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有个朋友讲了他女儿在学校里的一件小事：该小学有个“好人好事”项目，每个班轮流抽人参加，有老师专门负责拍照。昨天轮到女儿所在的班抽签，抽到她参与，可是她跟同学到了要清洁的地方，发现一片落叶都没有。

　　我听到这儿，第一反应是“那不就不用干了吗”，朋友说才不是这样，这反而是最麻烦的，因为如果没有“实际成绩”，老师就不能拍照，不拍照就证明学生没干活，就要被罚抄。也就是说，地面干净反而是有罪的。

　　这种情况并非第一次发生，学生早有对策，他们会去垃圾桶里铲一堆落叶出来，然后摆在簸箕里让老师拍照应付过关。今天也是如此，朋友的女儿和同学去垃圾桶找了一些落叶，又在学校一棵大树下找了一点，再“运回”清洁区装模作样给老师拍照，完成了“好人好事”。

　　从垃圾桶里把扫掉的落叶重新拿出来“使用”，这个行为让我立马想到了二战时期的纳粹集中营。当时有集中营每天把犯人押到一片空地上，站成两列，所有人不准说话，一边负责挖坑，一边负责填坑。大家就这样你一铲我一铲，你挖出来我填回去，沉默着干一天无用功，直至被送入毒气室。这当然毫无意义，唯一要做的就是摧残囚犯的精神，让他们更顺从。

　　学校显然也实现了这个效果，学生很顺从，没有人会站出来说学校的行为非常王八蛋，反而会遵循老一辈最推崇的“适应社会”原则，完成任务不惹事。

　　其实何止现在的孩子，一代代人都是这么走过来的：习惯于各种不合理的存在，然后以“适应社会”为导向，自以为高明地接受规训，然后看着社会一直坏下去。

　　但即使如此顺从，还是会听到“一代不如一代”“现在的孩子不行”“现在年轻人都不好管”之类的评价。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老登”这个词，但多年来一边批量制造说谎造假者，鼓吹无底线适应社会，一边又嫌他们还不够顺从，将无原则服从和被规训视为高明的人生哲学，这不是老登又是什么呢？

　　学校的做法是典型形式主义，培养学生从小说假话。问题当然不在孩子身上，而在于学校，但学校也不能完全背锅，因为上面还有“有关部门”。鼓励说假话，甚至只能说假话，都不是学校的专利，而是这个社会极其普遍的现象。只要你工作，就会发现各种形式主义任务摊派无处不在，逼着所有人造假。

　　地面干净反而会有被处罚风险，伪造垃圾才能被系统承认，这当然很荒诞，但它恰恰是许多人挂在嘴边的“指标化治理”。老师不关心地面是否真的干净，只关心能不能拍照片完成任务。照片就是指标，是上级验收的唯一硬通货。这个硬通货跟真实相冲突，就会使得造假成为唯一理性选择——中国人喜欢说的“适应社会”“好汉不吃眼前亏”，就是在标榜这种“理性”。

　　这当然不是社会新发明，当年的亩产万斤就是这样。以象州县为例，地方志显示，1958年象州县委提出“保证实现亩产万斤县”，县领导“毫无科学根据地提高指标，逼着下边弄虚作假”。社队为了放“卫星”，只能将几块田里即将成熟的禾苗并到一块，虚报产量。同一年，信阳鸡公山放出水稻亩产48925斤的“卫星”。紧接着是“反瞒产大会”，说实话、报实产的干部受到批判，逼迫各级干部多报产量。

　　这套流程跟朋友女儿学校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上级设定一个脱离现实的指标，下级被要求用“可见的证据”证明指标已经达成，而当事实与指标冲突时，被修改的永远是事实，而不是指标。形式主义逼人造假，并非执行者天生不诚实，而是因为指标本身脱离了执行者能够诚实完成的范围。

　　更可怕的是，大跃进是运动式的狂热，很快就会一地鸡毛，今日的形式主义造假则呈现高度的制度化和日常化，嵌入考核体系，安静持续运转。各种“留痕”“台账”，多少都是造假而成，以配合毫无意义的规训？

　　孩子在学校里能学到的，肯定不是如何做一个文明世界的正常人，而是如何坑蒙拐骗、如何造假。因为每个人从小就必须明白，不配合造假的人就要独自承担代价，造假者则可以集体共享过关收益。道德标准不再是“你怎么可以造假”，而是中国老一辈和父母最喜欢挂在嘴边的教育语录“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示意图）

　　造假必然导致判断力的丧失，因为这导致每个人面对的都并非真实世界，遇到任何事都只能在一堆假数据、假现象和假信息中进行判断。造假还必然导致逆淘汰，自古以来官场职场都是如此，真正想做事能做事的人往往最终只能离开或躺平。一个系统如果持续奖励表演者、惩罚认真者，它最终留下的就是它应得的那种人。

　　孩子也是一样，既然他们学会了通过造假来服从，那么长大后自然也会接受这一切，甚至毫不犹豫。成年人面对这种批量制造，有一万种借口为自己开脱，他们会说“社会就这样”“谁也没办法”，有些人甚至还觉得不够，会说“现在孩子都太自我”“单位年轻人都不好管”，认为规训还是不到位，自己才是奴才界榜样。

　　你们喜欢就好，但孩子是无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