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位置一代:那些一直追踪孩子行踪的父母 | |
| www.wforum.com | 2026-11-18 12:15:49 《大西洋月刊》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
|
|
|
|
|
|
|
|
当我成为父母时,没人告诉我会有那么多应用程序会占据我的手机:婴儿监视器的应用程序,让我即使和丈夫难得外出约会也能随时查看女儿的状况;我们租了个Snoo智能婴儿床,它能记录女儿的睡眠时间;还有我自己手动记录睡眠的应用程序,因为Snoo的记录不够准确。即便如此,我仍然记得自己当时觉得自己已经很克制了。我的意思是,我没有买那只价值299美元的Owlet智能袜,它可以把女儿的脉搏和血氧饱和度直接发送到我的手机上;也没有买那只价值290美元的Nanit监护仪,它可以追踪女儿的每一次呼吸。 我们家的日托中心没有直播——你看,我还是克制住了——不过现在有些日托中心确实提供这项服务。幼儿园和夏令营都有自己的应用程序。很快,我的手机就开始收到各种消息,都是关于操场上的小冲突和一些小伤小痛,哪怕只是被纸划破的。就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知道女儿下午2点17分睡醒了。 这种全景式监控并不仅仅局限于婴幼儿。那些孩子比我大一些的父母告诉我,他们对孩子的成绩过度关注,每次作业或测验后,成绩都会立即更新。他们通过智能门铃上的摄像头监视孩子;他们监控短信。他们仔细查看孩子在夏令营——曾经是与世隔绝的时光——每天的照片,寻找晒伤或被孤立的证据。他为什么和大家格格不入?他为什么不笑? 但最重要的是,父母会追踪孩子的一举一动。对于年龄较小的孩子,定位追踪可能始于将AirTag放入背包、外套或鞋子中。(斯凯奇现在生产的鞋子鞋底就设有专门的定位隔层。)对于年龄足够大、拥有智能手表或手机的孩子来说,GPS功能已经内置其中——因此,父母可以持续追踪他们,直到他们进入青春期甚至更久。一项研究显示,四分之三的14至17岁青少年的父母可以访问孩子的位置数据。 根据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伯勒分校心理学家米凯琳·詹森 (Michaeline Jensen) 于 2021 年进行的一项研究,即使在大学生群体中,也有三分之一的人被父母追踪。詹森表示,五年后,这个数字甚至更高:根据她尚未发表的数据,超过一半的大学生正被追踪。在她自己的实验室里,她发现就连她的研究生也仍在被追踪;她告诉我,她有一位 29 岁的学生最近完成了博士论文答辩,但她的母亲仍然会查看她的位置,并打电话询问。 如果实时查看孩子的位置还不够,Life360 或许能帮上忙。这款追踪应用允许家长查看长达 30 天的带时间戳的位置记录,监控孩子的驾驶情况以确保他们遵守限速,并在他们到达或离开已保存的地点(例如家、学校,当然还有大学宿舍)时收到提醒。“我的天哪!”一位研究儿童心理韧性的心理学家在我向他介绍这款应用时惊呼道。但一位接诊本科生的大学心理医生对 Life360 却了如指掌。“学生们经常跟我抱怨这玩意儿,”她说。这款应用目前拥有 1.02 亿月活跃用户,而且还在不断增长。 所有这些追踪究竟对我们造成了什么影响?最近,我一直在向儿童发展专家、家长和青少年提出类似的问题。“真有意思,”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研究过数字追踪的心理学家凯特琳·伯内尔在我问她这个问题时说道,“就在你这么说的时候,我刚收到我一岁女儿的日托中心发来的通知,说她吃了一块全麦饼干。” 我尚未找到任何随机对照试验来分析父母收到全麦饼干通知的效果——更严肃地说,也没有任何关于父母从婴儿出生起就使用这些应用程序监控婴儿的长期结果的数据。