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普通工作日的晚上，吴欣子系着围裙，擦净客户家的厨房台面，结束当天的上门做饭工作。

“要是遇上客户多人聚餐的忙时，往往要忙到深夜才能到家。”吴欣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是她日常的工作节奏。

吴欣子曾就读于美国纽约电影学院电影制作专业，毕业前面临家庭破产，在找不到合适工作的情况下，选择在洛杉矶靠“上门做饭”谋生。

这样的职业转向，正发生在不少海外留学生群体中。

南方周末记者在各种社交媒体平台搜索发现，越来越多海外毕业生跳出“专业对口”的职业路径，转而进入上门私厨、定制家政等服务类赛道。

不少受访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北美、欧洲等留学生集中区域，由留学生提供的上门做饭服务已形成一定规模，但也出现不少“留学花费百万，最后给人上门做饭？”的质疑声。

这群选择上门做饭的留学生里，有人将其作为生存过渡期的缓冲，靠手艺积累资本等待转机；也有人定位高端私厨赛道，以公司化模式运营，将其做成长期事业。

在学历光环的期待与职业现实之间，这群上门做饭的留学生，经历了什么？

1

“毕业前，家里破产了”

看准“上门做饭”后，吴欣子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她买了机票回中国，在烹饪机构报了“一对一”的定制班，学了在洛杉矶最受华人欢迎的川菜和粤菜。一共十道菜，每天从早学到晚，七天速成。（受访者供图）

吴欣子的人生转折点，出现在毕业典礼前。

彼时，吴欣子住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市中心的公寓里，四年电影制作专业的本科即将读完，计划找一份导演相关的工作，在行业里深耕。

父亲的一通电话，打乱了所有计划。电话里，父亲跟吴欣子说，家里的产业撑不下去了，前两年就已经艰难，只是硬撑着供她读完了书。“如果愿意回家，就给我买飞机票；如果要留下，生活费得自己解决。”吴欣子回忆。

虽然吴欣子嘴上跟父亲说“自己解决”，但心里其实没底。吴欣子先查了银行卡余额，问了房东房租到期日，给朋友发消息问能不能借住，然后把车卖了。

“养车是负担，卖车的钱还能撑一阵。”吴欣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找工作的过程，比预想的难得多。

一开始，吴欣子想着最好能进片场，找份“体面”的工作。然而事实上是，场记、美术、制片，吴欣子投了不少简历，均无回音。

后来靠同学介绍，断断续续进剧组拍微电影、广告。那段时间，吴欣子常常从凌晨三四点，忙到第二天凌晨一两点。跟组一天工资五百美元。“听起来不算少，但扣完税到手直接砍半，还要负担房租、吃饭，基本存不下钱。”

为了省钱，吴欣子借住在朋友家。睡在客厅的地板上，铺个床垫就当床。朋友的继父时不时会抱怨她“白吃白住”，吴欣子装作没听见。最窘迫时，吴欣子靠转卖手里的限量版球鞋维持生活。“如何活下去”，是吴欣子要解决的现实问题。

有一天，朋友跟她建议，可以去做住家阿姨，“包吃包住还有钱赚”，能解燃眉之急。

工作的“体面”，对吴欣子来说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她很快找到了第一单。

“每天洗沙发、擦玻璃、洗床，都是深度清洁的活儿。一天工资一百八十美金，比市场价低了近一半，没经验只能被当作廉价苦力。”

比体力消耗更难熬的，是精神上的落差。做住家阿姨不仅要跟陌生家庭同吃同住，有时候凌晨两点会突然被敲门。

“雇主说铺的床单有褶皱，让我立刻熨平。”吴欣子很无奈，但也只能照做。

在洛杉矶做家政的日子里，吴欣子无意间留意到，当地上门做饭的需求不小。

“洛杉矶是全美西海岸华人最多的城市，生活成本高，双职工家庭负担不起住家阿姨。”吴欣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请钟点工做一顿饭，时薪35到60美元，很多家庭还承担得起。在美国的华人注重隐私，不想陌生人住家，又想吃有锅气的中餐，也愿意请上门厨师。

