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评论文章：如果一件事情持续抓了13年，未来还要以更严厉的态度抓下去，那说明这件事情在主事者眼中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同时也说明要做好这件事情，并非那么轻而易举。

　　在习近平看来，党的治理就是这样。他清楚知道这个百年老党目前的状况，如果不能以一己之力把中共改造成他心目中的执政党该有的样子，党就不足以担负领导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无法应对未来的惊涛骇浪。从这个角度看，五中全会不但是为一年后的中共21大作思想政治上的动员和铺路，也是在为后习近平时代的中共作全面布防。

　　习对中共其实怀有很深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和他身上具有的某种理想情结有关。他对中共的期待很高。在他看来，这个党应当保持共同的政治信念，承担他所理解的民族复兴使命，并有能力克服长期执政带来的腐化和衰败。

　　今天的中共，毛时代出生的党员和干部虽在党内仍处决定性地位，然而，改革开放后出生的党员干部越来越多，他们在全新的国际环境下加入到党的队伍中，对习而言，对党的治理也就面临着一个现实的跨代问题，即已经取得的政治成果，怎样在不断更替的队伍中延续？

　　他为此对党员干部提出了忠诚、干净、担当的要求。忠诚意味着认同党的政治目标和服从中央领导，干净意味着不能把公共权力用于私人牟利，担当则要求干部有能力、有意愿推进事业。他需要能做事的政治骨干，干部如若只因害怕处分而不敢贪腐，远未达此标准。

　　但是，要让党员干部实现这个要求，仅仅着眼于反腐是不够的——尽管反腐是极其重要的一面。习想做的是改造党性，就像毛要改造人性一样。因为如果一个人内心只想升官发财，无论制度多么严密，反腐多么厉害，总可能寻找绕过约束的办法。

　　改造党性是习找到的两个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答案之一“党的自我革命” 最深入的一环，另一答案是毛泽东当年的窑洞之对“让人民来监督政府”。但实际上，中共从未真正让人民来监督自己，从而，习近平真正在意的，是党的自我革命。

　　在习近平的逻辑中，一个长期执政的党，必须能够主动发现、纠正自身问题，防止权力和利益逐渐侵蚀其政治基础。这就是习“自我革命”的含义。他相信人的党性包括政治意识是可以通过持续改造而变得纯洁的，党的自我革命可以让中共永续执政。而一个党员干部若出问题，最终要追溯到他的信念、宗旨和政治品格不纯。因此，对党员干部来说，理解自身权力的方式、看待个人利益的态度，需要接受塑造。这就不难理解，此次五中全会为什么将增强党性，放在从严治党战略任务的第一位。

　　习并非第一次提改造党性，但五中全会的部署进一步把党性鉴别同干部考察、党员评议和选拔使用联系起来，说明它要进入实际用人过程。然而，党员干部的内心是否容易被组织准确识别，在实践中其实存疑。一个人可以熟练表达忠诚，也可以完整参加党性学习，实际行为却另有盘算。多方面考察能否减少这种落差，取决于评价信息是否真实，以及提出不同评价的人能否免受关系网络的压力。

　　这就不得不说到潜规则问题。中共并非没有制度规范，尤其是习近平制定和出台了大量的党内规矩，可严密的制度下，仍可能运行着另一套行为逻辑。比如，中央要求按规矩选人，实际却可能靠私人关系；中央要求如实报告，下面却可能相互保护；文件规定集体决策，真正决定事情的仍然是少数人的利益。处分一些人虽然能够打断既有网络，却未必消除这些网络重新产生的条件。

　　党内外的潜规则还在削弱正式规则的效力，这也解释了为何全会单独突出民主集中制，并把规范“一把手”用权列为重点。习既要求中央的部署得到贯彻，又需要防止地方和部门负责人垄断权力、遮蔽信息。如果每一权力层都形成自己的小圈子，习近平的最高权威，也难以保证整个组织按其意图行动。

　　全会虽然对此作出了一些具体限制，包括不许负责人将职权范围私人化，反对逐级树立个人权威，并要求保护不同意见，甚至在文件中再次出现了“党内民主”这个久违了的词，但这只能说明，习近平希望约束下级专断，让组织程序发挥作用，不能把党内民主理解为他要在党内实行一定程度的政治开放。

　　换言之，他需要各级负责人有效执行中央决策，同时防止他们以保证执行为由压制班子成员。如何维护统一意志而又使真实情况能够上传，关系到中央掌握的信息质量，也关乎其权威最终依靠怎样的组织关系运行。因此，他可以专断，但下级一把手不能专断，他认为可以并行不悖，不存在矛盾和冲突。

　　此外，习面对的难题还有干部的行动意愿，他需要解决严厉治党之下干部如何继续做事的问题。一个庞大的政党，即使能够令行禁止，但如果成员普遍回避责任，遇事等待指示，也难以完成雄心勃勃的治理任务。

　　因此，忠诚、干净、担当可以在政治理想中相互统一，在实际治理中却需要制度来协调。什么是合理试错，什么是不负责任，什么是专业分歧，什么是政治上的不服从，必须有可预期的评判标准。五中全会虽已表达保护和激励的意图，但问题在于，在具体争议中，干部能否据此获得保护，而不必完全依赖上级个人的理解。若问责边界不够明确，干部首先考虑的可能是怎样避免出错。

　　今次五中全会对全面从严治党的部署，并没有多少新的突破，它是在既往政策和举措基础之上，把思想教育、组织运行、干部使用、监督问责进一步连接起来，成为一个整体。习希望它们形成持续作用的机制，使党能够在问题酿成大案之前就作出纠正，而非长期依赖纪委清理后果。但部署和举措能否持续奏效，取决于党员干部身处怎样的权力关系。如果现实奖励迎合上级，教育却强调实事求是；实际晋升依赖人情，文件却要求公道正派，那么党员干部会从现实中学到什么，未必由学习材料决定。

　资料照片　Evaristo sa/Agence France-Presse/Getty Images

　　从这个角度看，习近平十三年后仍对党不放心，既因为问题确实反复出现，也因为他的期待远高于官员少贪一些钱。党的队伍在不断更替，社会环境在持续变化，他要求党在长期掌权的条件下，仍然保持他认定的政治本色，在这个意义上，党性改造不会随着某一轮反腐结束，它被习赋予了使这种政治理想跨代延续的任务。

　　颇具反讽的是，习近平希望改造党员干部的内在信念，五中全会也提出了约束专断、保护不同意见的要求，然而，他借助完成这种改造的工具，恰恰是中共作为一个本质上属于专断的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这个组织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自动淘汰讲真话，对按规则办事、负责任地作出判断的人也不能获得稳定的保护，因此，习最想识别的真诚，恐怕难从忠诚的表态中辨认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