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在2016年和2019年两次来到伦敦参加学术会议。每次都只停留一个多星期，住酒店，去大学，在会场、书店、博物馆和餐馆之间往返。那时候我所认识的伦敦，当然是一座属于访客的伦敦：短暂、明亮，充满新鲜感。

2026年9月，我第三次来到伦敦。这一次不是访问，而是住下来。找房子、买菜、送孩子上学、等公交、办图书卡，开始和这座城市发生真正的日常关系。两个多星期以后，一个越来越强烈的感受逐渐浮现出来：伦敦比十年前脏了，也比十年前冷了。

这里的“冷”当然不是天气。受全球变暖的影响，伦敦刚刚经历了历史上最炎热和干旱的夏天。

十年前，我对伦敦最深的印象之一，是陌生人之间无处不在的 small talk。排队时说一句天气，买东西时开个不痛不痒的小玩笑，在街上偶然对视，也会下意识地笑一下。那些交流没有实质内容，却使一个庞大而陌生的城市保持着最低限度的温度。它告诉你：我看见了你，而且不把你当作威胁。

这一次，我明显感觉到这种善意减少了。人们走得更快，脸上的戒备更多。相视而过时，常常没有微笑；擦肩而过，也未必有一句礼貌性的回应。每个人都像被什么事情催赶着，急于进入自己的房子、汽车、手机和社交圈。城市仍然高效运转，但人与人之间那层轻薄的润滑剂正在消失。

也许两次短期访问留下的记忆过于美化，也许一个中年人在异乡生活时，比年轻的会议访客更容易注意到疲惫和冷漠。但街道的变化并不完全是错觉。伦敦人自己已经发明了一个词来描述它：grotification——城市正在变得肮脏、破败和无人照料。2024年的一项调查中，五分之一的伦敦人用“脏”来形容这座城市；地方政府在住房和社会照护上承受巨大压力，街道清洁、除草和清除涂鸦等服务则经历了更深的削减，有些项目的削减幅度甚至达到一半。【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4gvnn4g90jo】

所以，我看到的不只是垃圾没有被及时清走，也是一座城市公共能力的衰退。

一座世界城市的“第三世界感”

有些街区给我的第一印象：像某些第三世界国家的街道。

路边堆着垃圾，建筑年久失修，店铺招牌杂乱，随意侵占人行道，公共设施带着长期缺乏维护的疲惫感。街头聚集着来自不同国家的人，说着不同语言，经营小餐馆、杂货铺、理发店和廉价商店。它们与伦敦市中心那些维护精美、橱窗明亮的街区仿佛不在同一座城市。

我们很容易产生一种简单的联想：部分的伦敦之所以像“第三世界”，是因为某些带有肤色和口音的贫困的移民，把自己原来的世界带进了伦敦。

但想深一层，事情是双向的：世界上最富裕的城市之一，正在用近似“第三世界”的标准对待自己的某些街区和居民；而移民也用同样的方法把伦敦变成了“第三世界”。

伦敦仍然拥有全球最昂贵的房产、最强大的金融资本、最著名的大学和博物馆。但这种财富并没有平均地进入公共生活。伦敦贫困状况数据库显示，目前有26%的伦敦人生活在贫困中；在非白人家庭中，这一比例达到38%。【https://trustforlondon.org.uk/data/】一个城市可以在资本意义上极其富有，同时在街道、住房和社区服务上显得贫穷。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和路边没有清走的垃圾，并不是两个互相矛盾的现实，而是同一种城市秩序的正反两面。

伦敦的问题不是没有钱，而是财富与责任彼此分离。能够从这座城市获利的人，未必生活在它最糟糕的街区；必须忍受公共服务衰退的人，又往往最没有能力离开。

多样性不是共同体

伦敦依然是世界上种族和文化最多样的城市之一。这种多样性仍然令我惊叹。

我住在西北部的Hendon。附近有犹太面包店、西非人占多数的卫理公会、南亚餐馆、清真肉铺、罗马尼亚杂货店、韩国商店和中日韩商品混杂的亚洲超市。天主教小学里，有白人、黑人、印度裔、华人和穆斯林孩子。乘坐一趟公交车，便能听见好几种语言。

然而，人口构成的多样，并不等于共同生活的形成。

多元文化政策最容易完成的部分，是允许不同群体保留自己的食物、宗教、服装和节日。难得多的是：这些人是否相信自己与陌生人生活在同一个社会里？他们是否愿意为彼此缴税、维护公共空间、遵守共同规则，并且在发生冲突时，不立刻退回肤色、宗教和民族的堡垒？不同群体可以坐在同一间教室里，仍然生活在彼此分开的社会世界中。

