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文件之十

德国人与“德式”文化大革命

托马斯·魏劳赫（Thomas Weyrauch）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在德国纽伦堡纪念中国文化大革命，寓意深远。1933年起，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SDAP, 简称纳粹党)定期在纽伦堡召开“帝国党代表大会”。 对纳粹及其与斯大林，毛泽东同样犯下有史以来最严重“危害人类罪”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而言，纽伦堡是黨國重鎮。因此本人十分高兴藉此机会与出席此次“纪念文化大革命60周年纽伦堡国际研讨会”的各位贵宾同时探讨德国这段历史。

本人想对中国出身的与会来宾解析为何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时期，众多德国人对毛泽东产生浓厚兴趣进而崇拜。

英国、美国和中华民国这三个民主国家很早就开始抗击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为首的法西斯国家联盟。遗憾的是，这三个民主同盟国需要苏联作为盟友，因此，由这四个大国共同创建的“联合国”以及战后的新世界秩序，也受到了苏联的影响。同盟国击败德国、结束纳粹恐怖统治之后，大多数德国人的脑海里仍残存纳粹意识形态遗毒。民主与和平的精神经历了很长时间，才逐渐在德国社会中确立起来。

按理，人们应可期待，至少在民主西德，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无法续存。战后年轻一代以指责的态度把矛头指向他们父辈和祖父辈，因为这些人：

— 把希特勒及其犯罪政党送上了权力宝座；

— 在自己的犹太邻居遭到灭绝时袖手旁观，甚至有人出卖他们；

— 满怀热情地参加侵略战争，并犯下战争罪行；

— 战争结束后，却对自己曾经所作所为选择失忆。

因此，这一代年轻人对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免疫力，应是不争的事实。

对于大多数德国人，特别是年轻人而言， 时至上一世纪60年代他们确实已成长为民主制度奉行者。然而，德国仍存在旧时纳粹分子，同时也出现了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恰恰因为年轻人曾经就1933年至1945年间父辈和祖父辈所扮演的角色提出尖锐质问，却始终得不到令人满意的回答，一部分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转而追随宣传者的蛊惑，接受共产主义。

毋庸置疑，德国东部由苏联占领区建立起来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建国初期坚信社会主义, 是制度使然, 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在西部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也有不少年轻人相信：“经济奇迹”之后不断增长的消费和奢侈生活，是建立在经济和政治上弱势的“第三世界”人民的苦难之上, 以美国为首的富裕帝国主义国家劫贫自肥。事态昭然若揭，无怪乎他们论定：社会主义国家才是正确的一方。

对于大多数年轻人而言，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状况本来足以驳斥这种看法，因为这些国家的威权统治在西德也并非秘密。然而，北越、朝鲜、古巴或者中国貌似有所不同，这些国家不是形势大好一片光明吗？

文化大革命爆发以后，许多德国大学生的房间里都挂着“伟大舵手“毛泽东豐腴圓潤臉龐的画像，背景是光芒四射的“红太阳”，映照着下方一个个获得解放的，幸福的小小的人民形象。毛泽东的这些追随者了解多少真相? 还是, 他们应该知道些什么？

让我们回顾一条历史时间轴

1921年，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系成立。

1925年，中共开始对手无寸铁的农民实施最早的恐怖行动。

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人在13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控制了大片地区。

1934年至1936年，共产党人在中华民国政府的军事压力下被迫逃亡。后来，中共宣传把这次逃亡美化为英雄式的“长征”，描绘成毛泽东在行军过程中动员中国人民的壮举。

1936年，中国国民党领导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Jiang Jieshi，蔣介石）在一次政变中被俘，并被迫同意停止剿共，同时将共产党的军队编入国家军队。

1937年以后，在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中，正规军在长期消耗战中承受巨大损失，而共产党部队则相对保存实力并储存武器。

1945年，中华民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之一。台湾结束日本殖民统治，重新归还中国。中华民国也是联合国四个创始国之一。一个由不同政党和利益集团组成的中国代表团签署了联合国宪章，其中也包括一名中共领导成员。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共产党在苏联支持下最终控制中国大陆，并于1949年建立了自己的国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不断发动一轮又一轮的恐怖政治运动，以恐吓人民并剥夺其权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中国人民已经损失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

为什么德国年轻人不了解这些情况？

大部分上述历史事实，当时多数德国年轻人并不了解。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距离遥远。此外，由于麦卡锡主义造成的影响，人们也不愿意接受来自美国的有关中国的消息。相反，一些外国记者和学者描绘中国美好景象的著作却受到欢迎。