虽然很难说新生儿会受到过度关注的父母的伤害,但发展心理学确实表明,持续不断的监控最终会对健康造成不利影响。伯内尔告诉我,青少年时期的主要发展任务之一是获得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如果你有这样一条象征性的脐带,”她问道,“这种独立感还能得到充分发展吗?” 我越深入探究持续监控对孩子的影响,就越开始思考它对脐带另一端的父母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从孩子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的手机就仿佛赋予了我们一种无所不知的掌控力。即使我们身处异地,也依然在数字世界里紧密相连。但作为父母,随着孩子的成长,我们也应该经历自身的转变,逐渐放弃曾经掌握的一切知识和控制权。“这对父母来说也是一项重要的成长任务,”伯内尔说道。 而在这里,我们这些为人父母者或许也辜负了自己。我们显然没有过上好日子。2024年,美国卫生局局长发布了一项关于父母心理健康的公共卫生建议,这与三年前针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类似建议遥相呼应。在一项全国性调查中,18%的青少年表示自己感到焦虑,而18%的父母也同样如此。尽管近来人们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深感担忧,但父母们显然也同样面临着困境。 我想起了今天早上我3岁孩子那句名言:“妈妈,冷静点!” 几年前,北卡罗来纳州的大学升学顾问莫琳·帕斯卡尔送女儿上大学时,她很快就被邀请加入了一个群聊,群里都是住在同一楼层的女生的妈妈们。她回忆说,这些妈妈们会在姐妹会招新期间追踪女儿们的位置,看着她们在各个宿舍楼之间来回走动。但最让她印象深刻的,是某个秋日的早晨,一位妈妈在群里发消息说,她的女儿还在宿舍里。但是她女儿十分钟后就该参加数学考试了。请问有没有人可以请自己的孩子去敲敲她的门? “我当时就想,这太过分了,真的太过分了,”帕斯卡尔告诉我。但并非所有人都这么想。另一位妈妈很快回复道:我的女儿正在去敲门的路上。 从某种意义上说,帕斯卡尔描述的场景并不新鲜。“直升机式育儿”大约在20年前就开始流行,关于父母在校园里亦步亦趋、寸步不离孩子的报道,仍然像橡树上的橡子一样,每年秋季都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这个轶事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手机——以及它们如何让人们毫不费力地就能满足脑海中冒出的各种育儿焦虑。 一步一步很容易引出另一步:如果你受邀加入家长群聊,何不加入?如果你能看到孩子在校园的哪个位置,何不查看一下?如果他们不在应该在的地方,何不提醒他们?这一切只需在手机上轻点几下,而你每次坐在沙发上时,都会下意识地拿出手机。 在功能手机时代,就算我妈想,也不可能整天给我大学一年级宿舍室友的妈妈们发短信。而且我非常肯定,我那些十几岁朋友的父母没有一个会追踪他们的位置——因为他们根本做不到,至少不费吹灰之力是做不到的。 2015年,苹果公司进行了一项软件更新,这项更新或许比其他任何举措都更能推动位置追踪的普及:该公司开始在iPhone预装“查找我的朋友”应用,允许用户彼此分享位置。顾名思义,这款应用最初并非为家庭用户而设计,但如今已成为家长追踪孩子位置的默认选项。(该应用于2019年与“查找我的iPhone”合并,更名为“查找我的”。)Life360于2008年推出,其创始人之一在卡特里娜飓风过后目睹了许多家庭在混乱中寻找彼此的场景,近年来该应用也发展迅猛。