜的书。本书试图重建邓小平、毛泽东以及他们所有的朋友、敌人所营造出的具体历史局势，我们一心尝试要避免受到左派或右派的政治偏见影响。这是正确理解先人们的唯一方式，同时也是尊重历史的唯一途径。如果从自己的政治观点出发撰写历史，就永远无法成为客观的历史纪录，反而是政治指控。如果客观地书写，我们是否会缺乏“道德规范”？完全不是如此，历史是充满生命力的。当我们翻阅历史时，可以感受指尖上的生命力。我们无法找到完美的历史人物。想想凯撒大帝（Julius Caesar）、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和拿破仑（Napoleon）；反思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加尔文（Jean Calvin）以及亨利八世（Henry VIII）的人生；思索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列宁（Vladimir Lenin）与蒋介石。以美国人的脉络而言，这反映在有如蓄意残害数百万名美洲原住民的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更不必提那些对美国奴役非裔美国人提出合理化说法的众多杰出人士。他们全都是只有单一面相的狂热份子或压迫者吗？几乎不可能如此。他们都是具有争议的人物。甚至是十分极端的希特勒（Adolf Hitler）和斯达林（Josef Stalin）的一生，都应该做出客观研究。当然这两名独裁者的作者们都深知这两人该为发起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争负责，也不该遗忘希特勒在大屠杀（Holocaust）中所犯下的罪行。显然唯有多面相去描绘这些人物──即便是其中最为可恶之人──方能协助我们破解复杂的历史现实。是我们才需要真理，而非那些早已辞世的领导人。

我们一丝不苟的研究有助于呈现邓小平这样充满许多矛盾的人。邓小平和其他人一样，有正反两面的个性，有弱点也有强项。对于那些视邓小平为一九五○年代初期反对毛泽东左派政策的“温和派”的传统观点，我们看法相反；我们展现出直到一九七六年的前几个月，尽管邓小平在文革期间受到毛泽东的迫害，他一直都还是毛泽东真实的门徒，对“伟大舵手”忠心不二。从一九三○年代初期他们两人首度开始合作起，邓小平就倾心支持毛泽东。他热烈地支持毛泽东一九五○年至五三年之间的土地改革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斯达林化、经济的社会主义化以及“大跃进”。直到一九六一年五月底，邓小平才真正开始对於左派政策提出部份的批评；可是直到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过世前不久，他才展现出反抗之心。

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都是多面相的个体，无法以黑白二色加以描绘。在邓小平正面功业中包括削减了中国百分之五十的贫穷人口。他也将中国带往与国际体系进一步大整合的道路之上，并该对中国现在的样貌负起责任。可是邓小平绝非一名自由派，他到临死之前甚至变得和毛泽东一样，多疑且无法忍受异己。虽然到了一九七○年代末，他开始透过“实事求是”的口号来拆毁毛派乌托邦；到了一九八○年代末，他已经开始认为自己是真理的最终源头。就是此种质变不仅造成邓小平与部份身旁亲近人士之间的冲突，也发生在他与相信邓小平早期自由派计画的中国社会中部份重要人士之间。

我们展现出邓小平终其一生职涯在国共革命年代、土地改革、为社会主义斗争以及文革期间，不仅是名虔诚的共产党党员，同时也是一直深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党工。对于邓小平而言，只有作为达成目标的工具时，人民才具有重要性。

直到毛泽东老朽不堪之际，邓小平还是对毛泽东卑躬屈膝。他在“伟大舵手”面前无数回自贬身分，尤其是在文革期间，他终于以最大程度的自我羞辱对折磨他的人表达其忠诚之心。尽管邓小平的长子因为文革而残疾，他的妻子因而高血压，其他子女也在穷乡僻壤受到精神与肉体的苦难，但这都未动摇他对毛泽东的忠诚。人的基本德行如人性尊严、骄傲与原则等，对于邓小平来说毫无意义。自从他年轻时期将一生投注于共产党运动起，这些全都不复存在。从那时起，对组织的忠诚战胜一切情感。诚然就此观点，邓小平无异于其他排斥社会传统基本原则之人。历经长年的政治生涯，虚伪的变幻无常早已成为他性格中的一部份。虽然邓小平偶而会冒犯毛泽东并让他失望，可是毛泽东认为邓小平深具才干，并是他最佳门徒并不令人惊讶。邓小平并非有意要忤逆毛泽东，因为他有时无法探寻出毛泽东的私密欲望。事实上，跟那名试图以蔑视经济规律的惊人速度来建构共产主义的毛泽东相比，邓小平更像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依然深信中国共产党已经成功在落后的中国建立起社会主义，这应是马克思会不以为然的看法。邓小平和毛泽东都承认不了解经济事务，然而他跟毛泽东一样把自己的经济观点强诸于党和社会之上。一九七○年代底与一九八○年代初，邓小平在毛泽东死后数年所发展出来的改革与开放理论并非他自己独创出来。这套说法是根植于俄罗斯布尔什维克党人尼可莱·布哈林（Nikolai I.Bukharin）其对列宁目的在共产党控制之下开发市场经济的“新经济政策”做出解释。一九二○年代中期，邓小平在还是莫斯科共产国际学校的学生时得知这项概念，当他一巩固权力之后立刻执行这项政策。与此同时，我们也呈现出邓小平并未在农民之间画分公社土地。如此激进地扬弃毛泽东集体主义中最沉重的形式属农民本身的功劳，是他们开始画分土地。谨慎的邓小平在此项改革开始一年半之后，才转向支持此一发展。