吴欣子会做饭。小时候父母忙，放学回家后，吴欣子就自己做蛋炒饭、炒豆芽。去美国留学之前，吴欣子想去澳大利亚学习烹饪，但父亲觉得花几百万元留学，学厨师“不体面”，劝她学了电影。

“兜兜转转，最后还是回到了厨房。”吴欣子笑称。

看准“上门做饭”后，吴欣子做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她买了机票回中国，在烹饪机构报了“一对一”的定制班，学了在洛杉矶最受华人欢迎的川菜和粤菜。一共十道菜，每天从早学到晚，七天速成。

学完立刻飞回洛杉矶，吴欣子在社交平台上发了菜品图，开始接单。

和吴欣子的被动转行不同，张华做上门私厨，是毕业找工作期间的过渡。

张华是四川人，在悉尼读完大学后，一边找本职工作，一边想找点事做补贴生活。他在社交平台发了帖子，内容是可以上门做川菜。很快就接到了第一单。

“客户大多是附近的留学生，家庭条件不错，图省事，吃腻了外卖想换口味。”张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单做三四个家常菜，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时薪30澳元。“不按人头收费，大多是一到两个人的饭量。”

订单多少和留学生是否在校相关。“学生在校上课就是旺季，留学生放假离开，订单就变少。”张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课期间，周末的订单总会更多一些。

在张华看来，时间灵活，能兼顾找工作，收入比普通兼职高，还不用看老板脸色。“比起‘学历浪费’的争议，先站稳脚跟更重要。”张华说。

2

“做一顿，赚一顿”

两三个月时间，吴欣子在洛杉矶华人圈里攒出了口碑，约她上门做饭的客户越来越多。

吴欣子算过一笔账，只要肯工作，饭菜口味过关，有稳定客源，按照工作时长计算，一个月能有七万元人民币左右的收入。

吴欣子的定价在洛杉矶属于基础水平。长期固定客户按四十美元一小时计费，三小时起做；宴请聚餐类订单每小时六十八到八十美元。目前吴欣子有五六十个固定客户，客源基本靠客户介绍。

吴欣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个月扣完税，房租要分走两千，剩下的要覆盖吃饭、各类保险和税费，实际结余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多。

“通勤成本是大头。”吴欣子一天跑三家客户，通勤时间近两个小时，大洛杉矶地区油价不低，车辆损耗、违章罚单要自己承担。

“这是做一顿，赚一顿的体力活。”吴欣子很清楚这份工作的本质。收入天花板完全取决于体力，能接多少单，就能赚多少钱。刚开始干的时候，晚上回家浑身酸痛，后来才慢慢适应。“周末至少要留一天在家睡觉补体力，不然扛不住。”

“每天结束的时间大概是晚上九点左右，回到家将近十点。”吴欣子说。

最累的一次，吴欣子一天接了四家的单，最后一家是夜宵聚餐。她回忆，那顿饭晚上八点半开始，一直做到凌晨一点半。结束后她在客户家沙发上躺了十五分钟才缓过劲，回到车上又睡了二十分钟，才敢开车回家。

那天吴欣子一共做了二十多道菜，闻了一整天油烟，全天没胃口吃饭，只在回家路上啃了个面包补充能量。

为了应对高强度的工作，吴欣子会在周末提前做一些预制菜。比如鸡翅、红烧肉、大虾，炒好以后分装冻起来。“工作日收工回家，从冰箱里拿出一份热一热。再随手炒个青菜，就是一顿饭。”

吴欣子常接聚餐的单子。“这是做一顿，赚一顿的体力活。”吴欣子很清楚这份工作的本质。收入天花板完全取决于体力，能接多少单，就能赚多少钱。（受访者供图）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陈檬也在做着上门做饭的生意。与吴欣子不同，上门做饭对她而言是副业。

陈檬是当地一名攻读制药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门做饭收费按小时计算，标准是每小时四千日元，约合人民币一百六十元。算上通勤时间，一单通常要三个小时。

