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革反思中国极权专制与民主转型

李酉潭

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兼任教授

一、前言

1945年二战结束后对纳粹主要战犯的纽伦堡军事法庭审判，政治哲学家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因故未参与现场旁听。她多年后坦言，未能亲眼见证纽伦堡大审是个遗憾。她真正亲身参与并深刻影响其思想的是1961年纳粹高官阿道夫·艾希曼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大审，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平庸的邪恶”（Banality of Evil）概念。

鄂兰所撰写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被公认为是探讨极权主义的权威著作，但主要探讨的对象是德国的纳粹主义和苏联的斯大林主义，并未包括毛泽东的中国，当然也没有讨论到文化大革命。但诚如鄂兰所说：极权主义不会随著纳粹德国的垮台而消失，也不会随著斯大林之死而不复存在，甚至只有当极权主义成为陈迹时，我们这时代的真实困境才会显现其真正形式。[1]极权主义在苏联与东欧的确已经成为过去式，但不知她有没有预料到，现在的中共政权已经发展成为数位极权主义（digital totalitarianism）了。因此，今天我们聚集在纽伦堡召开中共文革60周年纪念，别具意义。

二、极权主义是什么

《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确是经典著作，以下是鄂兰在结论中所提出的重要观点：

1、极权主义运动从一党制度中发展起来。每当这些制度变成了真正的极权主义，他们就开始按照有别于其他制度的价值系统来运作。

2、极权统治的手段不仅比较严厉，而且其形式与我们所知的其他政治压迫形势，例如专制政府、暴君、独裁有本质的区别。凡是在它崛起执政的地方，它建立全新的政治制度，摧毁国家所有的社会、法律和政治传统。

3、极权主义统治使我们面对一种完全不同的政府，它实际上蔑视一切成文法，甚至极端到蔑视自己制定的法律，包括宪法。

4、如果守法是非暴政体制的本质，而不守法是暴政的本质，那么恐怖就是极权主义统治的本质。

5、极权主义政府并不只是剥夺自由权利或废除真正的自由。它摧毁所有自由中的重大先决条件，即活动的能力，这种能力没有空间即不能存在。 

6、极权主义政府的本质是恐怖，恐怖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制造孤立（isolation）。极权恐怖的铁掌不留给私人生活的空间，摧毁人的经验能力和思想能力。

7、极权主义政府像所有暴政一样不摧毁公共生活，但极权统治作为政府形式上不同于以往的方式就在于摧毁私人生活的领域，制造孤独，这是人类经验中最彻底、最绝望的一种暴政。[2]

汉娜鄂兰视恐怖统治为极权主义的关键词，极权主义比威权主义和单纯的独裁制度有著更多的恐怖。[3]而极权体制的突出特点是极权主义党完全控制社会的一切。这种控制涵盖社会的政治、经济、立法、司法、媒体、所有组织和一切武装力量。导致该制度必然对内严重侵犯人权，对外力图扩张。[4]不过，极权主义在语意上并没有强制的意思，它只有控制变较大的意思，同样的强制思想与更多的方面，更大的地区。但极权主义在扩散其控制上越是成功，它就越少需要依靠赤裸裸的强制。[5]

那要依靠什么呢？当然就是意识形态。极权政体是以恐怖为基础的政体，只要用意识形态灌输的手段做不到的事情，它就实行极其严厉的惩罚和野蛮的镇压。[6]因此，最早研究极权主义之一的学者弗里德利克（Friedrich C.J.）归纳提出极权主义制度的6个要件为：1、一个官方意识形态；2、一个受寡头控制的群众政党；3、政府垄断军队；4、政府垄断大众传播工具；5、一个恐怖主义的警察系统。后来又加上6、集中管理的经济。[7]

从语义学上说，极权主义是指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是指对人的非政治生活的无孔不入的政治统治。因此，《民主新论》一书的作者萨托里 (Giovanni Sartori)指出：霍布斯的利维坦在碰到奥维尔的1984故事时，不过是一头小怪物而已，历史上的专制制度同极权主义独裁相比，也会显得天真无邪。总之，暴政令人生畏，并且明显地依靠令人生畏进行统治，这几乎是无可争议的事实。而极权主义则是登峰造极的暴政，是所有暴政中最强大的暴政。[8]