自2020年以来,其月活跃用户增长了四倍,去年的收入接近5亿美元。以上两款应用是目前最受欢迎的位置追踪应用,而且都非常易于使用。 当我第一次和青少年及年轻人谈论位置追踪时,我会先问他们的父母是什么时候开始追踪他们的。但我很快意识到,这就像问他们什么时候开始吃辅食一样。难道是一直都有吗?对很多孩子来说,他们第一块智能手表或手机就自动具备了位置追踪功能,无需过多解释。对很多父母来说,位置追踪也自然而然地融入了他们的生活,因为它唾手可得。 一位四个孩子的妈妈告诉我:“有了那个工具之后,如果我们不用它,就感觉很不负责任。” 我也记得这种感觉,当我第一次看到邻居的妈妈们讨论如何给一个三岁的孩子佩戴AirTag时。等等,我应该这么做吗?我把孩子送去幼儿园却没给他戴AirTag,是不是太草率——太不负责任了? 首先要说明的是:定位追踪功能真的非常实用!根据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心理学家威廉·佩勒姆三世(William Pelham III)收集的初步数据,大约三分之一的家长表示,使用定位追踪的主要原因是方便和协调安排。佩勒姆去年启动了一项针对近千个家庭的青少年定位追踪研究。他此前研究过青少年药物滥用和犯罪问题,之后才开始关注这一课题。他告诉我,最初的访谈主要围绕违反宵禁、发生性行为和吸毒等行为展开。第三位前来访谈的家长试图阻止访谈,他对研究人员说:“你们根本不明白。我使用这些应用程序纯粹是为了安排活动。我用它来确定什么时候去高中接孩子:他是在东门还是西门? ” 对于仅像这样使用位置追踪功能的家长来说,这并不复杂——无需过度思考。但安全是另一个重要的驱动因素,在佩勒姆的数据中,40%的家长将其列为主要原因。佩勒姆很想知道家长如何通过位置追踪来确保安全:“他们的行为是怎样的?是每天都要查看吗?”一天查看好几次?如果家长看到什么不好的事情,会打电话,甚至开车过去查看吗? 刚从大学毕业的菲丝告诉我,她妈妈高中时就用Life360密切关注她的一举一动。(为了方便受访者坦诚地谈论家庭生活,我只用了他们的名字或中间名。)“我会在高速公路上开车,她会打电话给我,训斥我开得太快,”她说。“还有一次,我在朋友家,她认不出地址。然后她就根据我的位置去了朋友家,敲了敲门。”菲丝说,这让她很尴尬,但她的朋友并不觉得特别惊讶;毕竟,当每个人都被追踪的时候,这种事难免发生。Life360偶尔会出故障,这时她妈妈就会开车去她看到的随机位置。菲丝和妈妈的关系在高中时就一直很紧张,这让她变得封闭,也让她妈妈更加依赖Life360,最终让菲丝感觉自己更加不被信任——我采访过的许多专家都警告过这种恶性循环。 少数关于青少年位置追踪的研究发现,其对青少年与父母关系的影响不一或微乎其微,而且这些研究也没有深入探讨父母如何使用这项功能。(总体而言,这些研究也没有发现追踪功能与社会经济阶层之间存在一致的关联。)总的来说,这些研究没有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父母只在接送孩子时查看孩子的位置,另一种是父母开车前往Life360上显示的任意未知地点。 我怀疑,许多使用定位追踪功能的家长都介于这两种极端之间。关注孩子的位置与其说是为了控制,不如说是为了安心。格雷戈里·蔡斯(Gregory Chase)告诉我,这些应用程序提供了一种“安全感”。蔡斯曾在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伯勒分校詹森(Jensen)的实验室攻读博士学位,研究青少年定位追踪。他进一步解释了其中的区别:“当你知道某人的位置时,你并不一定知道他和谁在一起,或者他可能在做什么。” 你可能看到儿子在宿舍里,却不知道他正在酗酒;你可能看到女儿在朋友家,却不知道她正在遭受性侵犯,而大多数性侵犯都是由受害者认识的人实施的。但至少你可以排除孩子躺在某个沟渠里的可能性吧?