陈檬的出行基本靠公共交通。“东京打车成本极高，1.5公里大约就要150元人民币。”陈檬说，如果通勤时长超过两小时，还要额外收取长距离服务费，所有额外开销都会提前和客户说明，实报实销。

陈檬常服务的是东京富人区。遇上天气炎热的时候，有些客户还会额外给一点辛苦费。这份兼职的收入，能覆盖她约百分之八十的生活开支。

她对比过东京的普通兼职工作。711便利店时薪约1400日元，超市时薪在1200—1400日元之间。“不仅收入不高，工作累，对日语口语的要求还高。”陈檬说，日本各地口音混杂，有些人说话含糊，听起来很吃力。

“相较之下，上门做饭的收入更高，也多是和在日华人沟通，语言压力小。”陈檬说。

3

“华人家庭是主力客群”

事实上，海外华人上门做饭这门生意并非近年才出现。

早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海外华人社区里就有“做饭阿姨”的存在。在美国生活了近十年的林静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彼时多为中年移民女性，通过熟人介绍为华人家庭提供定期做饭服务。但那时的服务更像是传统家政的一部分。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疫情之后。林静丹回忆，疫情期间到疫情后，美国很多小体量华人餐馆资金链断裂，频繁关停，外卖配送时间延长，同时大量华人居家办公，对家庭餐食需求大。

“一批年轻留学生开始在社交平台上发帖接单，表示可以上门做饭。”林静丹观察到，如今这一行业的从业者构成已经相当多元，“留学生们不再执着一定要找到好工作，反而更倾向灵活性更高的工作。”

林静丹生活在美国加州尔湾，家里有两个孩子。她也是从疫情期间，就开始固定请留学生每周上门做饭两次。

“我是四川人，在洛杉矶找了很多川菜馆，要么是改良过的酸甜口，要么是味精放得重。”林静丹说，她的厨艺很一般，平时工作很忙，没时间给孩子做中餐。“自从请留学生上门做饭后，两个孩子都很喜欢。”

像林静丹这样的带娃家庭，是上门做饭服务的主力客群。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有一定经济基础、对饮食品质有要求。林静丹算过，请人上门做饭，比请住家保姆便宜得多。

“很多华人不愿意吃改良的美式中餐，想吃正宗的、最新鲜的传统中餐，上门私厨刚好匹配需求。美式中餐为迎合本地口味普遍调整做法，酸甜口菜品占比高。”吴欣子说，这与传统家常中餐差异明显。

此外，不少华人没有给小费的习惯。“他们觉得花同样的钱，与其去中餐馆吃还要付小费，不如直接把厨师请到家里。”吴欣子的客户里，大部分都是中国人或美籍华裔。

还有一类客户，是出于社交和体面的需要。吴欣子接过不少聚餐宴请单，客户在家中招待朋友或商业伙伴，“请私厨上门做一桌正宗中餐，比去餐厅更有面子，也更私密”。这类订单的客单价通常比普通单要高两到三倍。

同样是海外城市，墨尔本的上门做饭市场却远没有洛杉矶火热。

黄思蕾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留学的广东女生，她的客户里绝大多数是不会做饭的留学生，华人家庭客户很少。在她看来，本地中餐馆与外卖，对上门做饭的客源有分流。

“澳大利亚小费文化并不盛行，外卖和中餐总有价格低廉的选项。”黄思蕾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墨尔本普通中餐馆的人均消费约20—30澳元，外卖平台的套餐价格多在15—25澳元，价格远低于上门做饭服务。

对上班族而言，追求性价比没必要选择上门做饭。在黄思蕾看来，真正在意健康饮食的人，又会觉得不如自己做饭，或是吃简单的健身餐。

黄思蕾的生意没有想象中那么好。她的客源全部来自社交平台。两年前，她随手发布的接单帖子，始终有平台推流，但一年下来只有三五个人主动联系，其中大部分因时间对不上无法成交。

澳大利亚华人社交平台的生活服务类信息，传播效率较低，本地华人更习惯通过口碑推荐寻找家政服务。黄思蕾说，偶尔有华人家庭咨询，但对方往往住处偏远，还要求免费试工，这类订单她都会直接推掉。