三、文化大革命与极权专制

“文化大革命”与“极权专制”之间有著非常密切的关系。若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文革可以被理解为极权体制在毛泽东个人权力高度集中之后，进一步发动的一场以意识形态改造社会、摧毁制度约束、动员群众进行政治斗争的极端政治运动。[9]探讨文化大革命与极权专制的关系，最值得关注的是经济学者许成钢、历史学者宋永毅、政治学者吴国光等三位教授的观点。

1、许成钢本人曾是红卫兵打击的对象，也曾是与父亲划清界线的青少年，还曾在农村体验艰辛生活，并历经关押监禁的绝望生活。激情、困惑、努力思考，贯穿了他的文化大革命10年经历。他强调，文化大革命最关键的，是把中国从苏联式的极权主义制度变成了中国式的极权主义制度，并且继续生根，影响后世。[10]他指出，捷克与斯洛伐克早就有启蒙运动，这种带有人面孔的社会主义就是人性，影响了苏联。因而苏联社会与中国不同，早就有启蒙运动，具备人性与人道主义。而毛泽东反苏修，就隔绝了中国与东欧，也与苏联的发展道路有所不同。[11]许成钢于2024年出版《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一书中指出，文革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权力斗争，也不只是一次失控的政治运动，而是中国极权制度发展的一个关键转折点。许成钢认为，中国1949年以后最初建立的是比较接近苏联式的中央集权型共产极权制度。但是，经过“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国逐渐形成了一种不同于苏联的制度——他称为：“区域管理式极权主义”（Regionally Administered/Decentralized Totalitarianism）。[12]因此可说，文革留下了一种不同于苏联、具有中国特色、更加具有适应能力的极权制度。

2、宋永毅是著名的文革史学家，他主持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资料库（1966-1976）》、《中国反右运动资料库》、《中国大跃进-大饥荒资料库》、《中国五十年代初中期的政治运动资料库：从土地改革到公私合营（1949-1956））》等四个资料库，并由此建构而成的《中国当代政治运动史资料库》（1980-2016）这一浩大学术工程，给整个当代中国研究奠定一个宏大的基石。在2016年资料库建成之后，宋永毅教授开始把思考转向对中国当代政治史深层的权力逻辑探索，2021年他于台湾出版著作：《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政治心理与文化基因的新阐释》，试图从政治心理、文化基因与战争思维的高度，系统性地解构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运行逻辑。[13]他研究文革的一个特色是大量使用文革原始资料、地方资料、红卫兵小报与政治运动资料库，所以不是只从政治理论推导文革，而是试图从大量史料反过来理解极权政治是如何实际运作。[14]他曾经引用毛泽东自己的说法“马克思加秦始皇”，来说明马克思主义革命与中国传统高度集权政治之间可能形成的结合。[15]而2026年宋永毅在《毛泽东和“新中国”：延绵不断的政治运动与其深层的战争思维》新书发表会上，则对中共所构筑的革命理论进行深度解构。与会的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教授李酉潭指出，有句话说“懂政治不懂历史，有树无根；懂历史不懂政治，有花无果”，宋永毅既懂历史又懂政治，是一位能和社会科学领域研究者互动交流的重要学者。[16]

3、吴国光成长于文革10年的关键年代，当年他父亲被抓去煤矿劳改，母亲被发配到偏远小村教书，他自己幼时随父母下放农村，亲眼见证文革对底层社会、传统文化（如逼迫僧人还俗）的摧残，这段震撼深刻影响了他一生的政治选择与学术批判立场。他指出，毛泽东时代的“极权主义”（或全权主义）特征在于对社会、经济、媒体与思想的无孔不入之控制，例如连基本生存的出行都要开介绍信，这种极致管控是毛时代留下的深刻烙印。[17]文化大革命不是极权主义之外的一场偶然失控，而是高度集中的个人权力、唯一意识形态、领袖崇拜、群众动员、敌我斗争与制度崩解相互作用后所产生的极端政治结果。[18]整场文化大革命，就是用意识形态包装起来的一场社会利益分配与权力斗争的大戏。[19]