在我与家长们的交流中,以及专家们与他们交流时,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人们普遍认为世界变得更加危险,潜伏着太多的风险。然而,统计数据却并非如此:几乎在所有方面,青少年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过着更安全的生活。他们不仅比上世纪90年代犯罪率高峰期时更少成为暴力事件的受害者,而且吸烟、饮酒、吸毒或怀孕的可能性也更低。所有这些行为的发生率都下降了一半以上。“青少年冒险行为的倾向确实有所下降,”佩勒姆说道。 这种趋向安全的风气固然有其益处,但也可能带来一些代价。如今的青少年更不愿意找工作、约会或开车——这些活动都涉及现实世界中一些虽小但却切实存在的风险或不确定性。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封闭,即使偶尔外出,也会受到监视。 无论是否巧合,青少年抑郁和焦虑的发病率一直在稳步上升。佩勒姆说,这些趋势“感觉上是有联系的,对吧?” 他谨慎地承认,这种观察更多的是一种推断,而非经验事实。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的原因一直备受争议,最近的讨论大多集中在社交媒体的作用上。但很难想象,青少年对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容忍度降低不会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 或许父母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同感,因为即使是那些密切关注孩子行踪的父母,在和我谈起自己更自由、更无拘无束的青春时,也明显流露出怀念之情——这和他们现在给予孩子的截然相反。“现在很多父母都太虚伪了,”大学三年级的亨利·斯图尔特告诉我。他的父亲至今仍在监视着他。“这一代人总是念叨着‘哦,80年代真好’,‘我们可以骑着自行车在街区里到处跑,太阳下山才回家’,”斯图尔特说。“但与此同时,这些父母却在Life360上监视着自己的孩子,窥探着他们的一举一动。” 托马斯·帕克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也是四个孩子的继父。在他自己的孩子还没到青少年时期之前,他就接触过定位追踪技术。(他自己不用,但他的前妻用。)他曾在军队服役期间使用过一种叫做“蓝军追踪”(Blue Force Tracking)的定位追踪系统。“大家都讨厌它,”他告诉我。帕克现在是阿肯色州的一名心理健康咨询师,他解释说:“我们其实很喜欢它,因为如果我们遭到伏击或其他什么情况需要帮助,他们可以准确地知道我们在哪里——但它也变成了一种保姆式的监管。比如,你明明应该开30英里/小时,你却开了35英里/小时。你必须减速。”即使在战区,这种监管也可能过头。 拉塞尔·肖给我讲了他七岁时和家人度假迷路的故事。他和哥哥去了一家电子游戏厅,哥哥先走了,临走前问肖知不知道回汽车旅馆的路。“我说,‘嗯。’”哥哥走了。“然后我就走出了游戏厅,完全不知道该往哪儿走。”接下来该怎么办?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没有手机,也没有GPS。事实上,他离旅馆并不远,可能就一个街区,但在他幼小的心灵里,他彻底迷失了方向。他漫无目的地走着。最后,他遇到了一位大人,大人把他送到了警察局,警察开车带着他四处转悠,直到他看到父母正沿着街道找他。“当时真是糟透了,”他说,“但下次再遇到类似的事情时,我就想,哦,我可以挺过去的。” 大约半个世纪后,肖讲述这个故事时,重点不再是迷路的痛苦经历,而是他年幼时如何克服迷路的困境。如果他的父母能够立即找到他,因为他们在手机上看到了他的坐标,那会怎样呢?就不会迷路,也不会有“糟糕透了”的感受,但最终的胜利也不会到来。肖曾任华盛顿特区乔治城走读学校校长,最近卸任。他为《大西洋月刊》撰写了一份关于培养孩子韧性的简报,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书。他不禁思考,所有这些位置追踪技术对孩子的韧性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被追踪或监视,并且普遍存在一种我们可以被拯救的感觉,我们是否会完全内化这种自我能力的认知?”