于是没过多久，来自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的印刷宣传品便直接进入西德，对感兴趣的人产生影响。

1968年，反对派学生运动达到高潮。这场运动的抗议动力来自大学改革以及越南战争。在这一背景下，德国出现了第一批毛主义组织，其中一些组织彼此之间甚至相互斗争，并采取激进甚至暴力的行动。

这些被统称为“K-Gruppen”（共产主义小组）的毛主义组织包括：

— “德国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者”（KPD/ML）及其众多分裂组织；

— “德国共产党/建设组织”（KPD-AO），以及后来由其发展而来的“德国共产党”（KPD）。这个组织除了名称以外，与1918年成立、1956年被禁止的德国共产党并没有关系；

— “西德共产主义联盟”（KBW）；

— “共产主义联盟”（KB）；

— “德国共产主义工人联盟”（KABD）；

— “反帝国主义联盟”；

— “重建德国共产党工人联盟”（AB）。

这些毛主义组织虽然彼此之间争斗激烈，却拥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即1968年成立的“德国共产党”（DKP）。DKP与苏联共产党以及东德统一社会党（SED）关系密切，因此在毛主义者眼中属于“修正主义”。

除了谴责作为法西斯主义组成部分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之外，越南战争的残酷以及德国高等教育立法，也是青年抗议运动的重要批判对象，这使得主要由学生组成的反对运动不断壮大。

其中大多数人都赞同反对权威。所谓权威，包括父母、政治家、法官、警察、教师，以及抽象意义上的“国家”。

然而，这些反对者当中有一部分人数虽少、却不可忽视的成员，转而投向北越或中国的威权主义者。在他们眼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由于发表了大量革命著作，且貌似“第三世界”的领袖，因此具有最大的吸引力。

反权威、反法西斯主义、对贫困国家的声援、反帝国主义, 普遍地也反美和反资本主义，共同构成了这些“K小组”最初形成其斯大林主义—毛主义世界观的思想环境。

为什么他们会成为毛主义者？

尽管当时已经存在相关信息，他们个人究竟为什么仍然选择加入毛主义阵营？

为此，我考察了一些前毛主义者的生平，并特别向记者**贝恩德·齐泽默（Bernd Ziesemer）和政治家莱因哈德·比蒂科费尔（Reinhard Bütikofer）**询问了他们当年的经历。

齐泽默当年着迷的是一种看起来正在反抗官僚主义的革命。他认为，这也许能够产生一种不同于东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另一种社会主义”。

对于比蒂科费尔而言，毛泽东对权威的质疑尤其重要。他回忆说，吸引他的是那种反叛精神，以及毫不留情地质疑一切的态度。

毛泽东之所以成为他眼中的一种权威，恰恰是因为毛泽东激进地质疑权威。毛对马克思及列宁的一句批判：“千年后马，列两人也不过是人们笑谈的对象” 曾令比蒂科费尔激赏地放声大笑。

不过，比蒂科费尔也补充说：

“我从来不用《小红书》；对我来说，那东西太简单粗糙了。”

然而，毛主义者最终走向的却是一种由命令、控制、服从和严酷迫害构成的威权统治。这与他们最初宣称的反权威主义完全矛盾，却与他们的反法西斯主义原本应该反对的专制社会秩序高度一致。

当时德国人究竟能够知道多少中国的真实情况？

由此产生了一个关键问题：当年，人们从何种可信的资讯来源汲取对中国的了解？在德国自由资产阶级以及左翼圈子中都颇受重视的信息来源之一，是德国新闻周刊《明镜》（DER SPIEGEL）。

尤其是《明镜》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篇长篇报道，本来完全有可能令德国毛主义者洞悉真相。

1966年6月20日，《明镜》非常详细而且具有相当专业知识地报道了红卫兵的暴力以及中国的社会状况。不过，当时《明镜》尚不知道，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中国已经发生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死亡人数达到3000万至4500万。

该杂志报道了红卫兵的狂热与暴力行为，也报道了毛泽东针对知识分子以及党内批评者发动的斗争。

然而，这些报道并没有动摇德国毛主义者。

我再次引用比蒂科费尔的话：

“那篇《明镜》文章我肯定没有读过。我读过的《明镜》文章也没有动摇我的立场，因为我认为它们带有有立场导向；在我看来，即使其中报道的很多事情可能是真的，写这些报道的人也不是中国的批评者，而是中国的敌人，是一些不愿意看到中国已经‘站起来了’的人。”