四、文革结束了吗？

历史上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在 1976 年 10 月结束了。但“文革的政治遗产”并没有完全消失，尤其是“党的绝对领导”以及意识形态和政治忠诚的部分。换言之，文化大革命作为一场政治运动已经结束；但文革所暴露的极权主义制度逻辑，并没有随1976年文革结束而自动消失。邓小平掌权后从事的改革开放，从“政治挂帅”转向“经济建设”，但从没有否定“党国体制”。诚如许成钢指出的，文革带来中共统治合法性的危机，实施经济改革开放是为了挽救共产党的政权。[20]邓小平真正终结了“毛泽东式文革”，但没有终结产生文革的极权政治结构。中共在1981年正式否定文化大革命，批判了“文革”，却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体制，

毛泽东仍然被定性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后，中共再次强调：维护共产党的政治统治高于一切。改革的基本逻辑变成：经济可以改革，社会可以开放，思想可以有限度松绑，但是政治权力不能失去。

到了2012年以后的习近平时代，的确没有了红卫兵大规模武斗，也没有1966—1976年那种全面失控的群众革命。但习近平真正复活的，不只是文革，而是文革背后的极权政治逻辑。宋永毅认为，习近平时代不是文革2.0，而是文革从来没有结束过，因为天安门毛泽东像还没有拿下来。[21]习近平不是毛泽东，两者有一个根本差异，对比如下：

习近平不是第二个毛泽东？而是：“毛泽东式极权主义，是否正在被数位科技、国家安全体制与现代官僚制度重新组装？”[22]正如韩连潮在读完了任松林博士的文革回忆录《青山焦土》所写下的感言：从毛泽东到今天，红色暴力的中心线从未发生任何位移。今天的独裁者不过是毛泽东的当代政治化身。他们唯一所做的，只是用大资料、人脸识别、天网工程和无孔不入的演算法监控，将毛时代落后的人肉绞肉机升级为了滴水不漏的数字极权，继续以毛式的暴力逻辑，将十四亿中国人死死禁锢在政治专制的无形牢笼之中。[23]显然，极权专制的中共国已经进化为数位极权主义了。

因此，吴国光观察指出：文革前后，中共本质未曾改变。只有那些在邓小平的年代，得到了特权、得到了特殊利益的人，他们才会觉得说，这习近平做的事情完全都是反邓小平的，要把邓小平那一套捡回来。实际上，从文革前的毛泽东到文革中的毛泽东，从1990年的邓小平到今天的习近平，有很多东西在本质上都是一样的。[24]

五、台湾民主转型经验可供借鉴吗？

一个长期的极权／列宁式党国体制，有没有可能转型成为自由民主制度？华人社会台湾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案例。同样为华人社会的台湾民主化经验是否可以提供借鉴？

台湾的民主转型启动于1987年的解除戒严，也就是自由化，亦即在威权体制之下政府“压制的舒缓”。接著是1991、1992年的国会全面改选，以及1996年实施的首次总统直接民选，台湾成功民主转型为自由民主国家。接下来的是民主巩固阶段，2000与2008年被许多人认为的两次政党轮替其实只是行政权转换而已，一直要到2016年才发生国会第一次政党轮替，2024年国会第二次政党轮替以后，按照杭亭顿（Samuel P. Huntington）所谓“民主巩固”的定义，台湾终于达成民主巩固的目标。[25]  

首先，同样都是一党体制，国民党在台湾被归类为属于“准列宁主义党国体制”(Quasi-Leninist Regime)，与苏联或中国共产党的列宁主义体制“全面控制”性质至少有三点主要的差异：（1）以实现民主为目标：国民党并不主张无产阶级专政原则，也不主张由党来长期垄断政治权力。打从开始，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即坚持训政时期之后即过渡到民主阶段。（2）地方性竞争的选举：国民党政权允许并策划次于全国性的政治竞争。（3）拥有私有财产的资本主义：国民党提倡以私有财产与广泛市场交易为依据的资本主义经济。[26]

