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数月，Ma Yongjian都没有告诉父母自己在哪里。

去年，这位27岁的年轻人在攻读计算机科学硕士学位到一半时，就不再去上课了。软件工程曾是一个稳妥的职业选择，但人工智能(AI)的崛起以及中国科技企业的裁员潮，让他确信自己无法找到一份好工作。他觉得继续学下去已经没有意义了。

每天早上室友离开宿舍后，Ma便在北京四处闲逛，坐在公园里看流浪猫。今年早些时候，他逃到了云南大理，那里以秀美的山景和慢节奏的生活闻名，吸引着四处漂泊的人。

父母以为Ma还在读研究生。他不想让他们担心。

“以前每个人的预期都是你的生活会越来越好，你的收入也会越来越好 …现在不一样，” Ma说。”现在你看未来就觉得不是那么有希望。”

在中国经济繁荣年代出生的一代人如今迈入成年，面对的却是越来越少的机会、愈发激烈的竞争，以及日益加深的沮丧感：多年的努力并未让他们过得比父母更好，有些人甚至又搬回去与父母同住。

稳定的工作难寻，迫使数以百万计的人选择缺乏保障的零工经济，还有一些人则难以承受残酷竞争的职场文化带来的重压。

经济走弱使就业市场萎缩，这恰逢创纪录数量的高校毕业生准备步入职场。AI的迅速普及更增添了不确定性。

就业人数年度变化数据来源：通过CEIC获得的中国人社部数据

包括科技巨头阿里巴巴(Alibaba)和字节跳动(ByteDance)在内，许多顶级雇主已经在悄然裁员。尽管这些公司并未公开将裁员归因于AI，但知情人士说，这项技术是促成因素之一。从电影制作到金融，其他行业也在利用AI以减少招聘。

中国政府全力押注这项技术，敦促企业迅速采用AI，以增强中国经济的竞争力。但有迹象显示，官员们也越来越担心AI对社会稳定的影响。知情人士称，官员们已告诫雇主，在采用AI的同时不要裁员。

这些知情人士表示，在发出上述警告之前，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去年曾调查一批中国最大的雇主，一些企业估计，AI可能让其现有岗位减少30%或更多。其中一名知情人士称，这些回答似乎让何立峰颇感震动。

随着失去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财务独立、事业稳定、结婚、生子这些成年的典型里程碑，对很大一部分Z世代年轻人而言正变得遥不可及。

截至8月，不包括在校学生在内，16至24岁人群的城镇失业率约为19%，而美国同龄人群的失业率约为9%。中国25至29岁人群的失业率为7.5%，高于美国同龄人群的5.3%，也高于中国约5%的整体失业率。工资增长陷入停滞。

数据来源：通过CEIC获得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注：16-24岁和25-29岁年龄段不包括学生。

目前，年轻人的情绪更多是无奈，而非愤怒，尤其是许多父母还会出钱帮助他们支付生活开支。但年轻人的幻灭感有可能演变为对共产党更危险的局面，比如社会动荡。

这种情绪还可能对中国的未来产生更广泛影响。

艰难起步面对不确定的前景，年轻人正推迟结婚。出生率已大幅下降。一些Z世代年轻人干脆退出竞争，靠积蓄度日。今年早些时候，中国情报机构告诫年轻人要抵制“躺平”，这个流行词指的是只付出最低限度的努力。

27岁的Zhang Tian说，母亲希望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然后结婚生子。但她和交往五年的男友远远还没到考虑安定下来的阶段。两人连事业起步都困难重重。

Zhang的父母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没上过大学，当年被分配到与政府相关的工作岗位，至今仍在这些岗位上。Zhang希望做些更具创意性的工作，于是选择学习景观建筑学。考虑到当时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蓬勃发展，这似乎是个明智的选择。

2021年，就在她毕业前后，房地产泡沫破裂了。

她的第一份工作是在杭州一家房地产开发商，入职约六个月后便被裁员。后来，她终于在上海找到一份行政助理的工作，但月薪大约8,000元人民币，比之前低。去年晚些时候，她再次失业。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变化数据来源：通过CEIC获得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Zhang来自上海北面的江苏省。“谈朋友谈恋爱这个是一个情感问题，生孩子和结婚是一个经济问题，我自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解决经济的问题。”

