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已经准确诊断出自身经济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中国共产党承认，中国经济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家庭消费长期疲弱是威胁未来经济增长的核心因素。中国领导层也清楚，这种失衡的增长模式正在引发与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的贸易摩擦，而且摩擦还会持续。

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发出警告，其中包括不少在中国国内保持低调的学者。他们认为，如果北京不尽快进行重大调整，中国经济增长将不断放缓，贸易争端可能接连爆发，家庭收入甚至可能陷入停滞。中国领导层对这些警告并不陌生。

令人困惑的是，中国领导人并没有采取相应行动。北京虽然宣布了一些促进家庭消费和扩大内需的计划，但力度相当有限，整体经济战略基本没有改变，仍然着重扩大制造业投资，尤其是先进技术和新兴战略性产业。

外界对北京为什么无视这些警告有各种解释。

许多人猜测，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没有获得准确的信息，或者他和最亲近的政治盟友已经不再把经济发展放在首位，而是转向国家安全目标，或者希望控制全球工业的关键领域。

另一些人则认为，北京知道应该怎么做，但政治或制度上的限制使领导层无法采取果断行动。

事实上，虽然这些因素都会影响政策制定，但真正的解释要简单得多：中国共产党坚持现有的发展路线，是因为领导层相信这条路正在取得成功。

中国领导层看到的经济数据与外界没有区别，包括不断扩大的对外顺差、疲弱的消费、家庭收入增长放缓、信贷需求不足、失业和就业不足现象加剧，以及持续存在的通货紧缩。

但对于这些变化反映了什么、北京应该如何应对，中国领导层得出的结论却与外界截然不同。

中国的经济政策建立在一套系统性的规划程序之上，目的是确保短期压力不会干扰长期优先目标。

真正的缺陷在于，长期战略建立在一种信念之上：只要控制先进技术和工业，就能推动下一轮经济高速增长。

理解中国经济战略的最佳方式，是把它看作一种掺入马克思主义观念、却误用了新古典经济发展理论的模式。

北京执着于掌握技术和实物资本，相信超高水平的投资能够加快生产率提高，并推动工资增长。

但如果投资脱离市场需求和最终总需求的变化趋势，过度集中于制造业和技术，就无法提高整体生产率，也无法带动工资增长。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经济体，这一点尤其重要。中国已经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不可能继续依靠扩大出口来推动经济增长。

坚持既定路线

中国的发展观将经济发展等同于资本积累，认为生产率取决于对技术的掌握和运用。

在这一思路中，服务业扩张、工资上涨和消费增加，都是实体生产基础不断壮大之后自然产生的结果。只要生产性产业充分发展，这些变化就会在经济发展的后续阶段出现。

按照这种经济发展理论，正确的战略永远是增加投资、扩大工业、发展技术。

政府的职责，是确保家庭储蓄和工业利润通过国有银行体系或政府引导的资本渠道，重新投入优先发展的产业，而不是流向服务业或消费等被认为没有多少价值的活动。

这种做法造成了结构性失衡，削弱了家庭收入增长、服务业发展和公共服务，但这些后果并非意外。

在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论中，这种做法被视为一种自我约束，相信今天作出的牺牲，未来会换来更快的长期发展。

这一发展观还衍生出另一个重要原则：政府管理宏观经济时，必须通过直接干预，主动引导资源配置，而不能只是依靠利率和汇率进行间接调节。

国家可以利用市场的活力和企业的雄心，在划定的领域促进效率和创新，但政府必须负责确定正确的投资方向，确保优先产业以最快速度增长，并在不可避免的失衡出现后进行干预和调整。

在这种宏观经济观念中，整个经济可以被看作一张庞大的投入产出表。表格中的每个单元代表一个产业部门，这个部门既消耗其他部门的产品，又向其他生产者提供投入。

如果某些产品出现供需失衡，通常表现为价格过高或过低，原因可能是生产部门投资过度，也可能是下游消费或使用这些产品的部门投资不足。

政府希望通过促进整个产业体系的投资和生产来扩大产出，并持续降低价格。如果某个部门的产出超过其他部门的需求，政府就根据需要调整资源配置的速度和比例。

政策目标并不是让重点产业出现产能过剩或低利润，但按照这种发展思路，要实现最快的经济增长，就不可避免地会把一些产业推向这种状态。

北京一直在严格遵循这套模式。

例如，2022年房地产行业崩溃，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失衡已经严重到无法忽视。北京的应对方式是进一步加强对信贷流向的精细化管理，逆转此前在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市场改革方面开展的试验，同时收紧对资本市场和产业政策资金的监管。

如今，央行通过再贷款工具，引导银行向重点产业的升级改造和设备采购提供低成本贷款。数以千计的政府投资基金向企业提供低成本资本，支持相互交织的产业和技术发展战略。

国有企业出手干预股市，帮助提高股票估值，监管机构则优先安排战略产业企业上市。

当某个行业投资过度时，政府就会开展“反内卷”等政策行动。这个新词涵盖了一系列旨在化解产能过剩、但彼此未必协调的政策，包括限制未来投资、通过价格干预维持企业利润，或者制定行业标准，提高市场准入门槛，以减缓产出增长。