依据杭亭顿的分类，民主化过程可分为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变革（transformation），即执政精英带头实现的民主改革，如西班牙、巴西、匈牙利；第二种是置换（replacement），即以反对势力为首推翻威权政体的改革，如葡萄牙、菲律宾、罗马尼亚；第三种是移转（transplacement），即政府与反对团体采取联合行动以实现民主的过程，如波兰、捷克、韩国。台湾民主化过程早就于1991年被杭亭顿预测会是成功的变革模式，这种变革模式基本上等同于所谓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也就是一个国家长期经济快速发展以后，中产阶级扩增，执政党主动从事改革所启动的民主转型模式。在这种变革过程中，威权政体的掌权者们在结束威权政体，并将之转变成民主体制的过程中领导并扮演著决定性的角色。而台湾这种民主转型过程中被誉为宁静革命的模式，大致上都符合杭亭顿所列举的第三波民主化特征：妥协、选举与低度暴力。[27]所谓低度暴力是指死亡300人以下，那么台湾民主转型过程已接近于零死亡了。

再者，台湾民主发展几乎完全可以印证《第三波》一书中所归纳民主化原因中最重要的结语：“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真实。”[28]而杭亭顿相当令人佩服的地方就在于，探讨民主化原因时指出的：“在第三波化浪潮中，经济发展到达相当的程度，加上短期的经济危机或经济破产，这种公式是最适用于从威权体制转型到民主政府。”[29]

因此，对于中国来说，当经济快速发展三十年后发生的经济成长放缓，甚至于经济停滞的现象，民主转型的契机已经到来，差别只是在于到底未来的中国民主转型，会是变革、替换或移转的模式而已。而发展成为数位极权主义的中共政权看似强大、严密，然而，网络时代来临，自由如风，风是挡不住的。因此，不论是李一平早期在《变局策》一书中倡议的民变结合兵变导致政变的可能[30]，或者吴国光最近所主张的民变导致官变，其逻辑与明居正教授一贯坚持的暴政必亡观点相一致。而最近邹幸彤在香港受审时坚定喊出“结束一党专政”，岂不像一根火柴划破东亚黑暗大陆寂静的天空？！

六、结语

极权专制产生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强化极权专制。文化大革命是极权主义专制本质运作之下产生的政治现象，其中权力争斗更是无法避免的重中之重。文化大革命是用意识形态包装起来的一场社会利益分配与权力斗争的大戏。最近习近平主导的中共政府推出了大量的新法规，如所谓“民族团结促进法、出入境管理规定、国防动员法”，都是在试图强化（扩张）对中国人民（或中华民族）的全面管控和限制！这些管控和限制手段的升级，除了证明中共在退守，也在证实习近平政府始终不愿放弃对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专制和野蛮统治（压制或压迫）！[31]有人提出所谓“文革的土壤”一说，意指文革现象的社会、文化与民众心理基础。吴国光相信文革现象背后确有深层机理，那就是政治权力的垄断。垄断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因此也就总会为文革现象制造土壤。[32]许成钢进一步认为，腐败不是最重要的事，个人基本权益能否获得保障才是。[33]

反观台湾透过民主化于1996年首次总统直选后落实成为主权在民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国家，在宪政民主（constitutional democracy）制度之下，每个人普遍享有自由与人权，尤其是免于恐惧的自由。民主化后的台湾人民也享有公平分配的福利，最突出的就是被评为全球第一的全民健保制度，以及2025至2026年经济高度成长以后，政府发放给人民每次一万元的现金。台湾民主化的经验与成果正是推动中国民主化与否最好的借鉴！