她和男友Cheng Ming计划学习AI，希望能找到科技行业的工作。但这个行业也不稳定。

Cheng先后被两家房地产公司裁员后，开始上网课学习软件知识。他在一家小型科技公司找到了销售岗位，结果那家公司后来宣告破产。4月，他又一次被裁员。

“内心会有一种被社会压抑压迫的一种情绪，” Cheng说。

“相当黯淡”

核心问题在于，中国没有创造出足够多稳定且薪酬优厚的工作岗位。

近几年，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疲弱，增速明显低于新冠疫情前。虽然机器人等少数受中国政府支持的行业蓬勃发展，但它们的用工需求有限。许多年轻人不愿在工厂辛苦劳作，工厂也无法提供高校毕业生所追求的社会地位或工作环境，而且正在迅速用机器人替代工人。

中国政府出于不同原因整顿了一些民营行业，其中包括校外培训公司，这些行业曾吸纳大量毕业生。中国整体消费需求低迷进一步抑制了招聘，企业难以赚取足够的利润来增聘员工或加薪。

“这一代人面临的局面相当黯淡，”汇丰(HSBC)亚洲首席经济学家范力民(Fred Neumann)说。“高薪工作将从何而来目前还不清楚。”

2021年大学毕业后，Jeremy Li较为顺利地在一家电影公司找到了第一份工作。随后，他重返校园攻读媒体与传播学硕士，希望获得更多职业发展机会。但等到他1月毕业时，就业市场已明显收紧。

Jeremy Li说，“我没有想到可能竞争会如此激烈。”他这个年龄段的城镇失业率约为7%，不包括学生。

28岁的Li估计，他去年秋天开始求职以来已经申请了大约100个职位。他至今尚未找到合适的工作。

他拒绝了两个岗位，因为薪酬较低，年薪约1.1万美元，而且需要搬到很远的地方。他申请的另一个岗位在北京一家大型通讯社，通过了两次写作测试和两轮面试，进入最终候选名单，却没有拿到录用通知。

Li一直与父母住在家乡济南。济南位于中国北方，是山东省省会。他已花光积蓄，靠在国有企业工作的父母支持。

Li每周仍在发求职申请。“我也非常的想要找到一份工作，想要有自己的经济能力，然后不去花父母的钱，”他说。“我没有想到竞争会如此激烈。”

曾担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中国部门负责人的香港大学(University of Hong Kong)经济学教授斯蒂文·巴奈特(Steven Barnett)的一项分析显示，中国目前的城镇就业总量，比新冠疫情前的就业增速保持不变情况下应达到的水平低约7%，相当于少了约3,700万个岗位。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状况比官方统计数据呈现的还要黯淡。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教授李稻葵最近估计，如果计入至少两年找不到工作、被排除在官方数据之外的人群，中国的广义失业率实际约为10%。

AI的威胁

从长远来看，AI有潜力帮助中国经济。中国人口不断减少，意味着未来可能没有足够的人手完成所有需要做的工作。自动化将有所帮助。

问题在于时机：AI发展迅猛，而仍有太多年轻人在寻找稳定的工作，且往往是入门级岗位。

一些公司的人力资源经理说，如果AI能完成工作，他们就不像以前那样愿意雇用缺乏经验的员工。一些企业已将AI智能体用作“数字员工”，让它们从事客服、销售、会计、数据分析，甚至人力资源等工作。

上海科技大学(ShanghaiTech University)的一项研究分析了2022年至2026年间中国五大招聘平台上的7亿条招聘信息，发现对于拥有一至三年工作经验的初、中级员工，AI造成的招聘需求降幅最大。

该报告称，过去企业依靠初入职场的新人完成基础培训任务。该报告还称，如今大语言模型已接手这些工作，导致企业取消低薪的“起步”岗位。

一些年轻人用兼职零工替代更稳定的专业性工作，比如开网约车、送外卖和做直播，如今技术甚至开始威胁到这些工作。智库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China New Employment Forms Research Center)预计，从事这类灵活就业、没有长期全职合同的人数，今年将从2025年的2.8亿增至3.2亿，占城镇就业人数的40%以上。