邓小平个性强悍、行事果断、深具野心且相当残酷，可是他同时也相当谨慎并保有耐心。因此，邓小平和毛泽东两人是系出同门。只要朋友与同僚一在政治上无法满足邓小平，他会轻易地抛弃他们，此后再也不把他们放在心上。邓小平和毛泽东一样有着坚强的意志，当然也和他一样拥有领袖魅力。他是操弄人民的巨擘，玩弄阴谋，以华丽的口号诱骗人民。若不使用这些技巧，邓小平就无法成为领导人，也就无法战胜觊觎毛泽东接班人大位之人并在党、国内建立起自己的独裁领导。

所有前述的特色都使得本传记与之前邓小平的传记和研究大不相同。有两点异议之处，那些作品都已经过时，因此并非永远可靠，有数本作品甚至些许超越了传记的描写范围。即便是最为知名的邓小平研究者傅高义（Ezra F.Vogel）的《邓小平改变中国》，该书颇具份量也相当详细，在许多重大观点上也与本书有所差异。首先，该书并非完整的邓小平传记。事实上，那也实在不算是本传记。傅高义仅仅专注于邓小平一生九十二年中的最后二十七年。他对邓小平六十五岁之前的生活鲜有兴趣，对於邓小平成长期、成为革命家的历程，还有掌权以及成为毛泽东内部核心圈要员的活动只做了轻描淡写（八百三十五页中只有三十二页）。傅高义以政策分析家的身份写作，而非以传记作者或历史学者的角度；他只对邓小平在后毛泽东时期的改革感到兴趣。第二，傅高义缺少撷取独特的俄罗斯原始档案，而这正是我们研究所倚赖的资料，且这对于了解邓小平政治生涯与个人生活又是极其重要的。第三，或许是最重要的部份，傅高义的书并未做多少批判也缺少客观性。邓小平本人表示过他一生的功过是好坏各半。这样的说法要比傅高义和煦的观点更接近真正的评价。邓小平和毛泽东同样犯了许多严重的罪行，也要为数百万人民之死负责。一九五○年代初期，甚至连毛泽东都试图阻挡邓小平屠杀过多的反革命份子。一九五○年代末期，邓小平残害知识份子；一九七○与一九八○年代，他逮捕甚至杀害异议份子。更别提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屠杀中的责任问题。这也显露出在中国研究圈中，对于傅高义著作的回应是相当冷淡的。因为对邓小平采取非批判性与不符实际的正面角度，他们对该书做出恰如其分的批评。《中国经济评论》前编辑陆建鑫（Pete Sweeney）表示同样的观点：“我们期待看到一份对他（邓小平）的政治想法更具批判性的作品。”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对於中国在二十一世纪末的历史中最为重要的政治领袖，本书是唯一一本内容完整又客观的传记。

总而言之，我们身为历史学者的责任是对邓小平以及那个被他彻底改变的国家建立起鲜明生动的形象。我们并未明确颂扬或苛责邓小平，正如同我们也未明确褒贬毛泽东。不带政治性斧凿的细心读者肯定能以我们所提出的庞大证据为基准做出自己的结论。我们试图以当初了解毛泽东所有复杂性的方式去理解邓小平。我们期待本书也能协助读者更为清楚地了解中国的过去、现在以及为来。只要我们不厌其烦地去破解中国的奥秘，是能达成此任务的。本书中，我们的方法是仔细检视邓小平，这名中国所生的出色革命家和改革者，且他随后在漫长政治生涯中也重塑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