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战斗机一样，轰炸机在战场上的出现也始自一战时期。而且，时至今日轰炸机的装备目标也依然没有变化，还是执行对地、对海攻击任务。

　　只是，在一百年后的当今，轰炸机在全球各国空军中已经不再是不可或缺的存在——今天只有中美俄三国的空军中尚能看到它的身影。

　　现代直升机之父西科斯基，在去美国前已在航空领域颇有建树。图为西科斯基设计的伊利亚·穆罗梅茨( Ilya Muromets，斯拉夫神话中的英雄)四发战略轰炸机，它最初是被作为豪华客机来打造的。

　　轰炸机≈战略轰炸机

　　轰炸机自问世之初，便根据任务属性、目标价值等被划分为战略轰炸机与战术轰炸机。

　　后者的任务职能在过去一个世纪里陆续被“师出同门”的攻击机、战斗轰炸机以及多用途战斗机全面接替。其他能够完成战术轰炸机任务的装备还包括弹道导弹、武装直升机、巡航导弹、察打一体无人机等。

　　由此，战术轰炸机的时代日渐远去，轻型轰炸机在各国空军中已经匿迹了。

　　相较于多用途战斗机对战术轰炸机的取代，今日轰炸机身上无可替代的作用则多集中于战略打击层面。这正是美中俄这类大国所需要和重视的。

　　至今，轰炸机身上无可替代的一面则多集中于“战略打击”层面。

　　当今日我们提及轰炸机，默认说的就是战略轰炸机，也就是中美俄这类大国空军所专属的轰炸机——中国的轰6家族、俄罗斯的图-95、图-160、图-22M，美国的B-2、B-1B、B-52，以及最新揭幕的B-21。

　　在战机多用途化的大潮中

　　回溯百年来轰炸机技术的发展历程，我们还会“意外”地发现：

　　一战时第一款四发战略轰炸机、俄国的伊利亚·穆罗梅茨是由客机改装而来的。

　　当时的轰炸机普遍由侦察机、水上飞机改装而来。后来，有了专门研制的轰炸机出现，但同时轰炸机又“不务正业”地客串着滑翔机牵引机、要员或重要货物的运输机、照相侦察机、重型战斗机、夜间战斗机、教练机、通信机等角色。

　　“蚊”式轰炸机凭借其高速特性，可作为贵重的货物或要员运输机，在二战期间穿越德国占领区、避开德国战斗机。其完成的任务就包括运送丹麦物理学家玻尔(对制造第一颗原子弹做出了重大贡献)：他在炸弹舱的一张床垫上“熬”过了3个小时的飞行。在飞跃挪威高空的途中，他甚至因为没听到飞行员通过对讲机要求他打开氧气供应的指令而缺氧昏了过去。

　　一些航空史上的经典机型，虽被冠以轰炸机之名，但它们无不是多用途的——比如，“二战”时期的德国容克(Junkers)Ju 88、英国的德哈维兰“蚊”式(de Havilland DH.98 Mosquito)、霍克哈特(Hawker Hart)等，它们虽是作为快速、轻型轰炸机而诞生，但都衍生出了能够满足上述用途的家族。

　　这种“多用途”的特性虽然在战后、冷战时期的诸多机型中并未显现，但即便是倔强地声称自己“没有一克重量是为了对地攻击”的F-15“鹰”，也依然在后期从制空战斗机成功转型为了多面手“攻击鹰”。

　　F-15从一款重型制空战斗机，成功转型为后来的“炸弹卡车”。

　　多用途化也是当今战斗机(乃至可以说多型战机)的主流鲜明特征。制空作战，兼顾对地、对海攻击能力也成为第三代战斗机的基础技能点。

　　更进一步，还有“一个机型包打天下”的情况：一些中小国家的空军倾向于选择新一代的高级战斗教练机来承包从训练教学到制空、对地攻击战斗任务。

　　即便是被冠以“JSF”之名的第四代(西方的“第五代”)战斗机F-35，在注重隐身化特性的同时，也从底层设计上便彻底地贯彻着多用途化的原则。

　　今日的F-35家族非常符合“多用途”的定义。上一款具有类似多用途性的美式战斗机是F-4“鬼怪”Ⅱ。

　　何必只是“轰炸”机?

　　从这个角度观察被美国称为“第六代战机”的B-21，如果只是局限于“轰炸机”这个设计命名，就显然太狭隘了。

　　对于B-21的观察与想象，如果撕掉其“B”(bomber，即轰炸机)的标签，便会有豁然开朗之感。

　　回想本世纪初，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曾向五角大楼推销在隐身战斗机F-22基础上衍生而来的“区域轰炸机”FB-22;那么如今，面对B-21这样一个更大尺寸的机体平台、更远航程、更大弹舱(更大任务载荷能力)的全新一代隐身平台，美国军方和制造商诺格公司没有理由不进一步地“物尽其用”。

　　在隐身时代，美国在F-22身上将制空能力列为最高优先级的能力。但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在其基础上推出对地攻击型。本世纪初，洛马就曾在F-22基础上推出区域轰炸机FB-22。

　　瞄准冷战对手打造的B-2最终落得区区21架的产量和金贵的身价。加之时代技术所限，再在多用途化上折腾的可能性不高。

　　毕竟，新一代轰炸机，何必仅仅是“轰炸”机呢?

