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回家-巴丹死亡行军亲历记》 世界知识出版社2009年 作者：列斯特·坦尼 范国平译

   列斯特·坦尼博士，1919年生，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退休荣誉教授，巴丹死亡行军的幸存者，紫心勋章和青铜星获得者，在日本战俘营中度过三年半时间，曾在日本福冈县大牟田17号战俘营充当奴隶工。现在他担任巴丹和克雷吉多保卫战老兵协会主席，是美国盟军战俘向日本政府索赔运动领袖。

   本书是列斯特·坦尼花费50年时间查阅大量档案，向亲友和战友征集材料，结合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在战俘营中偷偷写下的日记写成的。

   第6章 游击队生涯

    在奥唐奈集中营的第六天，我下定了决心，为了自由，一定要搏一搏，逃离这个人间地狱。回想过去的那些天里发生的事情，我相信，如果我想要活命的话，离开此地乃当务之急。

   首先，在这里，每天都会有250个左右的菲律宾人或是美国人死于饥饿和病痛。那些还没有患上疟疾和痢疾的战俘，迟早有一天也会染上诸如此类的致命的疾病，只不过是排在了后面，可以多活几天而已。

    第二，日本人不顾战俘们的健康和生理状况，强行要求我们参加劳动队。我们不知道会去哪儿，也不知道要做些什么工作。我想要知道，为什么日本人会选我们去做这些工作，他们期望我们怎么样来完成这些工作。我只知道我看到的事情都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假如未来的生活，都像我们投降以后的那三个星期当中经历的那样，我宁愿放弃未来。

   第三，这可能是最重要的，日本看守还没有给战俘编号，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的确认身份的措施。有个战俘医生告诉过我，在其他集中营中，日本人把10个战俘编成1个小组，假如有1个战俘逃跑，这个小组当中其他的战俘就会被斩首。我在一些劳动队里工作的时候，也有从其它战俘营转移到这里的战俘告诉我，日本看守给每个人都编了号，如果有1个人逃跑，就处决编号在他前面和后面各5个号码的战俘。幸运的是，当时在整个奥唐奈集中营，日本人还没有给战俘编号，也没有把战俘编成小组管理。奇怪的是，那个战俘医生竟然希望日本人早点制订编号系统。

   我之所以如此强调这个编号系统，是因为如果编号序列里的任何一个战俘逃跑，就会牵连很多这个序列当中的人，他们会遭到处决。一旦有了自己的号码，我会反对任何人逃跑。如果出现了自私的、什么都不顾的战俘逃跑的行为，日本人就会枪决、斩首、刺杀很多无辜的人。日本人曾多次强迫我去看斩首场面，这是因为一些战俘从劳动队或是集中营里逃掉了，或者是一些战俘试图逃跑，但没成功。我永远忘不了那些人首分离、鲜血四溅的悲惨的场面。日本人杀鸡儆猴，警告我们不要以身犯险，但是我认为与其在集中营中等死，还不如豁出性命拼一把。

   我现在要做的，是把真相搞清楚--当时究竟日本人有没有给我们编号，或是有没有其他的身份确认方式。如果没有的话，他们就没法知道哪个战俘逃跑了，即使战俘逃跑成功了，其他战俘也不会受到惩罚。

    第二天早上，看守开始对我们大喊大叫，叫我们去参加运水队。他们需要一组战俘，这些战俘在体力上不仅要能承受从集中营到小溪边长达1英里的行程，而且还要能拎着两个装满5加仑水的罐子往返营地。我想要鲍勃·马丁和我一起去，但他的身体还很虚弱，没有力气走到小溪边，更没有力气在返回的路上偷偷躲进丛林，然后再穿越丛林逃跑。这是个重活，没有多少战俘自愿加入这个劳动队，于是集中营的日本军官和看守不得不亲自挑选一些战俘前去。我呆在战俘的人群当中，等待着好消息的到来。我所希望的好消息就是，日本人只派一个看守看押我们运水，而这个看守也会像通常那样不会去清点劳动队里战俘的人数。幸运的是，那天早上，日本人果真只派了一个看守去押送自愿参加运水劳动队的战俘。这个劳动队似乎是专门为了我和我的逃跑计划而设的。我下定决心，加入了运水劳动队的行列。包括我在内，一共25个战俘参加运水

   看守我们的看守，剃了光头，戴着铁框眼镜，矮胖身材，差不多5英尺6英寸高，罗圈腿，走得很快。看样子，这家伙有点呆，不过他掌握着生杀大权，他随时可以把看不惯的战俘推出队列。我耐着性子等待运水劳动队出发，竭力控制不住内心的激动。等待出发的五分钟就像是一个小时。一些战俘退出了行列，一些人则加入了。我们等待着出发，当时情况很混乱。

   到达溪边之后，大家便分散开了，往河中间走了4英尺远，我们的队伍大约有150英尺长。有些伙伴想趁此机会，凉快凉快，简单地洗个小澡，有些人是想让凉水冲激自己，以恢复清醒。日本看守数了一下我们的人数，决定让我们在营地和小溪之间往返运水三次。