然而，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发展的成果正好用来作为对内镇压与对外扩张的工具，是一个维稳经费超过国防开支的国家。但为何需要这么多经费用来维稳，岂不代表极权专制严密控制下的社会反而极度不稳定？未来中国民主化推动过程稳定与否，吾人认为下列五项因素非常重要：1、建立制度化，尤其是确立宪政主义（constitutionalism）的精神。2、尊重地方自治与联合国两大国际人权公约共同揭举的第一条“所有人民都拥有自决权”（All peoples have the right of self-determination）原则。3、确保军、警、情治人员服从民选领袖的领导。4、透过民主化来培养人民的民主文化素养。5、组建全球自由民主联盟来帮助中国人推动民主化的进程，以免重蹈俄罗斯转型未能成功的覆辙。[34] 其中，美国必然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因为民主化有一项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外来势力政策的改变。[35]川普二度上台以后，活捉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重锤伊朗，剑指邪恶轴心中的绝对核心，应该会带给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政权相当大的压力。

至于极权专制中国的民主化，观察的重点在于选择一步到位，直接转型成为自由民主国家；还是有可能分两步走，先转型成为威权专制体制，再进一步转型成为自由民主政体。或许各有其优缺点，时势的发展也并非完全可以预料。而民主倡议人士一直有坚持非暴力抗争的主张，或者对抗暴政无法完全避免暴力的观点，也是众说纷纭，各有其道理。[36]为此，吾人主张：“和平、理性、最小暴力、止戈为武”的原则。这乃是参考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经验所提出的浅见。

最后笔者要特别指出，极权专制中共统治下的中国人民始终缺乏免于恐惧的自由，三十年来一直被评为自由民主国家的台湾人民却没有免于极权专制中共国战争威胁的自由。解决之道惟有帮助中国人民推动中国民主化，使其顺利转型成为自由民主国家，才是确保台海永久和平之道！[37]

李酉潭教授照片

李酉潭先生简介

李酉潭，台湾政治学者，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退休教授、现任兼任教授，长期从事民主化、民主理论、政治思想、人权与中国政治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曾任国立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所长，并长期参与台湾民主、人权及公民社会相关学术与公共活动。

李酉潭教授尤其关注台湾民主转型、中国大陆政治发展以及两岸关系，强调自由、民主、人权与法治的普世价值，并从比较政治和民主化理论的角度研究威权体制转型。他长期关注中国民主运动及中共政治制度的发展，对六四、文化大革命、共产极权体制及台湾民主经验等议题多有论述，并积极参与海内外有关中国民主化与人权问题的研讨和交流。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民主教育和人权理念，是台湾研究民主化、中国政治与人权问题的重要学者之一。

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实况转播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live/GUSUQ6FYU2o?si=XUWML3rNNg52fj_q

[1] Arendt, Hannah.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 A Harvest Book, 1985, p. 460.

[2]Hannah Arendt, 1985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 A Harvest Book,. pp. 460-479.

[3] Giovanni Sartori,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p. 198.

[4] 许成钢，《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4，页542。

[5] Giovanni Sartori,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p. 201.

[6] Giovanni Sartori,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p. 199.

[7]Carl J. Friedrich, 1964, Totalitarianism. New York : Grosset & Dunlap. pp. 52-53.

[8] Giovanni Sartori, 1987,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Revisited. Chatham, N.J.: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pp. 197-8.

[9] https://chatgpt.com/s/t_6a8ffbf0490c81918e9620baf9174857

[10] 文革六十／文化大革命遗产代代传　许成钢：极权已成中国制度基因https://www.cna.com.tw/news/acn/202605170045.aspx?utm_source=chatgpt.com

[11] https://youtu.be/_gJqwADiVL4?si=8TACCgeiFQFe-tow 

[12] 许成钢《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台北：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24，页462-89。

[13] 宋永毅教授访谈（上）：毛体制的形成与“新中国”政治运动的运行逻辑

  https://chinainperspective.com/default.php?id=80770

[14] https://chatgpt.com/share/6a95494b-59a0-83e8-b9d9-0da972e4cb8f?ogimg=plain

[15] 专访宋永毅：从政治心理的角度管窥文革史和今日中国政治

   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zhengzhi/wy-11102021143710.html?utm_source=chatgpt.com

