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慎坤评论文章：五中全会前夕，所谓“18项维稳密令”曝光，折射出习近平政权表面强势与内在焦虑之间的巨大反差。习近平看似大权独揽、一言九鼎，但从这份密令所反映的防范范围和戒备程度来看，习近平对政治安全政权安全乃至社会稳定的担忧，远比外界想象的更为严重。

　　五中全会正值习近平掌权十多年后的又一轮党内权力重组。按照公开的信息，至少有30多名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遭清洗或被逐出五中全会，尤其是军队高层接连发生人事震荡，其波及范围和冲击程度极为罕见。如此大规模地整肃军队高级将领，不仅动摇了原有的军中权力格局，也不可避免地冲击军队内部的信任体系和指挥秩序。习近平试图通过不断清洗来巩固权力，却也在清洗过程中加剧新的猜忌与不满。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持续承压，房地产危机久拖不决，地方财政捉襟见肘，失业与收入下降等问题不断侵蚀社会信心。党内权力斗争、军队高层震荡与民间不满情绪相互交织，使习近平面临的局面愈发复杂。对于谋求在二十一大继续掌权的习近平而言，维稳不仅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常规手段，更成为确保权力延续、防范政治变局的头等大事。

　　从曝光的内容来看，这“18项维稳密令”几乎覆盖了社会管控的各个角落：从严防无人机“黑飞”，到排查所谓“三失一偏”人员；从监控网络舆情、压制政治传言，到加强对境外人员及重点群体的监视，防范措施可谓无所不包。如此严密的布防，反映出中共已经不再满足于针对具体风险进行处置，而是倾向于把越来越多的社会活动和普通民众纳入政治安全政权安全的防范范围。一个不断强调绝对安全、处处设防的政权，恰恰暴露出对自身统治基础缺乏信心。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密令称将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退伍军人以及房地产投资受损者等群体列为重点防范对象，严防他们建立独立组织、形成跨地区联系或发起集体抗议。这些群体看似互不相干，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或承受着经济下行带来的生存压力，或因自身权益受损长期申诉无门。外卖骑手和网约车司机面临收入下降、劳动保障不足等困境；退伍军人的安置和待遇问题争议不断；房地产危机使不少购房者和投资者蒙受损失。当正常的利益表达和纠纷解决渠道难以发挥作用时，分散的不满便可能逐渐积累，甚至演变为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中共将这些民生问题视为维稳风险，本身就说明经济危机正在向社会和政治领域全方位传导。

　　密令对“政治安全”和“严防政治谣言”反复强调同样耐人寻味。近年来，习近平不断强化对党政军系统的控制，但持续不断的高层整肃，使官场和军中人人自危。在二十一大权力布局逐步展开之际，任何未经证实的高层消息、军队异动或政治传言，都可能被视为影响权力稳定的潜在威胁。越是要求政治上绝对忠诚，越是严防内部出现不同声音，越说明权力高度集中并不等于政治风险已经消除。

　　依靠全天候监控、网格化管理、严密排查和强行截访所维持的稳定，终究只能压住矛盾的表面，无法消除矛盾产生的根源。经济困境不会因为加强监控好转，民众的利益诉求不会因为禁止串联消失，党内军内的不信任也不会因为反复强调政治忠诚就烟消云散。相反，长期依赖高压手段，不仅需要耗费巨大的行政和财政资源，还会进一步堵塞社会正常的表达渠道，加深官民隔阂，使原本可以通过协商解决的问题逐渐政治化白热化。

　　习近平执政以来，权力不断向自己集中，安全和稳定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权力越集中，决策失误和社会矛盾也越容易向最高层汇聚；维稳越严密，社会自我调节和化解冲突的空间反而越狭窄。这种以控制代替治理、以压制代替疏导的模式，或许能够在短期内维持表面的平静，却难以从根本上恢复经济活力、社会信任与政治信心。

　　“18项维稳密令”真正值得关注的，不只是其中列出了多少防范措施、监控了多少重点人群，而是背后折射的统治逻辑：面对不断积累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矛盾，中共首先想到的仍然是加强控制，而不是消除矛盾。习近平看似牢牢掌握着党政军大权，却不得不投入越来越多的资源防范来自体制内外的各种风险。表面上权力空前集中，实际上安全焦虑不断加深；表面上维稳体系越来越严密，实际上维持稳定的成本越来越高。

　　一个政权真正的稳定，来自民众对未来的信心、社会利益的合理协调以及权力体系内部的基本信任，而不是无休止的清洗、监控和压制。当维护稳定本身成为越来越沉重的负担，当普通民众的正常诉求被视为政治威胁，所谓的稳定只剩下一层脆弱的外壳。这或许正是“18项维稳密令”折射出的最深层危机。

图片来源： Andy Wong/AP Photo/picture allia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