齐泽默则回忆说：

“我们只阅读《北京周报》，但是对资产阶级的信息来源不屑一顾”。

对于一些毛主义者来说，所谓“反动派”访问中国令他们震惊不已。无论是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还是来自各位此刻所在的这个德国联邦州－－巴伐利亚州右翼州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

而对于比蒂科费尔来说，其意识形态立场真正发生转折，则是在毛泽东去世以后。

对反权威立场他信守不渝,因此很快把曾经的红卫兵魏京生视为真正的反抗者——一个批评共产党并要求民主的人。当魏京生要求民主的呼声遭到镇压以后，比蒂科费尔便转变为中国共产党的反对者。

德国毛主义者后来怎么样了？

德国毛主义者后来与毛泽东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生政治疏离的过程，各不相同。

莱因哈德·比蒂科费尔后来走向了重视环境保护和人权的绿党。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绿党主张人权并反对各种权威；第二，与共产党人不同，绿党的批判并不止于生产关系，而是进一步发展出对生产力本身的批判。

他举例说：

“核电站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并不会比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更好。”

后来，比蒂科费尔成为欧洲议会议员，并支持西藏和台湾。

对于曾经是德国共产党/建设组织（KPD-AO）成员的贝恩德·齐泽默而言，他所属政党最终决定自行解散有许多原因：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组织明显失败；关于马克思主义危机的讨论；以及毛泽东去世以后中国发生的变化。

可以确定的是，曾经参加西德共产主义联盟的前毛主义者Ingo Nentwig和Thomas Heberer后来成为知名民族学家；Michael Kahn-Ackermann成为重要翻译家；Reinhard Bütikofer成为欧洲议会议员；Winfried Kretschmann成为巴登-符腾堡州州长；Ulla Schmidt成为德国联邦卫生部长。

德国共产党/建设组织的创党者之一, Jürgen Horlemann后来成为出版业者，Christian Semler成为记者，Peter Neitzke成为建筑师。

这些前毛主义者的激烈转变，也是德国左翼整体发展的一部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直至今天，这种发展在环境保护、促进和平、反种族主义、妇女解放、教育和养成等领域给德国带来了巨大变化。当然，这一切在1966年还无法预见。

少数前毛主义者则保持极端主义路线。例如律师Horst Mahler，他曾加入恐怖组织“红军派”（RAF），服刑以后不久再次走向激进——不过这一次转向了极右翼和种族主义，并因此多次被法院判刑。

作者简介

托马斯·魏劳赫（Thomas Weyrauch，中文名：韋唐仕／韦唐仕），1954年9月6日出生于德国本斯海姆（Bensheim）。他曾在吉森大学学习，并于1987年获得法学博士（Dr. iur.）学位。

1988年至1990年，他作为德国杜伊斯堡市代表在武汉工作；1991年至1993年任职于德国联邦议院；1993年至2018年退休前，一直在德国联邦移民与难民局工作。

自1983年以来，他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人权事业以及争取中国政治犯获释。在武汉工作期间，他亲眼见证了政治镇压，并于1991年根据这些经历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中国题材著作《灰色钢城中国》（Graue Stahlstadt China）。

除了有关德国法律史的出版物以外，他的重要著作包括：

— 《庇护地德国——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移民》
(Fluchtziel Deutschland – Migranten aus der Volksrepublik China），1995年。

— 《中国被忽视的共和国》第一卷（1911—1949）
(Chinas unbeachtete Republik, 1911-1949），2009年。

— 《中国被忽视的共和国》第二卷（1950—2011），
(Chinas unbeachtete Republik, 1911-1949), 2011年。

— 《中国从19世纪到当代台湾的民主传统》（
(Chinas demokratische Traditionen vom 19. Jahrhundert bis in Taiwans Gegenwart），2014年。

— 《东亚政党概况》
(Die Parteienlandschaft Ostasiens），2018年。

— 《东亚政治用语词典》
(Politisches Lexikon Ostasien），2019年。

— 《中华人民共和国小党 》
(Minoritätenparteien und -gruppe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2020年。

—《王寵惠不朽的遺產。法律 – 外交 – 政治》
(Wang Chonghuis bleibendes Erbe. Recht – Diplomatie – Politik），2024年。

纽伦堡文革60周年研讨会实况转播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live/GUSUQ6FYU2o?si=XUWML3rNNg52fj_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