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给一个被控替外国政府办事的人定罪，到底有多难？

　　孙雯案的十九项指控，没有一项得到陪审团一致裁决。近一个月的审判，近50名证人，大量邮件、短信和政府文件，最后仍然流审。

　　看过检方展示的往来记录，就能理解这场审判为什么值得仔细复盘：许多行为已经摆到了法庭上，控辩双方却能给出截然不同的解释。

　　2019年，台湾方面邀请纽约州长科莫参加蔡英文在纽约的宴会。孙雯几分钟内就把邮件转给中国领事官员，并告诉对方：“我已经挡下来了。”

　　后来，台湾官员希望到州长办公室拜访。孙雯先向中国官员说明自己的处理意见，再询问中方是否同意。

　　检方认为，这些记录显示她把中国官员当成需要请示、交差的对象。辩方却说，同领事馆沟通属于她的外联工作，避免台湾会面也可能出于州政府自己的考虑；她向中方邀功，不能直接证明中方事先提出了要求。

　　定罪的第一道难关就在这里：检方要证明她是在中方的命令、请求、指挥或控制下采取行动。行为有利于北京，只完成了其中一部分证明。

　　2020年3月，纽约州政府举行内部线上会议。检方指控，孙雯用手机接通一名中国领事官员，让他旁听，还提醒他：“别出声。”

　　会议约32分钟，通话约36分钟。会后，对方评价“非常有用”。

　　这组证据很有冲击力，但辩方仍然追问：是谁提出旁听要求？谁安排了这件事？孙雯违规让人听会，怎样进一步证明她与中方存在代理关系？

　　2020年7月，FBI向孙雯介绍过《外国代理人登记法》，也提醒过代表中国政府行动却不登记的法律风险。

　　到了2021年，她仍然向中国领事官员询问，希望副州长霍楚在春节视频里讲哪些话题，并表示可以确保加入讲话。州府有人主张提及维吾尔人的处境，她又明确反对。

　　检方据此强调，她接受过法律提醒，仍然替中方影响美国官员的公开讲话。辩方则把两件事拆开：知道这部法律存在，与知道自己的工作需要登记，是两回事。孙雯可能一直认为自己处理的是州政府公务。

　　这又给“故意违反登记要求”的证明留下了争议空间。

　　四次送到家里的盐水鸭，加上门票、接待和丈夫的商业机会，让检方得以描绘双方长期而亲密的关系。辩方却可以逐件解释：食物是礼物，会面是招商，商业机会也未必与某项公务存在交换。

　　法律不要求一纸代理合同，间接证据也可以用于定罪。难处在于，检方必须把这些往来连成足以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链，让陪审员确信必要的法律要件都已得到证明。

　　而且，同一项指控要形成有罪裁决，十二名陪审员必须全部同意。检察官认为证据充分，或者多数陪审员认为有罪，都不能代替一致裁决。

　　孙雯案流审不等于无罪，但它意味着检方还得重新准备证人、证据和审判。美国要继续付出时间、司法资源和纳税人的钱。

　　这正是中共这种关系渗透占便宜的地方。政治要求夹在工作联络里，利益分散在接待、门票、食物和商业机会里，每一件都能被解释成人情。美国检方却必须把它们还原成经得起质证的完整证据。

　　法治的程序必须守住。但也必须看清：中共经营这些关系的成本，与美国调查、起诉、审判、重审的成本，远远不对等。

　　孙雯案最刺痛人的地方，就是这些往来已经被公开，刑事定罪仍然如此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