   我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在最后一次往返开始的时候，天开始变黑了。看守的命令让我们的劳动时间超过了规定时间。虽然累了一点，但对我来说，却是一个机会。每个人都很累，日本看守也很累。我试着在水下屏住呼吸，准备不上岸，就像“人猿泰山”小的时候做的那样，这似乎是能骗过看守的一种简单方法。这是我最初的逃跑计划，但我后来发现，自己不能像想象的那样憋那么长的时间。我的脑子开始飞转，一个新的想法迅速形成了--等掩蔽一切的黑夜降临，我意识到自己可以轻松溜进周围的丛林，把自己藏在芒果树后的高草堆当中。而且，如果我被看守抓住，我也可以为自己合情合理地开脱。我就说，自己患有痢疾，实在憋不住了，要大便，怕传染给其他人，所以才会离开取水区。想好这一切，夜幕也降临了。趁着看守不注意，我偷偷地溜进了丛林。

   天越来越黑了，没人注意到我，看守召集了“所有人”拎着水罐回营地。我躲在草堆里，看着劳动队艰难地返回营地，他们只能得到一份极差的配给米饭，这就是所谓的“晚餐”。过了大约一个小时，我才敢站起来，准备离开。猛然间，一只有力的大手搁在了我的肩上，深深地掐进了皮肤。我立刻感到了恐惧，出了一身汗，心跳得像拨浪鼓，恶心想吐。我不敢回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他们已经抓住了我，而且他们也不会相信我拉屎拉了这么长时间。我害怕得要命，想慢慢转过头去，看个究竟。我知道，自己已经不可能脱身了。我怀着恐惧，急促地喘息，准备直面自己的命运。突然，后面的那人说：“不要害怕，我是美国人。刚刚那几个小时里，我一直在观察你。我会给你药和食品的，跟我走吧！”

    是纯正的英语，我飞快地转过了身，发现一个高大的大胡子男人正注视着我。原来，是一个美国游击队队员。他说他叫雷（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也没问他的姓，真可惜了！）雷大约30岁，穿着一身旧军装，戴的帽子看起来像是用了很多年。他的胡子至少有2英寸长，几乎遮住了整个脸。他后来对我解释说：“这是在丛林地带最好的伪装。”他嗓音沙哑，好像患有很严重的支气管炎。我想，丛林生活使他变得小心翼翼，而且多疑，因为从那个溪边的草丛算起，到目的地，数百码的距离当中，他一直没有说太多的话。

    雷说，他一直在帮助“死亡行军”中的人和奥唐奈集中营里的人，很多人在他的引导下加入游击队。他的游击队就是要成为日本鬼子的眼中钉，肉中刺，让鬼子自顾不暇，在心理上打击他们，击碎日本人自以为是的“种族上优越于美国人”的心态。雷说这句话时，声音在微微发颤；身体也在明显的颤抖。从这句话里，我可以看出他对日本人的极端痛恨，我想知道他们曾对他做过些什么，但一直没有去问。

   正如我后来发现的那样，和游击队员打交道，首要的原则就是不要过问任何人的私人问题，对于不同的人来说，参加游击队的原因不同。有些人是在巴丹死亡行军途中逃掉的，有些是在战斗中丢失了装备的，相当多的人是“逃兵”，他们逃跑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自己的处境，甚至有些人是因为犯了罪，通过逃跑来逃脱法律的制裁。现在他们站在了一起，他们有了共同的目标，就是和日本鬼子干！

   走了大概1英里，雷才允许我停下来稍做休息。现在，我的处境和在奥唐奈集中营的时候是多么的不同。我躺在地上，开始大笑，不一会又哭了起来。这世上的任何事情，都会比闻着奥唐奈的恶臭，看着人们日复一日地数以百计地死去，然后和别人的尸体一起，像动物一样被埋在一个洞里，要好受。上帝！我真为自己能逃到丛林里，远离作为日本鬼子的战俘遭受到的痛苦和折磨，而高兴。

   雷说，我们必须穿过一片芒果树林、一块菠萝田，可能还会遭遇一群野生水牛，才能到达游击队的露营地。他说，每支游击队都有自己的根据地和战斗区域。换句话说，每支游击队都负责骚扰特定区域的日军，每支队伍中的每个人都要参与实施这种骚扰。

   一路上，树木葱葱郁郁，月光不时从树丛的缝隙当中透下来，树影婆娑，这样的美景让我陶醉。当晚，我们在一个很隐蔽的地方安顿了下来，这地方有高草、大树和浓密的灌木，离小溪和一条当地人穿越丛林的小径不远。小径在小溪边，当地人总会带着他们的水牛一起走过。这片沼泽地里到处是水蛭、蚊子、红蚁和蛇，我们确信日本人不会靠这儿太近。