“这份工作没有明显的淡旺季，即便节假日，订单也不会出现暴涨。”黄思蕾说。和洛杉矶旺盛的需求比起来，墨尔本的上门做饭市场，更像一门小众的兼职生意，没有形成规模效应。

黄思蕾是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留学的广东女生，她的客户里绝大多数是不会做饭的留学生，华人家庭客户很少。在她看来，本地中餐馆与外卖，对上门做饭的客源有分流。（受访者供图）

4

有人当过渡，有人当事业

留学花费百万，最后给人上门做饭？这是受访者们都听到过的质疑声。

吴欣子也不例外。有一次，她在上门做饭期间，隔着厨房能听到客厅里的议论声。

“听说以前是学电影的留学生，现在让她把蘑菇处理好，她就不弄。”女客户和家人聊起吴欣子的过往，“还以为自己是娇贵公主，现在还不是来我们家做钟点工？”

面对这种情况，吴欣子选择不反驳，默默地把饭做好。结束完工离开后，负面情绪攒到顶点。那户人家住在郊区，屋外一片漆黑，只有隔街邻居家门口亮着一盏灯。吴欣子就走到那盏灯下，站在那里哭。

这些不愉快的经历，反而让她更加珍惜遇到的暖心客户。

有一次，客户在家中聚餐，吴欣子从下午一点一直忙活到晚上八点，做饭过程中还停了两次电，幸好最终按时出餐，客人们都吃得很开心。结算时，除了约定的六百美元服务费，客户又多给了一倍的小费。

“当你连下一顿饭都吃不上、连明天住在哪里都不知道的时候，所有的精力只够解决一件事，活下去。”吴欣子说，所谓的“职业体面”“学历价值”，在生存面前，都变得不再重要。

同样面对“留学生上门做饭”的争议，在瑞士留学的刘冉霖，没有将这份工作当作生存的过渡，而是定位为高端私厨，以公司化模式运作，打算做成一项长期事业。

和其他上门做饭的留学生不同，刘冉霖的业务以定制化的私人宴会和家宴为主。

但从事餐饮行业这条路，从一开始就遭遇了全家人的强烈反对。刘冉霖从小就对美食感兴趣，高中时曾直接向父母提出想去海外就读厨艺学校，不想走传统升学路线，结果遭到父母极力反对，升学指导老师也不支持。

反对最激烈的时候，刘冉霖和父母频繁争吵。最终双方各退一步，刘冉霖报考了瑞士洛桑酒店管理学院。这所学校常年位居QS酒店管理、泛酒店管理专业前列。

“这是一条可进可退的路。”刘冉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既可以顺着家里的期待，毕业后进入酒店行业担任高管，也能接触到专业的餐饮训练，“不少校友最后都走了餐饮路线，甚至已经成为世界级餐饮品牌的创始人。”

留学的成本并不低。本科纯学费一年为30万到40万元人民币，加上吃住开销，平均一年也要40多万到50多万元，学费一直由家里承担。不过刘冉霖很早就开始自己赚取生活费。

大二那年，刘冉霖和朋友在宿舍做起了“快闪餐厅”的生意。朋友负责调酒，刘冉霖负责做菜，吸引了不少同学和老师前来光顾。从那以后，刘冉霖就很少向家里要生活费了，靠做饭赚的钱基本能覆盖日常开支。

按照学校要求，大一学生必须进入厨房、酒店前台等实操岗位实习，大三则要从事偏行政类的工作。刘冉霖在大三的行政实习阶段，顺势注册了自己的公司。

此时，学校设有创新中心，刘冉霖的创业方案通过审核，获得不少启动资金支持。学校还提供了咨询、法律援助等创业支持。

起步阶段并不容易。“刚开始比较困难，没有业务。”刘冉霖说，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单上门私厨业务，来自一位同学的邀约。同学家境优渥，要举办一场私人聚餐，邀请了不少行业内有分量的客人。

