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美国是无可争议的“全球最早提出并探索高超音速技术”的先行者，但在“开花结果”方面，中国才是真正的“领衔者”。现在看来，不仅是只能用作一次性武器的“采用了高超音速技术的导弹弹头”，中国也开始在用途更广且可重复多次使用的高超音速装备方面，出现了诸多新的进展。

近期，两则有关国产新型高超音速飞行器的消息先后出现，显示出国内开始在此领域呈现出“四面开花”之势。先是中国科学院公开了一款飞行速度可达6.56马赫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摒弃了以往较为细长的高超音速飞行器构型，转而使用具备较大直径的圆钝外形，并在上方加装了一副筋斗翼，与飞机一类的航空器更加相似。而很快，中科院另一科研团队试飞宽域飞行器的高清画面，也在名为《以先辈之名 立时代新功》的宣传片中被公开。这款名为MD-19的宽域飞行器，很可能是为2年前公开的飞行速度可达7马赫的MD-22“鸣镝”宽域飞行器提供技术验证和数据积累的测试机，其已多次成功试飞。

相关消息的传来固然令人感到喜悦和自豪，但与此同时，国内互联网上也出现了两个疑问：一是一些人认为，“既然都有突防性能强悍的高超音速飞行器了，那轰-20之类的传统战略轰炸机是否还有存在必要呢？”另一个问题则是，“国内同时多款技术路线各有不同的高超音速飞行器，是否是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了呢？”对此，笔者也来谈谈自己的看法。

从平台特性来看，无论是高超音速飞行器，还是类似轰-20、B-21和B-2这类的亚音速隐身战略轰炸机，它们均可被视为空基核打击平台。前者凭借超过5马赫的飞行速度和飘忽不定的飞行轨迹来确保突防能力，后者则凭借对雷达隐身效果的极致追求来确保突防效果。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种突防手段和技术思维都有着进一步提升和发展的空间，故很难说“谁一定更先进，谁又该被谁所取代”。在被用于核载具时，二者应该是并存和被共同使用的关系。如果一个国家在空基核打击平台方面，既拥有隐匿效果高超的隐身战略轰炸机，又拥有速度快且飞行弹道难以被破解的高超音速飞行器，那在以航空手段向敌国投射核武器时，对手的拦截防御难度必然将呈几何般增长，何乐而不为呢？

况且，与常规战争相比，核战争的一大特征就是“爆发力极强”。一旦核战争打响，有核国家会且只会“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向目标倾泻出尽可能多的核弹头”。从解密后的美苏冷战时期的部分文件来看，不论是美国还是苏联，基本都会在核战争打响后力争于首轮核打击中，就向对手倾泻出自身核武库中约7成以上的核弹头。这既是为了赶在己方核武器被对方摧毁前，就把核弹头扔到对手的头上，以防在发射架上没机会发射；更是为了力争在第一波打击中，就获得一锤定音式的彻底毁灭效果，毕竟核战争是没有退路和缓和一说的，追求的就是“要死那大家就都得死透”。在这种情况下，多一款核载具平台，就多了一种核武器投射手段，进而可加大对敌方的核毁灭效能，故轰-20和各类可能具有战略打击能力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其实是各有各的价值和存在必要。

至于说同步推进的多款不同型号高超音速飞行器，是否是在进行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其实从它们的特征和区别之中，我们就能看出一些端倪。外形较为圆钝、加装筋斗翼、飞行速度可达6.56马赫的高超音速飞行器项目，明显是为了提升内部载荷能力。目前看来，不论是采用乘波体滑翔技术路线的高超音速飞行器，还是采用双锥体技术路线的高超音速飞行器，基本都选择了较为细长的外形，这是为了实现更好的减阻效果。但与此同时，细长的外形也限制了它们的内部空间载荷能力，如难以搭载几何外形不符合细长特征的物体，进而制约了它们进一步拓展功能和用途。

那么，如果一款飞行器既实现高超音速飞行，又能像货机和运输机那样，拥有较好的内部空间利用效果，可搭载一些大尺寸物资；或者是像轰炸机的内部弹舱那样，可携带弹体尺寸较大的航弹或巡航导弹旋转发射器等，那岂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吗？解决了名为高超音速飞行的问题后，人们自然而然地会向着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对高超音速飞行器内部载荷空间和随之而来的多用途性加以追求，就是个思维逻辑很通顺的事情了。

而与追求上述效果的高超音速飞行器不同，可实现高超音速飞行性能的宽域空间飞行器，依然采用了较为细长的外形，说明其并不强调内部载荷能力，而是更追求飞行速度和高度。在相关报道中，就出现了宽域空间飞行器可在20~100公里的高度上飞行的描述，这是上一种高超音速飞行器所不具备的。这样想来，不仅是军用潜力，宽域空间飞行器还有着一项尤为明确的功能，那就是“连接天地”，实现以更低的成本进出外层空间，成为在地球和外层空间之间进行往返运输的一种手段。既然二者的定位和功能都各不相同，自然也就不存在重复和浪费之说了。

高超音速技术及其应用的“全面开花”，中国是真的在这方面进入“自由王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