[16] 台湾该交给哪一党掌权？文革史学者妙喻启发书展观众

   https://www.rti.org.tw/news?uid=3&pid=190277

[17] 吴国光：极权时代反抗的可能性

https://bumingbai.net/2022/10/15/ep-021-wu-guoguang-text/

[18] https://chatgpt.com/s/t_6a95a6fd2da081919857d72553c8ff22

[19] 文革60年反思》斯坦福学者吴国光：亲历文化大革命，带我理解中共政治

https://www.cw.com.tw/article/5141831

[20] 中共极权制的未来

https://youtu.be/XzRHzjyBoEA?si=H59af9E6h1aUQQHk

[21] 文革2.0：习近平为何要走毛的老路

https://youtu.be/u6QpN47z7Gg?si=UPDltcd5r0Ih_dqK

[22] https://chatgpt.com/s/t_6a985d5e33488191915381c316e7d0fa

[23] https://x.com/lianchaohan/status/2094472301248913818

[24] 【新闻大家谈】吴国光：文革记忆 影响一生

https://www.epochtimes.com/b5/24/9/9/n14327123.htm

[25] 台湾并非属于纯粹总统制或议会内阁制的国家，通常被归类为半总统制或双重行政首长制，所以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政党轮替一样都很重要。不过2024以后，台湾发生国会乱政的现象，台湾台湾民主巩固与深化反而正在接受严格的考验。参见李酉潭，＜国会乱象：台湾民主巩固的考验＞。https://sinoeurovoices.com/news/28782

[26] 李酉潭，2011，《自由人权与民主和平：台湾民主化的核心价值》，台北：五南，页52。

[27] Samuel P. Huntington,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p. 164-207.

[28] Samuel P. Huntington,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 316.

[29] Samuel P. Huntington,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 72.

[30] 李一平：让中共无力对风出拳

https://wanyizhong.blogspot.com/2013/10/blog-post_22.html?m=1

[31] https://chinademocrats.org/wp-content/uploads/2026/04/%E3%80%8A%E4%B8%AD%E5%9B%BD%E6%B0%91%E4%B8%BB%E5%AD%A3%E5%88%8A%E3%80%8B2026%E5%B9%B4%E7%AC%AC%E4%BA%8C%E5%AD%A3%EF%BC%88%E5%AE%8C%E6%95%B4%E7%89%88%EF%BC%89.pdf?utm_source=chatgpt.com

[32] 未完成的反省:“文革”60年之后

https://chinademocrats.org/wp-content/uploads/2026/04/%E3%80%8A%E4%B8%AD%E5%9B%BD%E6%B0%91%E4%B8%BB%E5%AD%A3%E5%88%8A%E3%80%8B2026%E5%B9%B4%E7%AC%AC%E4%BA%8C%E5%AD%A3%EF%BC%88%E5%AE%8C%E6%95%B4%E7%89%88%EF%BC%89.pdf?utm_source=chatgpt.com

[33]许成钢，中国人不要把腐败当成头等重要的事。

 https://youtube.com/shorts/ap4jBsJD3N0?si=WfiuXEveeZJOcEHP

[34] 中国民主化会乱吗？《中国民主季刊》第一卷第四期，2023年10月

[35] Samuel P. Huntington,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pp. 85-100.

[36] 众所周知，两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尊者达赖喇嘛和刘晓波都是主张和平理性非暴力，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王天成所长也力倡非暴力原则的价值。不过最近陈光诚律师来台在行政院陆委会安排的餐叙场合则认为，非暴力很好但不能只有非暴力策略。而在洛杉矶的自由雕塑公园创办人陈维明最近则为文主张，非暴力在没有发生过文化大革命的东欧民主转型过程中发挥作用，但在中国可能除了和平理性非暴力，还需要其他的药方来实现，使中国有一天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国家。

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王天成：中国民主化的希望在非暴力抗争 https://share.google/Tz7useBDp5OqdeCv

陈维明：踏上欧洲疆域，我对刘晓波精神遗产的新思考 – 欧洲之声 https://share.google/G7kpePxZlbTCOm1kE

[37]自由民主国家之间从未发生过战争，这是笔者在研究民主化过程中最重要也最惊讶的发现。请参见：李酉潭，2011，《自由人权与民主和平：台湾民主化的核心价值》，台北：五南，页209-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