他说道,“最终,我们终究需要独立自主。” 肖的迷路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因为我确实从一些会追踪孩子行踪的父母那里听到过截然相反的版本。现代的故事大概是这样的:青少年开车或乘地铁时走错了路;惊慌失措之下,他们打电话给父母,父母查到他们的位置,然后指导他们回到目的地——幸亏有追踪功能。 路易丝·巴克胡斯 (Louise Barkhuus) 就是一位讲述过类似经历的家长。她本人在纽约大学从事人机交互研究,研究方向正是位置追踪。她从2003年就开始关注这个领域;早期,由于当时的定位追踪技术非常新奇,甚至带有侵入性,她发现很难招募到愿意安装此类应用程序的志愿者。(她说,如今“这太容易了”。)巴克胡斯自己的女儿刚开始独自乘坐地铁时,她会密切关注女儿的位置,如果应用程序显示女儿乘坐的列车方向错误,她就会发短信通知女儿。有好几次,女儿迷路了,打电话问妈妈该往哪里走。 起初,我不太确定巴克胡斯对事无巨细地管控女儿的地铁出行作何感想。但当我告诉她肖七岁时迷路的经历,以及他担心父母不再给孩子机会独自应对这种情况时,她回应说:“我觉得完全正确。” 然而,在那种情况下,哪个母亲会挂断惊慌失措的女儿的电话呢?巴克胡斯说:“我们对孩子的过度监管其实没有必要,但我不知道该如何改变这种状况。” 巴克胡斯的研究记录了位置追踪如何逐渐常态化,甚至在孩子们中间也如此。当然,那些父母管束过严的青少年和年轻人对这种追踪感到反感——有些人已经学会了如何绕过追踪,比如修改设置或把手机留在朋友的信箱里——但许多人却从被追踪中获得了安全感。(他们也都和朋友分享了自己的位置。)她采访的一些大学生实际上是主动向不太懂技术的父母推销的。他们已经内化了“需要追踪”的想法。就连讨厌母亲使用Life360的费丝也表示理解背后的动机:“世界变得越来越危险,这只是为了安全,我完全同意这一点。” 除了父母之外,青少年还会从哪里听到“世界如此危险”这种说法呢?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育儿规范明显偏向安全主义。我的同事汉娜·罗辛在她2014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过度保护的孩子》中探讨了这种转变。她在文中指出,她自己童年时期的独立性在下一代看来简直难以置信。英国一项大型研究显示,从1971年到2010年,允许7、8岁孩子独自放学回家的父母比例从80%下降到6%。孩子们耳濡目染地感受到危险潜伏在每个街角,因为这是父母教给他们的。或许,当研究人员探究儿童焦虑的风险因素时,发现父母焦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这并不令人意外;遗传因素固然重要,但养育方式也同样不可忽视。 巴克胡斯给我讲了另一个故事,是关于她12岁时独自乘火车的经历。她在80年代的丹麦长大,但她记忆中那种自由自在的出行方式,与同一代美国人的记忆并无太大差别。有一天,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车事故。巴克胡斯本人安然无恙,但回家的火车晚点了,她参加哥哥的生日派对迟到了一个小时。 我设想,如果一个12岁的孩子失踪一个小时,在2026年会发生什么:妈妈不停地打电话,不停地打电话;查看新闻,发现发生了火车事故;打电话;担心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不停地打电话,直到孩子终于出现或回电。巴克胡斯回忆说,她回家后,妈妈只是以为她出去玩了。起初,妈妈对巴克胡斯参加聚会迟到有些生气,但她并没有在脑海中构建出一个可怕的场景。“她没有想到会发生事故。她一点也不担心。” 由于没有期待女儿时刻在线,母亲只是继续举办生日派对。她相信女儿最终会来,而女儿也确实来了。 但如果发生了什么事呢——在游戏厅外,或者在火车上?如果你和我一样容易担心,或许这丝疑虑也会不由自主地浮现在你的脑海中。如果是这样,那我正好有个Life360的广告要推荐给你。广告开头,一位母亲在厨房里唱歌给她的十几岁女儿听: 你是我的整个世界, 我的心肝宝贝,我的快乐源泉,我的宝贝女儿。 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有多爱你! 