那场家宴过后，客人们都很喜欢他做的食物，这成了他上门私厨业务的起点。

刘冉霖的上门私厨定价不低，大多是一价全包的定制套餐，为各类高端场合量身打造。据他透露，综合季节因素和全年平均水平，单月销售额可达10万多元人民币；旺季时，纯利润可以达到10万元人民币以上。

目前，刘冉霖一边在瑞士洛桑大学攻读经济学研究生，一边运营着自己的私厨公司。在现阶段，除了上门私厨，公司还做餐车、外卖等相关业务。

刘冉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以后想开一家米其林三星餐厅，拥有属于自己的餐饮品牌，成为真正的名厨。“大概率会找投资人融资，不需要靠父母给钱。”

同样面对“留学生上门做饭”的争议，在瑞士留学的刘冉霖，没有将这份工作当作生存的过渡，而是定位为高端私厨，以公司化模式运作，打算做成一项长期事业。（受访者供图）

5

“从事这行的留学生越来越多”

“除了传统的代购、地接、学业辅导，上门做饭是近两年快速冒头的新门类。”周荣晟最开始以为只是个别学生的临时过渡，后来发现在海外就业市场收缩背景下，越来越多留学生主动调整预期，用生活化技能对接本地华人需求。

从事留学咨询行业多年的周荣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日常的客户回访中，他明显感觉到，选择灵活服务业的海外毕业生在逐年增加。“谈不上浪费学历，先站住脚，是海外生活的第一步。”周荣晟说。

林静丹目前请的上门私厨，是一位24岁的中国留学生。年轻人的优势在于沟通能力强、善于利用社交媒体获客、能提供更定制化的服务，定价也普遍高于中年移民女性群体。

之前也有人向她推荐55岁左右的华人阿姨。中年移民女性目前仍然是上门做饭行业的“主力军”，以陪读妈妈、新移民家属为主，有多年家庭烹饪经验。

“她们的定价通常较低，时薪在20—35美元之间，服务对象以普通华人家庭为主。”林静丹透露，大多接单全靠口口相传，属于“内部流通”。

在吴欣子看来，洛杉矶四五十岁的阿姨辈钟点工很多，但年轻、有学历、沟通顺畅、菜做得好的，并不多。“这是我的核心竞争力。”

在墨尔本的吴希蕊，也有同样的感受。

今年1月份，吴希蕊辞去了在广州的工作，来到墨尔本。刚到的时候，吴希蕊投过咖啡师岗位，也接设计散单，但都不顺心。机缘巧合，朋友说她做饭好吃，可以试试上门做饭。

吴希蕊在小红书发了第一条帖子，介绍服务内容，附上菜品图，标注了服务区域。出乎意料，很快就有私信来问价格、菜单和预约时间。

但实践比想象中难一些。第一单距离吴希蕊住处大约30分钟车程。陌生的厨房，锅具、调料、火力都要重新适应。“加上紧张，整个过程手忙脚乱。”吴希蕊说。

好在客户很包容，当场敲定长期合作。每周三次，每次70澳元，做两个半小时，做完把厨房清理干净。

现在吴希蕊每天最多安排三单，一周最多十五单，周末正常休息，节假日定价更高。吴希蕊算了一笔账，每月纯利润约500到600澳元，可以覆盖日常开销，还有结余。

食材采购分两种。如果是散客，食材为客户自己准备，或者委托她代买。代买按半小时工时计费，食材费用实报实销。长期固定客户的食材，则一般由吴希蕊负责采购，提前拟好菜单发给对方确认，再统一采购。

身边的朋友看到吴希蕊在墨尔本做上门私厨，都羡慕吴希蕊工作自由、收入不错。

“其实背后的工作量很大。”吴希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每天早上七八点起床回复咨询、报价、确认预约和菜单。如果有订单的话，就要提前规划路线、准备物料。下班后，晚上处理新咨询，核对次日订单，经常忙到凌晨两三点。

并非所有的咨询都会成交。“有人觉得贵，有人住得远，有人只是好奇问问。”吴希蕊说，这些无形中都会占用自己很多私人时间。

6

“风险并存”

