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云南大理近年成为青年逃离大城市内卷、追求“躺平”生活的热门去处，甚至因气候宜人、山水环绕及悠闲氛围，被戏称为类似加州的“大理福尼亚”。然而，《华尔街日报》实地走访发现，来到这座“躺平之都”的青年并非都想就此告别职场，不少人在休息数月甚至数年后，反而开始受不了无所事事，希望重新工作，却又面临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白领职缺不足及AI冲击就业等现实困境。

一位来自重庆的26岁王姓女子已有3年没有全职工作。她过去从事影像制作，这几年靠零散兼职维生，如今考虑学习刺青等一技之长。她向WSJ表示，“大理实在太轻松、太舒服了。我很怕如果继续待下去，就会一直这样懒下去、一直『躺平』”，她说自己已经到了“非得做点什么不可”的年纪，“我需要工作，我已经休息够了”。

大理位于中国西南部云南省，背靠苍山、面向洱海，全年气候温和。近年愈来愈多年轻人离开北京、上海、深圳等竞争激烈的大城市，到此短住甚至定居，也让大理逐渐成为中国“躺平”文化的象征之一。

“躺平”一词意指拒绝激烈竞争、不再追逐传统成功标准，甚至只维持最低程度的工作与消费。随著中国经济成长放缓、青年就业困难，这种生活态度也引起北京当局关注。国安部门今年稍早甚至警告“躺平”风气，声称“境外反华敌对势力”诱导中国青年走向消极且游手好闲的生活。

然而，《华尔街日报》记者走访大理后发现，将青年就业困境单纯归咎于“懒惰、挑三拣四又脆弱”，难以解释眼前的现象。中国16至24岁、不含在校生的城镇青年失业率目前约18％；25至29岁失业率也约7％，均高于整体约5％的失业率。

记者在大理遇到一对20多岁、被裁员后双双失业的情侣、一名取得工程学位却尚未找到全职工作的应届毕业生，以及一名创办小型电商公司、最后因公司倒闭而失业的青年。他们都不是自愿长期失业。

29岁的张姓女子过去透过网路直播销售服饰，生意下坡后，她带著积蓄来到大理，但半年后，她开始想离开。她希望前往邻近香港的深圳求职，父母也逐渐对她没有工作感到焦虑，但她至今仍未能在当地找到职缺。“我已经习惯『躺平』了，所以想换个环境，但我也不太确定自己应该做什么”。

31岁的尤姓女子则于2021年从北京搬到大理。她过去从事艺人经纪业务，后来在大理开设一家古著店，但顾客寥寥无几，此后也一直没有全职工作。她考虑重新搬回北京或上海等大城市，却发现就业市场已经发生变化。她说：“如果『躺平』太久，就会失去工作的动力和冲劲“最后可能陷入一种空虚的状态”。

中国青年面临的另一项矛盾，是市场存在的工作与他们希望从事的工作并不完全吻合。《华尔街日报》此前在广东访问制造业者时，就有工厂老板表示难以找到足够员工，甚至薪资较为优渥的工程职缺也难以补足人力。

另一方面，中国今年却有近1300万名大学毕业生投入职场。即使大型企业也持续裁员，AI的快速发展更可能降低企业对初阶白领工作的需求。中国政府则表示，正透过职业训练、补贴聘用大学毕业生的企业，以及发展AI时代的新职业等方式促进就业。

不少接受访问的青年也将如今的迷惘，追溯至从小承受的高度竞争。他们回忆，童年充斥补习、深夜读书，以及考大学的压力；其中许多人受到一胎化政策影响，是家中独生子女，也承受父母更多期待。经历多年竞争后，部分青年却发现，即使取得大学学历，也未必能找到父母认可的工作，甚至难以取得薪资足以维持理想生活的职缺，让他们逐渐感到幻灭与迷茫。

近年不只中国青年面临类似困境。法国、印度、印尼等地也出现青年因经济不平等及机会不足走上街头抗议的现象。《华尔街日报》指出，中国严格限制异议活动，大规模街头抗议较难出现，但若年轻世代长期失去对未来的希望，仍可能对社会留下深远创伤。

作者最后评论，大理的“躺平青年”并非长久之计：抽离职场或许能带来暂时喘息，但部分受访青年最后发现，他们依然渴望找到足以实现人生意义的工作。对他们而言，“躺平”可以是一场休息，却很难成为永久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