你离开后,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死去。 她的声音低了下来。真人广告变成了卡通片,演绎着她的话。 每次你离开我的视线, 当你开车去学校或晚上在外过夜, 我都会想起 脑海里无数种 你可能随时死去的方式。 你可能流血而死在街头,也可能被困在矿井里。 你可能被强盗绑架。 某个变态可能会摘取你的所有器官,然后在网上出售。 我的脑海里有无数种 你可能随时死去的方式。 你可能被液压机压成煎饼, 或者牛仔裤的裤腿被吸进碎木机…… 于是,接下来的一分钟里,剧情变得越来越离奇古怪,女儿则不停地翻白眼。 “这广告真搞笑,挺讽刺的,”我跟莱诺尔·斯克纳齐说道,她立刻插话道:“你会笑,但又有点苦涩,因为他们把这种‘灾难化思维’——我称之为‘先想最坏的’——想象孩子去世这种想法正常化了,”她说,“而唯一能缓解这种焦虑的方法就是不停地查看手机。”广告结尾,女儿递给妈妈一部安装了Life360的手机。“好了,”女儿说,“不用再胡思乱想了。”只要查看Life360就行了。 斯肯纳齐是反对“时刻监视”孩子这种做法的最主要倡导者之一,早在手机能将孩子的位置信息传输到我们口袋之前,她就持有这种观点。2008年,作为《纽约太阳报》的专栏作家,她写道,她把9岁的儿子留在曼哈顿的布鲁明戴尔百货公司,只给了他一张地铁线路图、一张地铁卡和20美元,让他自己想办法回家。儿子成功回家了,她写道,儿子“为自己的独立感到欣喜若狂”。但她的行为却引发了强烈的反弹,这促使她开启了新的人生使命。她出版了《自由放养的孩子》一书,并制作了一档真人秀节目《世界上最糟糕的妈妈》,在节目中,她劝说那些过度保护孩子的父母,比如让他们的十几岁女儿独自使用公共卫生间。斯肯纳齐还与私人投资者兼慈善家丹尼尔·舒赫曼共同创立了非营利组织“让孩子成长”,旨在促进孩子的独立性。乔纳森·海特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反手机论著《焦虑的一代》;彼得·格雷是一位进化心理学家,他最近出版了一本书,将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的下降归咎于学校而非手机。Let Grow 的创始人或许在原因上存在分歧,但他们都一致认为,社会正在扼杀孩子的独立性——这对他们有害。 我提及这一切,是为了说明一方面,斯凯纳齐倡导的儿童独立理念已经找到了受众,至少在某些圈子里是如此。她也是一位优秀的传播者,时而幽默风趣,时而直言不讳。斯凯纳齐和她在“让孩子成长”(Let Grow)的联合创始人经常出现在像我们这样的杂志上。而像我一样住在布鲁克林褐石街区的父母们,也经常谈到他们渴望尝试某种形式的“放养式育儿”。 另一方面,过去20年是一段漫长而疲惫的历程,父母对孩子的监控——乃至整个社会的监控——都在不断加剧。自从《自由放养的孩子》出版以来,追踪孩子位置的父母比例已经从几乎为零飙升至100%。(我这么说有点夸张,但也没那么夸张。)正如我生孩子时发现的那样,随着科技进步,用于监控幼儿的产品种类也呈爆炸式增长。斯凯纳齐的孩子还小的时候,婴儿监视器基本上只有音频功能。她说,在如今智能监视器盛行的时代,想象一下监控婴儿的每一次呼吸会对父母造成怎样的影响。“你得屏住呼吸才能说,‘好了,她呼吸了。[喘气。 ]她呼吸了。[喘气。 ]她呼吸了。[喘气。 ]她呼吸了。[喘气。 ]’这样一来,你把原本平静的生活变成了一场随时可能爆发的灾难,你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她认为,像这样的应用程序兜售的是短暂的安心感,“但实际上却适得其反。它给人一种错觉,认为只有当你掌控一切时,你的孩子才是安全的。” 如果过度警惕是保护孩子安全的唯一方法,你又怎能停止监视呢?今天,它监视着新生儿的每一次呼吸;明天,它会寸步不离地守护着蹒跚学步的孩子;二十年后,它依然会追踪他们的一举一动,只不过这次是从远处。焦虑变成了一种关爱,监视变成了一种爱。 大多数家长都认同——从理论上讲——孩子们在成长过程中需要面对自己的挑战,犯自己的错误。他们需要学会迷路时如何寻求帮助。他们需要在错过数学考试时承担睡过头的后果。但是,当你拿着手机,在网络世界里徘徊时,想要提供帮助的冲动是如此自然,干预也如此容易。 斯克纳齐认为,这些应用程序剥夺了父母锻炼自身能力的机会:“你没有机会放手让孩子独自待着,在不知不觉中度过一段时间,然后看着他们平安归来。