政策制定者希望，在其他产业部门逐渐赶上之后，整个投入产出体系能够随着时间推移重新恢复平衡。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这套做法很难理解，但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下，某些方面确实有一套可以理解的内在逻辑，尤其是在微观经济层面。

房地产行业在鼎盛时期约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房地产崩溃沿着经济中一些非常具体的供需链条产生了巨大冲击。

因此，北京针对受影响行业调整政策，并利用投入产出关系设计应对方案，并非毫无道理。

过去15年，中国股票、大宗商品和房地产市场反复出现泡沫，使政策制定者对面向整个经济的宽松货币政策高度警惕。

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他们更愿意尝试针对特定行业的政策工具。

同样，北京表现出一定程度的胜利者心态，也并非完全不可理解。

中国企业已经在汽车、电信等主要传统产业跻身世界领先行列，许多企业也有望在机器人、生物技术等前沿领域取得成功。

而这些成就，都是在房地产崩溃对GDP造成巨大冲击之后实现的。

对于一代经济政策制定者而言，这些成绩尤其具有说服力。他们的职业生涯始于20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头十年，当时的主要任务是重振陷入停滞的计划经济。

如今，看到一批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企业崛起，其中许多还是民营企业，他们自然会认为，北京已经找到了一套成功的发展模式。

从这个角度出发，北京也不太重视外国关于市场干预不公平或贸易失衡的抱怨，认为那不过是富裕国家的不满情绪。

这些国家早已习惯于依靠技术垄断获取超额利益，现在却发现自己的优势受到挑战。

中国领导人还把一定程度的通货紧缩视为来之不易的效率提升成果。

他们认为，生产瓶颈被消除、制造业集群形成规模经济、世界一流基础设施建成、物流效率改善，以及市场壁垒减少，都降低了制造业供应链各个环节的成本。

按照他们的逻辑，由效率提升或建筑活动突然萎缩造成的一次性成本下降，应该由经济自身消化，而不是通过刺激政策抵消。

至于外国评论人士和政界人士不断警告中国将面临越来越强烈的贸易反制，实际数据却展现出另一番景象。

川普政府实施大规模关税措施，欧盟也针对电动汽车等少数行业设置贸易壁垒，但中国出口增长几乎没有放缓。

存在根本缺陷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战略的核心缺陷，是国内总需求长期远远低于国内总供给。

如果中国工人不购买本国工业生产的商品，经济规划者设计的投入产出表就无法实现平衡。多余的产品只能出口，而且往往需要降价销售。

中国领导层原则上理解这个道理，但他们相信，只要掌握先进产业和技术，就必然能够提高生产率，维持未来经济增长，推动工资上涨，最终带动消费增加。

这正是北京发展思路中的根本缺陷，也是残存的马克思主义观念与被错误运用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共同留下的危险遗产。

现实情况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可能压低整体生产率。即使中国成功扶持了先进产业，工人的工资仍然可能停滞不前。

资本和技术确实能够提高运转良好的市场经济体的生产率。但如果资源配置由脱离投资回报的政策干预决定，这种因果关系通常就会失效。

控制或拥有先进产业，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经济增长，因为这些产业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太小。

真正能够提高生产率的，是新产品或新技术在整个经济中的推广和应用，从而提高效率或者增加产出。

以机器人产业为例。能够提高效率的，并不是一家机器人制造商取得成功，而是工厂实际使用机器人，通过替代工人降低生产成本，并提高产量。

如果机器人创造的收益不足以抵消使用这些设备的真实成本，即使考虑到层层政府补贴，净经济效益仍然不是正数。无论生产机器人的工厂看起来多么先进，机器人企业本身看起来多么成功，都改变不了这一点。

新生产技术的应用还需要一定程度的创造性破坏，而北京的产业政策干预恰恰抑制了这一过程。

当技术和投资决策由政府而不是关注价格与成本的企业作出时，政策制定者实际上承担了双重风险。

首先，他们相信自己比市场更清楚如何改善长期经济表现。其次，他们还相信自己知道如何利用这些技术创造创新的商业模式。

但在中国，国家对资源配置的影响使市场逐渐僵化，尤其是企业破产减少，限制了创新成果和效率提升向整个经济扩散。

此外，中国相当一部分产业政策以实现自主可控为目标。这种战略必然强调重复性投资，以增强国内工业实力，却不一定能提高经济效率。

中国层层叠加的产业政策确实扶持了一些成功企业，也建成了数量可观的超现代化工厂，但同时存在巨大的低效率和资源浪费，只是这些问题很少成为新闻头条。

衡量整体生产率，必须进行全面核算。既要计算产出增加带来的净收益，也要计入政府提供的全部产业补贴、不良债务、放弃的利润，以及各种间接投资支持。

中国在产业政策上的整体成功率，实际上远低于那些明星企业给人的印象。

比亚迪、宁德时代和理想汽车等电动汽车及电池制造商在全球取得的惊人成绩，掩盖了行业及供应链中数十家失败企业造成的损失。这些失败企业留下了不良贷款，也消耗了大量没有产生合理回报的政府资本补贴。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中国的产业政策支出最高可达GDP的4%。即使部分行业取得了成功，这些支出能否带来正的净投资回报，仍然远没有得到证明。