而正在快速推广的无人驾驶出租车和机器人将取代其中一些岗位。

一名外卖员在济南商务区的一个路口等待。随着更多传统工作岗位减少，该区部分办公空间空置。

尽管调查显示，中国人总体上比其他国家的人对AI更乐观，但对这项技术的焦虑正在滋生。长江商学院(Cheung Kong Graduate School of Business) 2025年对超过11,000名科技工作者开展的一项调查发现，逾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未来五年内自己会因AI而失业。

一名26岁的女性7月被科技巨头百度(Baidu)裁员，她此前从事用户界面设计工作。她发布了自己最后一天上班的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获得数以百万计的观看。视频中，她在百度北京总部交还电脑和工牌，然后挥手告别。

她说，自己收拾行李，搬回江西的父母家，如今每天补觉、和亲戚吃饭。她还没有找到下一份工作。

“我满脑子都是以后该怎么办？AI发展的越来越快，离开大厂之后未来的我该何去何从？” 她在一段视频中说。

消费者信心指数 数据来源：通过CEIC获得的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

地方政府和高校已推出职业咨询、职业培训、AI相关课程等项目，旨在帮助学生为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做好准备。政府相关部门也已加大向企业施压的力度，提醒雇主，AI不是解雇员工的正当理由。

根据法院判决及当事人律师的说法，在一起案件中，一家公司用AI取代一名质量控制主管后，被责令向这位前员工支付26万余元（约3.8万美元）的赔偿金。另一名负责采集地图数据的男子因工作被AI取代而失业，他对雇主提起仲裁，并赢得赔偿。

北京市政府人力资源部门在去年12月发表的案例研究中写道，用人单位在享受技术红利时，应当同步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

但也有包括许多父母在内的一些人表示，年轻人只需要变得更坚强，去“吃苦”，就像他们当年在中国崛起时期做的那样。

高期望

出生于1990年代和2000年代的中国Z世代，从小接受的观念是：只要在学校努力读书，考上一所不错的大学，就能找到好工作，过上舒适的生活，而且过得比父母更好，就像父母过得比上一代更好一样。

高校招生人数激增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期待。今年，中国有创纪录的1,270万人从高校毕业，预计未来约十年这一人数还会继续上升。

多年来承受父母要求取得好成绩的巨大压力后，许多年轻人感到精疲力竭，也觉得自己被辜负了。

在上海长大的Jessica Tang说，她从小就感受到学业期望的重压。为了能进一所好的小学，她在幼儿园时就参加全国性美术比赛。高中时，为了获得优势，她会花上数小时参加课外补习。

29岁的Tang说：“我会觉得我一定要考一个相对来讲好一点的学校，不然我会觉得我自己在社会当中或者说在以后出去工作的话没有竞争力。”

疫情期间，她的想法开始改变。疫情封控时，Tang被困在家中，还要加班，她开始觉得自己在一家公关公司做的工作并非必要，于是辞了职。

过去三年，Tang一直做自由职业。最近，谋生变得更难了。刚开始时，她写一篇新闻稿就能轻松赚到约300美元。如今接到的任务要求更多，而她按小时计算的收入已减半。

24岁的Wang Yuanru说，竞争如此激烈，她实在看不出在正规就业市场中打拼有什么意义。

Wang Yuanru在大理逃离了残酷的职场文化。她说，人太多了，选择性很少。

Wang说，大学设计专业毕业后，她在一家设计公司工作了几个月，但在老板将她的工作成果据为己有后，她便离开了。如今她靠卖手工艺品养活自己，挣的钱够她在大理维持生活。

她表示：“人太多了…那种很稳定的选择性很少 ， 所以就更不想要选择。”

从研究生院退学的Ma Yongjian也是因类似的沮丧来到大理。他说，自己在西北部的甘肃一座小城长大，成绩不错，但同为医生的父母似乎总期待他考的分数更高。在北京一所顶尖大学读书时，他很难融入那些表现出众的同学之中。

在大理，Ma第一次能够单纯地享受生活。他每天睡到很晚，去健身房，和朋友一起做饭、打扑克。不过，几个月后，他开始感到无聊，也为未来焦虑起来。

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大理这类地方较慢的生活节奏带来了必要的喘息机会。

Ma说：“我就觉得我就是处在一种停滞状态，关闭状态，没有办法动起来。”他一直靠父母给的生活费度日，但也知道父母不可能永远养着他。

Ma之后离开了大理，最近一直在印尼各地旅行。将去往何处，仍是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