你也就无法体会到,哇,我不用每时每刻都提心吊胆了。” 相反,我们却被训练成一遍又一遍地查看,仿佛只有在手机上才能找到安心感。 我万万没想到,克里斯·赫尔斯(Chris Hulls)——Life360的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长,直到去年还担任首席执行官——竟然会赞同斯肯纳齐(Skenazy)的观点。“我真的很喜欢她,”他告诉我,“我非常认同她的很多观点。”赫尔斯在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长大,从小就过着自由自在的生活——事实上,他非常自由。他告诉我,11岁那年,他独自前往肯尼亚,住在一位他最近认识的圣公会牧师家中。“那是在偏远的灌木丛里,没有电,没有水,不仅没有手机,而是根本没有电话,所以我完全联系不上。”他只能每周去内罗毕一次,才能给父母打电话。“如果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我父母可能要过好几天才能知道,而且我差点被一条鼓腹毒蛇咬伤,”他说,“那差点要了我的命。” 赫尔斯显然没有死,而且这段经历对他影响深远;高中毕业后,他加入了空军,之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商业,随后创立了Life360,这款应用最初是卡特里娜飓风后的一个学校项目。运营这款应用的早期非常艰苦——他甚至住在朋友的衣橱里——直到它最终走上正轨。赫尔斯并没有选择一条规避风险的人生道路。 他同意斯克纳齐关于孩子独立性重要性的观点。他也认同“安全至上主义确实存在,而且并非好事”。但他认为,在如今父母已经过度关注孩子安全的世界里,Life360实际上赋予了青少年更多独立性,因为它让父母安心,从而允许孩子参加一些他们原本不会允许的活动。“当然,有些父母确实管得过头了,”他说,“但我认为,青少年平均而言获得了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权,而不是更少。” Life360现任首席执行官劳伦·安东诺夫告诉我,用户平均每天打开该应用五次;一位发言人随后补充说,每天打开十次的用户不到4%,每天打开二十次以上的用户不到1%。安东诺夫表示,大多数用户使用该应用是为了接送孩子上下学和其他日常事务,而不是为了监控安全。 安全是这家公司的核心业务。Life360 是一款免费增值应用:基本的位置追踪功能免费,但额外的安全功能,例如个人驾驶员报告和更长的位置历史记录,需要每月支付 9.99 美元到 24.99 美元才能解锁。(和所有免费增值应用一样,它会不断提示你升级。)赫尔斯告诉我,安全“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用户留存率和收入”。于是我问他,那则母亲唱着女儿去世的广告的意图是什么?“我认为这恰恰相反,它不是在制造恐慌,”他说,“而是在嘲讽恐慌。” 但或许它真正的妙处在于,它同时做到了这两点。这则广告在 YouTube 上的观看次数已接近 900 万次。 莫琳·帕斯卡尔(Maureen Paschal )是一位妈妈,她告诉我她女儿宿舍里有一个家长群聊。她之所以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她自己也理解那种想要追踪女儿位置的冲动。“我知道如果能知道女儿的位置,我肯定会着迷,”她说。帕斯卡尔的解决办法是让丈夫在他的手机上安装定位应用。这样,在真正紧急情况下,她可以询问女儿的位置,但通过设置一个很大的障碍——她的丈夫——她就无法随时查看女儿的位置了。 其他妈妈们(没错,大部分关注孩子成绩的都是妈妈们)也告诉我,她们查看这些应用程序是出于强迫症、习惯或单纯的渴望。朱莉·博汉农-维钦斯基的女儿上大学后,她每天都会打开Life360。“我内心深处总是想查看她的成绩,给她发短信,”她回忆当时的想法,“我需要改掉这个习惯。”她发现自己也同样痴迷于小儿子们在学校应用程序上的成绩,看到任何可疑的零分都会质问他们。“妈妈,老师还没录入成绩呢,”儿子们会翻着白眼说。博汉农-维钦斯基本人也是一名心理治疗师,她很快意识到,只要工作有十分钟空闲时间就查看这些应用程序,这不是一种健康的行为。 的确,在心理学家看来,反复查看应用程序恰恰与应对焦虑的正确方法背道而驰。这种行为被称为寻求安慰。“这是一个陷阱,”长岛的临床心理学家卡米洛·奥尔蒂斯告诉我,“你一开始会感觉好一些,但之后又会需要它。” 