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朴珺，一九八一年生于上海宝山，父母是冶金工人，小学读月浦二小，初中入宝钢三中。

黄乐，一九七七年生于湖南湘潭，父母是江南机械厂普通工人，一九九三年从江南机器厂子弟中学初中部毕业。

两个女子隔着四岁，隔着长江湘江两江水，却踩在几乎同一块底板上：都是大厂院墙里长大的工人女儿，都在十三四岁上便显出几分不甘于厂区生活的猴气。

田朴珺小时候架一副超大眼镜，爱与社会上的人厮混；

黄乐在子弟中学里表现并不抢眼，可旧日相识记得她酒量好、应酬功夫来得，后来一步步从湘潭卫校混到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再钻进汇丰私人银行与中信证券的门厅。

两个人都是从厂矿家属区的水泥地上，削尖了脑袋往外钻。把这两条来路并排放着看，才能明白后来那两桩吸引的根须扎在何处。

出身相似只是一层底子，真正把两个人往不同路上推的，是厂矿院墙外头那片水土。

上海宝山是宝钢的天下，冶金工人端着那个年代令人眼热的铁饭碗，院墙里自有一套小社会；

湘潭江南机器厂是军工大厂，代号二八二，厂区几乎占住半个小镇，子弟学校从小学到中学一条龙，孩子们在半封闭的集体秩序里长大。

这样的地方养出来的女儿，身上先有两样共通的东西：

一是对“外面”有清楚的算计，晓得院墙内的安稳值几斤几两，也晓得院墙外的机会要拿什么去换；

二是不怯场，厂区澡堂、食堂、子弟学校、职工俱乐部，处处是人情与眼色的训练场。

田朴珺十几岁便印名片、学做生意，黄乐在酒局上让人记得住，都是这套训练场里练出来的手段，不过一个早早亮在明面上，一个藏得深些，等到去了香港、进了金融圈方才慢慢抖落开来。

手段的底色既然相近，接下来便要看他俩各自把这底色往啥地方使。

上海女人使手段，讲究一个“算”字。

心里有数，面上有度，做事讲章法，感情里也带着一种跳板理论的滑头——每一步都要踩在实处，踩完了还要回头看看有没有踩亏。田朴珺从月浦到中戏进修班，再到长江商学院，中间被劝退过，被查无此人过，路走得不算体面，可方向始终朝上、朝外，一步一个心眼。她后来在微博上晒一碗笨笨的红烧肉，把王石从神坛上拽进一口家常锅里，既莽撞又精准：上海女人的作是有价码的，火候拿捏得好，撒娇里藏着讨价，讨价里藏着宣示。

湘女使手段，则是另一路。

地方志里写湖南人性格，翻来覆去四个字，劲直刚烈；民间说辣妹子，说的是做事雷厉风行、敢担事儿。湖南女人的泼辣不是咋咋呼呼的泼，是一种不绕弯子的悍劲，想要什么便去够，够不着也不在原地哭，换个法子接着够。黄乐从卫校到浸会硕士，从汇丰到中信再到新加坡Megaspeed，中间隔着说不清楚的环节与推荐人，可她一路蹚了过去，蹚得不动声色，也蹚得没有半点回头张望的意思。上海女人是把算盘打清楚了再走，湖南女人是认准了门路先把脚插进去；

前者赢在会做戏，后者赢在脸皮厚。心机各走一路，等到撞上各自的男人，戏便开场了。

先看王石这一头。

王石头一段婚姻，娶的是王江穗，岳父王宁是广东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石自己从不讳言，早年从铁路局调入广东省外经贸委，再到后来万科起步，前妻家族的人脉与扶持是绕不过去的梯子。这段婚姻里，王石始终处在一个微妙位置上：梯子是好梯子，可踩在梯子上的人，心里难免记着自己是被托上去的。田朴珺出现的时候，王石已年过六十，万科的山头早已立住，他不再需要谁递梯子，反倒需要一个人让他觉得，自己身上还有不靠梯子也能被人仰望的东西。