伦敦的许多社区也是如此。各种族群拥有自己的商店、礼拜场所、餐馆、媒体和交往网络。它们空间上彼此相邻，社会关系上却未必真正相连。大家都在伦敦，却不一定共享同一个伦敦。

这正是多元文化最值得批判的地方：它可能成功地保护了差异，却没有创造足够强大的公共性。它教会移民“你可以保持不同”，却没有充分回答“我们如何共同生活”。

当公共空间开始衰败

英国是一个靠惯性运行的国家，而最可贵的惯性则是英国人自发形成，自由组成的公共生活。共同生活并不主要发生在文化节、大学讲座和市政府的宣传册里，而发生在最普通的公共空间：街道、公园、学校、图书馆、公交车和社区中心。

一条干净的街道不仅是市政服务，也是一种政治语言。它告诉居民：这里有人负责，你的生活环境值得被照料，公共规则仍然有效。一座维护良好的公园、一间开放的图书馆、一辆安全准点的公交车，也都在重复同一个信息：我们虽然互不相识，却共享某些东西。

反过来，当垃圾长期堆放、涂鸦无人清理、路面破损、公共设施老化时，城市传递的便是另一种信息：没有人负责，你最好只照顾自己。肮脏不仅是一种视觉问题，也是一种社会关系。垃圾、冷漠和敌意互相加强，形成恶性循环。

公共空间的衰败会迅速转化为公共精神的衰败。人们不再把街道视为“我们的街道”，而只是从私人空间通往另一个私人空间的过道。既然别人会扔垃圾，我为什么要保持干净？既然政府不管，我为什么要多管闲事？既然陌生人可能带来麻烦，我为什么要向他微笑？伦敦人之间经常的Small talk实际上是一种昂贵的社会产品。只有当人们对环境有基本安全感，对时间没有极端焦虑，对陌生人仍保留最低限度的信任时，它才会自然出现。它的减少，未必意味着人人都变成了种族主义者，却说明城市正在失去让善意轻松发生的条件。

多元文化不能只剩下消费

今天的伦敦仍然很擅长展示多样性。你可以吃遍全世界的食物，庆祝不同民族的节日，在广告里看到各种肤色，在大学和企业文件中读到关于diversity、equity和inclusion的承诺。

但如果多样性最后只表现为消费选择——今天吃埃塞俄比亚菜，明天买韩国食品，周末参加一次排灯节——那么它不会自动产生共识。一个社会可以在餐桌上极其国际化，在住房、教育和阶层上高度隔离；可以赞美异国食物，却不愿为做出这些食物的人提供体面的住所和可靠的公共服务。

这正是伦敦最尖锐的矛盾：它欢迎全世界的资本、劳动力、食物与文化，却没有同样成功地把这些流动人口组织成一个有共同责任的政治共同体。

多样性是一种事实，也是一项艰难的政治任务。如果缺少可负担的住房、可靠的学校、干净的街道、开放的图书馆和真正共享的公共空间，多样性就可能退化为多个彼此隔离并充满敌意的岛屿。不同群体在同一座城市中谋生，却越来越少地信任、理解和照料对方；任何一场灾难，都会迅速变成指责别的族群的理由。

伟大城市的衰退，不一定轰然发生

我仍然认为伦敦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它的博物馆、大学、公园、书店和历史积累，依然很少有城市能够相比。它对差异的容纳，也远远超过世界上绝大多数地方。在这些天的生活中，我仍然遇见许多具体的善意：餐厅老板送给女儿的棒棒糖，陌生的孩子邀请他加入游戏，学校老师热情地接纳一个刚来的中国学生。

正因为如此，变化才格外令人惋惜。

一座伟大城市的衰退，未必从经济崩溃或政治灾难开始。它可能只是从垃圾晚一天被清走开始，从图书馆少开几个小时开始，从一个人不再对另一个人微笑开始。当这些细小的退步积累起来，城市仍然灯火辉煌，金融市场仍在交易，游客仍在大本钟前拍照，但维系共同生活的东西已经开始松动。

我不认为伦敦的问题来自它“过于多元”。但她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放慢脚步来消化多元，它拥有了人口和文化上的多样性，却没有建立有效的财富分配机制投资于支撑多样性的公共世界。它不断把不同的人带到一起，却削弱了让他们成为邻居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