有时,你甚至会感觉更糟。奥尔蒂斯说,几年前,他看到女儿在学校上课期间出现在一个树木繁茂的公园里。“我给她打电话却打不通,我当时非常恐慌,”他说,“我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开车回家,因为我确信她在公园里被绑架了。”(实际上她去了地铁,是应用程序出了故障。)“如果让我重新来过,我会少用这种应用程序。” 最近,身为“让孩子成长”(Let Grow)顾问委员会成员的奥尔蒂斯开始试行一种他称之为“独立疗法”的儿童焦虑症治疗方案。这种疗法让孩子们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进行头脑风暴并完成一系列活动,例如乘坐公交车或步行去熟食店购买冷切肉。这些活动旨在让孩子们在并非直接引发他们焦虑的情境中,体验少量的不确定性和不适感。(奥尔蒂斯举例说,一项小型研究表明,接受暴露疗法的参与者也减少了对高度的恐惧。) 奥尔蒂斯说,最早的参与者之一是一位9岁的小女孩,她害怕睡在自己的床上。她选择独自乘坐公交车。女孩坐车坐过了站,但她遇到了一位大人,大人帮她下了车,并带她折返回家。那天晚上,她第一次睡在了自己的床上。“我不能肯定,但我认为,迷路的经历以及意识到‘哦,即使最糟糕的情况发生,我也能解决’对她建立自我效能感至关重要,”奥尔蒂斯说。她的案例是他在2024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中提到的四个案例之一。 当奥尔蒂斯向家长们介绍独立疗法时,“他们首先会问:但我还是可以监视孩子,对吧? ” 他会告诉他们,当然可以,但最终目标是完全消除监视。正如这种疗法教会孩子如何忍受不确定性和不适感一样,它也旨在教会家长同样的道理。“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对家长来说很有效的疗法,”他说。 最近,他一直在尝试一种专门针对家长的独立疗法。他们会先通过Zoom进行小组讨论,然后让孩子们连续三周每天进行一项无人监督的活动。治疗家长能否间接地帮助到孩子呢?(这个基本理念也是一个名为SPACE(支持性育儿,帮助焦虑儿童)的更成熟的治疗项目的基础,该项目最近引起了广泛关注;它教导家长不要迁就孩子的焦虑。)去年参加过奥尔蒂斯项目的父亲,我姑且称他为托马斯,他告诉我他从未觉得自己焦虑过。他让12岁的儿子步行上学,也让儿子和朋友一起去公园——当然,他会追踪儿子的位置,有时甚至像个私家侦探一样步行跟随,“只是为了,我也不知道,确保他们不会出事。” 在心理治疗中,托马斯得知自己最终应该放弃追踪儿子的行踪。“这太疯狂了,”他回忆当时的想法,“我必须时刻知道他在哪里。等他25岁的时候,我肯定还想知道他在哪里。”他把那一刻描述为“一个转折点,我当时想,‘完了,我和其他父母一样疯了。’”托马斯确实不再步行跟踪儿子了——但追踪功能,他至今还没能关掉。 其他家长告诉我,他们不仅要克服自己的焦虑,还要克服其他成年人的焦虑,因为现在大家都不习惯看到孩子独自在街上走来走去。“你真的要让凯西一个人去沃尔玛吗?”达琳·史密斯回忆起家人问她11岁的女儿凯西时的样子。史密斯确实让女儿去了沃尔玛,还去了CVS药店、美甲店、电影院,甚至还让她摆了个柠檬水摊——后来摆了六七个。“有时候她能坚持三四个小时,而且一点儿也不抱怨。这让我很惊讶,”她说。事情并非总是尽如人意;女儿问邻居能不能帮他们遛狗,但没人答应。但正是因为给了女儿试错的空间,她才给了女儿超越自我的机会。凯西的柠檬水摊一共赚了1000多美元。 你不需要参加独立性训练才能让孩子独自乘坐公交车或逛沃尔玛。你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做任何事。但我在与家长的交流中注意到,这个项目给了家长们急需的许可,让他们可以打破社会规范,无论这会让所有人都感到不舒服。而且,结果几乎总是比他们预期的要好。 当参加团体治疗的另一位家长考特尼·佩罗内开始让她9岁和10岁的女儿自己计划晚餐和购买食材时,她所在小镇的其他家长也意识到自己的孩子也能做到。“我觉得这最终激发了孩子们在邻里间更多的独立性,”她告诉我,“现在你会看到好几个孩子独自去超市。” 这就是社会规范的奇妙之处:我们创造它们,我们也可以重塑它们。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