实际上，整体回报甚至可能严重为负。

最后，北京还相信，超高效率的制造业以及战略产业取得的成功，最终会推动工资上涨，继而带来消费激增。

在竞争充分的市场经济中，生产率提高确实会推动实际收入增长。

但如果企业采用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是因为政府政策推动，而不是出于投资回报的考虑，那么即使企业效率提高，工资也可能下降。

家庭收入增长需要一个关键的中间环节，那就是就业。

然而，创造就业并不是中国以资本密集型先进制造业投资为核心的发展战略的主要特征。

事实上，在政府资金支持下，中国作为一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已经成为高科技“黑灯工厂”的世界领先者。这类工厂几乎不需要人员参与生产，因此也不必为工人提供照明等条件。

这种模式可以提高投入产出表中那些受到政策重视的制造业部门的产量，但如果整个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没有增长，支撑这套经济发展逻辑的基础就会开始瓦解。

被推迟的中国梦

北京经济模式最具破坏性的后果，是根深蒂固的通货紧缩。

中国持续扩大生产，而消费者需求又十分疲弱，两者共同造成的结果是，过去十年，生产者价格指数下降的时间超过上涨的时间。

对于中国经济来说，通货紧缩远不只是某些行业供需失衡造成的小麻烦，而是严重得多的威胁。

通货紧缩会削弱私营部门的信贷需求，降低企业进行新投资的动力，压制就业和工资增长预期，最终打击消费者信心，进一步削弱国内需求。

这种影响并不局限于投入产出表中那些可以明确划分的产业关系，而是会蔓延到整个经济。

通货紧缩还会侵蚀财政收入，增加金融机构的压力。持续时间越长，政府采取果断行动的能力就越受到严重限制。

中国的通缩压力还会通过更廉价的出口商品和实际汇率走弱传导至全球经济，进一步加剧北京与贸易伙伴之间的紧张关系。

如果不能及时采取措施对抗通货紧缩，就会面临巨大风险。但只要北京继续相信现有战略最终能够提高生产率、重新激活国内需求，中国就不太可能改变方向。

一些分析人士猜测，失业压力上升或国外贸易摩擦不断增加，可能迫使北京重新评估自己的发展模式。

然而，北京已经用行动表明了立场。

中国家庭和工人面临的失业、就业不足和低工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但政府只推出了力度有限的新家庭补贴，并小幅增加社会服务领域的投资。

同样，面对不断升级的对外贸易紧张局势，北京一直把这些争端当作需要分别处理的外交问题，通过威胁与谈判相结合的方式应对不同国家，以保住中国大部分出口市场。

乍看之下，北京决定通过短期权宜措施应对疲弱的劳动力市场和对外贸易摩擦，令人难以理解。

对于一个高度重视自主可控、努力消除对外依赖的政府来说，选择让外国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且对这种需求几乎没有控制能力，实在是一种奇怪的战略。

同样，对于一个极其重视社会稳定的政权而言，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工资和劳动力需求上，似乎才是更审慎的选择。

但如果从中国领导层的角度看，这套战略在一定程度上又可以理解。

中国领导人认为，国家正处在经济转型阶段。这个过程可能充满痛苦和困难，但要建立技术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必须经历这一阶段。

领导层目前对转型进程充满信心。因此，即使各种警告信号已经出现，也可能还需要很多年，才能让中国决策层真正相信有必要改变方向。

在此期间，北京几乎肯定会继续推迟采取行动，而通货紧缩压力和对外贸易紧张局势将不断累积。

通货紧缩和企业利润疲弱已经开始侵蚀中国财政收入。按名义金额计算，中国财政收入自2019年以来基本没有增长。

通货紧缩和日益沉重的债务负担也在侵蚀金融体系。为了避免信贷增长进一步放缓，政府最终需要动用财政资金，大规模核销坏账并为金融机构补充资本。

就在两个月前，中国刚刚进行了规模达540亿美元的银行资本补充，但对信贷投放几乎没有产生影响。

北京在意识形态上坚持以工业和技术为核心的发展战略，正在形成一种危险的循环。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很可能面临消费进一步疲弱、收入增长继续放缓，以及与世界其他地区发生更多贸易摩擦的局面。

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经济领导层采取的应对方式，却是进一步扩大国家对经济的干预，而这些干预又会继续削弱市场力量和私营部门的独立性。

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即使中国领导层最终认识到必须改变战略，届时也可能已经失去足够的财政和金融政策空间，无法再推动经济向更加可持续、更加多元化的增长模式转型。

本文刊发在外交事务，作者奥利弗·梅尔顿是荣鼎集团是中国业务的董事；洛根·赖特是荣鼎集团的合伙人，负责领导该集团对中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研究。他著有《破碎的中国：经济奇迹如何破灭及其对世界的影响》一书。加美财经编译，不代表支持文中观点或确认其中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