直到现在，吴欣子的父亲仍然觉得这份 “上门厨子” 的工作很丢人。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吴欣子谈到了不同环境下的职业观念差异。转行做家政以来，吴欣子接触过不少事业出色的华人，这些人并没有对她的职业选择抱有偏见，反而鼓励她大胆去体验人生的不同阶段。（受访者供图）

海外留学生社群里，上门做饭正成为一门日渐活跃的新生意。但这门生意也伴随着难以回避的风险。

由于上门做饭使用的是客户的厨房和食材，一旦用餐后出现食物中毒或肠胃不适，责任界定往往十分模糊：是食材本身的问题，还是烹饪过程中的卫生问题，常常难以厘清。

从事律师行业十余年的吴勇太，经手处理过不少餐饮维权纠纷。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海外做上门私厨，从业者理应提前熟悉当地食品安全法律，在服务前与客户明确约定食品安全责任范围，并保留食材采购、烹饪过程的相关记录。

但现实远未达到这样的规范程度。从业者大多是留学生，主要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与客户沟通对接。据吴勇太的观察，目前很少有人会签订协议。

“真出了问题很难举证。”吴勇太同时提醒，除了食品安全、服务纠纷等通用风险外，由于缺乏官方平台担保，交易双方的权益保障高度依赖民间信任，风险敞口也更大。

目前在伦敦艺术大学读本科的郑甄宜，家里虽然还能支撑她的学费和生活费，但郑甄宜总想着能自己赚点钱。

郑甄宜刷社交平台时，刷到好几个在伦敦上门做饭的留学生，算下来时薪比便利店兼职高出不少。起初郑甄宜动了心，加了一个伦敦华人上门做饭的交流群，观望了一阵后，还是打了退堂鼓。

“群里经常有人吐槽客户难沟通，也有人反复提及上门的安全顾虑。”郑甄宜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考虑再三，始终没敢发接单帖。

人身安全是行业从业者普遍要面对的现实问题。林静丹透露，她第一次请华人上门做饭时，对方会提前把地址和客户信息发给朋友，约定两小时后没报平安就报警。

除了安全风险，这份工作的日常里，还有很多看不见的辛劳与变数。

刘冉霖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做私厨和在餐厅当厨师很不一样，变数太多。

“每个家庭的口味千差万别，连锅碗瓢盆都各有特点。”刘冉霖说，突发状况时有发生，有些客户十分挑剔，甚至态度尖酸刻薄。“干这行不只身体累，心也累。”

“不能只会炒菜就去做这行。像创业一样，要定位自己，要包装自己，要设计各个环节，这样才能脱颖而出。”作为过来人，刘冉霖不建议留学生头脑一热就入行。

在吴勇太看来，海外华人上门做饭的兴起，本质上是职业选择多元化的体现。

“它打破了海外就业只能依赖学历、本土职场的固化认知。”吴勇太认为，依托华人社交群内部需求，将厨艺这类生活化技能转化为稳定收入，这也是海外留学生生存策略灵活性的体现。

不过，直到现在，吴欣子的父亲仍然觉得这份 “上门厨子” 的工作很丢人。

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吴欣子谈到了不同环境下的职业观念差异。转行做家政以来，吴欣子接触过不少事业出色的华人，这些人并没有对她的职业选择抱有偏见，反而鼓励她大胆去体验人生的不同阶段。

“这就是一份工作，通过工作去挣钱，没有等级高低之分。”和住家家政相比，上门做饭的时间更自由。吴欣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种钟点雇佣关系，随时可以结束。而当地上门做饭的市场需求不小，也让她的职业转换没有太多空档。

“重新找工作的节奏非常快，几乎可以无缝衔接。这边不需要我了，我可能明天就有新的客户了。”对未来的职业路径，吴欣子也有自己的规划。

她向南方周末记者提到了一种“全球巡场”的方式。即每到一个国家，如果有朋友或者有人想约她做饭，她可以在这个国家接单做饭。做完饭之后，就在这个国家玩一趟。

“等走到下一个国家的时候，也可以提前约单，做完饭继续在当地旅居。”吴欣子设想通过这些客户了解这个国家的真实面貌，“用这样的方式体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