田朴珺的工人家庭出身，恰恰在这里变成了一种便宜：她不带来家族重量，不带来恩情的账本，她带来的是一碗红烧肉、一声笨笨，和一个年轻女子对男人中的男人毫不掩饰的捧场。

王石在她面前，不必是那个被岳父托举起来的女婿，而可以是那个亲手做菜、被撒娇、被仰望的老王。

上海女人的精明用在这种地方，是极其划算的：她晓得什么时候该作，什么时候该收，晓得捧场要做得像真的，又比真的多一层恰到好处的做戏。王石吃的便是这一口。他在头一段婚姻里欠下的受助者的沉重感，在田朴珺这里被一种轻巧的、带甜味的马屁抵销掉了。

黄仁勋那一头，亏空不在梯子，在恩情。

他与洛丽识于俄勒冈州立大学的电机实验室，十七岁追十九岁的学姐，靠的是每周日一起做作业、提前备好答案的笨功夫。

洛丽毕业后做电路设计，收入一度比黄仁勋还高，后来孩子出生，她辞掉硅谷工程师的差事，回家带孩子，让黄仁勋放手去赌英伟达那间随时可能断粮的小公司。这是一段共过患难的婚姻，妻子给的是实打实的牺牲与后方安稳，黄仁勋多年来也把爱妻讲成了人设的一部分。

可共患难的婚姻有一种隐蔽的代价：妻子见过你最窘迫的样子，你在她面前永远欠着一笔算不清的旧账。

黄仁勋六十出头，英伟达成了全球市值最高的公司之一，他在外面是AI教父，回到家里，仍然是那个被洛丽买衣服、被洛丽安排造型的丈夫。洛丽给他的支持是厚重的、母性的、带着恩情分量的。黄乐给的东西，恰恰相反。

她四十七八岁，从湘潭厂矿一路混到香港金融圈与新加坡数据中心公司的高管位子上，出现在黄仁勋身边的姿态，是一个有脑子、有职位、能并排站着的女人——这“并排站着”四个字，本身就是一张精心糊起来的面具。

台北电脑展的酒吧里，她说一句我能把黄仁勋叫来，电话打出去，穿黑皮衣的人真的来了。这种场面里有一种黄仁勋在洛丽面前很久没有尝到的东西：一个来自他商业世界内部、懂得那些芯片与资本的语言、并且能替他把场面撑起来的女人，用一种不沉重的方式围着他转。

湘女的泼辣，不是撒野，是一种赤裸裸的抢夺：她想要的东西她伸手去拿，拿得大大方方，不躲在恩情与牺牲的背后，也不脸红。对于一个被共患难的恩情压了几十年的男人来说，这种不带账本气息的靠近，本身就构成一种诱惑——何况那靠近里头，账本藏得更深，只是翻法不同罢了。

两桩戏看到这里，机关其实落在同一个地方，只是钥匙的形状不同。

田朴珺与黄乐都出身于工人家庭，都从厂矿院墙里自己钻了出来，都没有带着家族资源的重量进入那段关系。

对王石而言，头一段婚姻里的受助者身份是他一直暗暗背着的东西，田朴珺的轻恰好让他从那份重量里探出头来喘了一口气；

对黄仁勋而言，洛丽的牺牲与恩情是他婚姻里最厚实的底子，也是最沉的一层被子，黄乐以一个平起平坐的同行者姿态出现，不向他讨要感激，只向他展示一个他能轻松进入的、带点刺激的商业社交场。

上海女人的做戏功夫让田朴珺晓得什么时候该把崇拜做足，什么时候该把红烧肉晒到网上；

湖南女人的悍劲让黄乐敢于一个电话把教父叫到酒吧里，敢于在人群里坐在他身边自始至终。

两个男人各自缺的那一块，被两个从相似的水泥地上长出来、却带着不同水土脾性的女人，用各自最顺手的方式填了进去，填得那样准，那样稳，那样不动声色，仿佛天生就该填在那里似的。至于填进去之后是婚姻还是风波，是红烧肉还是间谍疑云，那便是机关算尽之后，各自认命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