　　诺格在对B-21的介绍中除了强调下一代隐身技术外，还有一个关键词是“开放式系统架构”——这既表明其后续升级改进的便利，也表明其有着很大潜力，能够衍生出战略侦察机、通信指挥机、电子侦察机、电子战机等改型。

　　另一个关键词则是“高级网络功能”。言下之意，B-21会如足球场上的“中场”一般，作为球队的“大脑”串联起前后场，以它为核心编织起对“前场”的情报、监视和侦察(ISR)、电子攻击和通信指挥网络等。

　　而作为前锋时，B-21亦能依靠这套网络(网络上其他平台节点)来增强自己对敌的态势感知能力，拨开战争迷雾。

　　20世纪中叶的“老爷机”能“长寿”至今的一个关键原因便是机载武器的技术发展、远程精确制导弹药的成熟与普及。那么，下一代的机载武器又会在B-21这张崭新的白纸上描绘出怎样的未来?

　　轰炸机身上之所以 还尚存战略打击的能力，是因为其相对于多用途战斗机，机体平台更大，有着“大飞机挂大弹”的先天优势，远程或是大当量的大尺寸武器能够悉数挂载在其翼下或腹中。

　　而今，大型且隐身的B-21来了，在未来的半个世纪里，当它与空射无人机、高超声速武器、激光武器等为代表的新概念机载武器结合后，又将催生出怎样的战斗力?

　　如果说概念图上的F-35与机载激光武器的结合堪称“ 螺蛳壳里做道场”，那么机体尺寸更大的B-21优势就更为明显了，在激光器的功率、热管理和冷却等方面有着更大的发挥空间。

　　反导也是机载激光武器的一个潜在应用场景。如果说F-35上的激光能反巡航导弹的话，那么B-21如果装上了激光，可能会摸进战场前沿、以大功率激光对弹道导弹“反导”了。

　　“数字化”的成色待检验

　　对于B-21接下来会如何发展，是否会向着多用途方向进展，这一切都要看制造商诺斯罗普·格鲁门公司的下一步动向。

　　从2015年拿到合同，诺格仅用了7年时间就推出了首架B-21，这无疑证明了这家“老店”在飞翼技术上的底蕴。

　　同时，也算是 “牛刀初试”了诺格宣传中的敏捷软件开发、先进制造技术、数字工程工具、数字孪生、数字化工厂和“国家队”(诺·格牵头与来自40个州的400多家供应商、美国空军组成的8千多人队伍)能力。

　　诺格的创始人约翰·诺思罗普(John Northrop)一手塑造了这家老店的飞翼基因。

　　就像F-35之于F-22，B-21对比B-2来说，在设计之初也会将可维护性(重点在隐身涂层)放到与隐身性能同等重要的位置。

　　但一个个看似满是新意、令人不明觉历的新名词背后，诺格这样的宣传究竟是自卖自夸，还是一次真正的能力跨越，这些都有待B-21在接下来的试飞、测试、量产、部署工作中接收检验。乃至在入役后长期的运营、维护与升级现代化以更长的周期里，B-21的表现也值得关注：

　　“

　　其是否真如宣传所云，能够发挥“数字化”效能，缩短了新机的设计和测试周期、提高了生产效率、更好地控制了运营和维护成本、升级上更为快速?

　　”

　　如果，诺格纸面宣传的悉数兑现，或者部分兑现了，那么可以想见，“数字化”无疑将成为第六代战机的门槛性指标，就像隐身能力之于第五代战斗机。

　　2003年，当时的美国空军部长詹姆斯·罗奇表示，他的设想是将有一支150架(这也比较接近今天美国军方讨论的B-21装备规模)FB-22组成机队列装空军。这也侧面说明，在B-2之后，不论是作为甲方的美国空军，还是诺格、洛马等厂商都未停下对下一代轰炸机的探索。

　　根据诺格的公开信息，B-21从一开始就被设计为可快速升级，且无需整体升级，通过敏捷软件升级和内置硬件灵活性无缝整合即能赋予B-21新技术、能力和武器。

　　当然，这一切未来与B-21的最终产量也息息相关。尤其是每架B-21的成本能否控制在相对较低的价格(五角大楼的关键设计审查CDR中每架 5.5亿美元)。

　　当B-21的装备量达到一定规模，在满足了五角大楼的基本需求后，是否会开启它的多功能化之路?我们静待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