   夜晚丛林的声响是那么的神秘，对我来说，犹如天籁。在这一刻，我是作为一个自由人在倾听，没有人扇我耳光，没有人让我挨饿，没有人来剥夺我的药品，也没有人强迫我去做肮脏的工作。就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就算在这场战争中，我必须死，也必须作为自由人而死，我不愿死在病菌遍布的、恶臭弥漫的奥唐奈集中营，我不愿死在残破狭小的聂帕榈树棚屋里！奥唐奈根本不是人能待的地方。

    起初，我还以为，做这种选择，对自己来说是轻松的和理所当然的。但很快我就想到，如果我死了，家人们该怎么办？我亲爱的劳拉肯定会成为一个年轻的寡妇，听到我的死讯，她又会怎么样呢？接着，我开始想到那些留在奥唐奈的朋友们，又会有什么事降临到他们头上呢？作为一个自由人，我能尽力，哪怕是些许的力量去帮助他们吗？我真的被自己搞糊涂了。

   也许，我当时要是留在了奥唐奈，也许现在就已经死在那儿了。我会加入到死尸的行列，日本人会拿走我们身上所有的东西，把我们倒进一个浅浅的“群体墓穴”里。我的手或许还会突出来，日本人会用脚踩我，或者是用一根棒子来捅我，让我不再浮出那积满水的墓穴。到时会有人来给我做祷告么？很少有日本看守会允许我们在墓地给死者做祷告。在大多数情况下，抬尸体的人会一边默默祷告，一边举着那可怜的、严重营养不良的人的骸骨走向坟墓，他曾经是一个活生生的快乐的人。我躺在那片空地上，再次成为了自由人，这些想法不停地在脑海中闪过。

    我正准备小睡一下，我的新朋友雷打开了野战包，掏出两罐斯帕姆牌午餐肉，给了一罐我，一罐自己留着。我已经记不起，在此之前最后一次吃到是真正意义上的食物，是在什么时候了。这份午餐肉就是山珍海味。我狼吞虎咽，把整罐肉一扫而光，尽管如此，我当时还没有馋到想去要更多份量的程度。我对这份恩惠已经感激涕零了。接下来发生的事，更让我吃惊，雷又从包里拿出一瓶看起来像酒的液体。天哪！几分钟之后，我发现它尝起来也像酒。享受完这一切之后，我伸开四肢，躺在草地上，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开始朝着山脉进发了，最终我们会到达目的地，在那儿，游击队会问我一些问题，并向我灌输他们的生活方式。雷说，那儿有个菲律宾小村庄，我会碰上六七个逃出来的或是在巴丹的战斗中与部队失散的美国人。事实上，这些人就是游击队的缔造者。他们或许因为迷路，或许与部队失去了联系，或是不能穿越丛林，在菲律宾人居住区找到愿意帮助他们的朋友，总之，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他们加入了游击队。

   我们开始撤退的时候，接触过一些菲律宾人，他们大多数是亲美的，而且，这些人为了光复他们的祖国，愿意去做任何事情。为了消除菲律宾人对美国的认同感，日本人试图使他们相信，他们和日本人属于同一种族，所以菲律宾人不应该保护白种人，也不应该对白种人友好。日本人认为，亲美的菲律宾人是叛徒，他们对待亲美的菲律宾人和对待美国人一样残忍。

   和菲律宾士兵一起，美国士兵继续和日本人战斗，但换了一种的方式。麦克阿瑟将军对菲律宾会发生游击战，一点儿也不会感到奇怪。早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前，他就试图在吕宋岛北部组建一支游击反抗力量。这也算是未雨绸缪了，假如日本和美国正式开战，这支力量日后就可以对付日本人了。我躺在地上的时候还在想，弄不好，自己还会在游击队里碰上被俘前的老朋友。

   最终，我们到了这支游击队的总部。有人问了我一些问题，给我提供了足够的米饭、烤鸡和烤猪肉，我感觉我就是国王。面对着如此丰盛的一餐，我想起了那些留在奥唐奈的朋友。我想知道他们在做什么，卢是不是还要出去在劳动队里干活，有没有B连的战友在最近一两天内死去。所以，尽管享用了这么丰盛的一顿饭，我还是在这些想法的刺激下，哭了起来。我仍然为他们担心。我的脑子一片混乱，不知道该怎样面对刚刚得到的自由。

    游击队的头，自称瑞利，是个中尉。他告诉我，明天早上他们准备去伏击日本人，日本人会从马尼拉出发，沿着公路行进。日本人要给内陆部队运送补给，而游击队的任务就是阻止这批补给运达目的地。瑞利告诉我，每一个游击队员，都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对我说，虽然每个人都要出力，但是我必须等到体力恢复之后，才能出去，到时候我会加入游击队，搜寻日本人。

   瑞利中尉至少有200磅重，6英尺2英寸高，没什么头发，留着络腮胡子。他令人敬畏，说话不紧不慢，音调平稳，让人感到有安全感。每次下达命令时，他总会以艺术家口吻对每个词逐一阐释。瑞利很为自己的爱尔兰血统自豪，总是用爱尔兰土音，说滑稽话。队伍里的每个人都对他很尊敬，因为他总是身先士卒，他坚持不让队员们以身犯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