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掉下来的一颗星”，这是韩子涵（Zihan Han，音译）形容她最近疯狂迷恋的一位男士的方式，中国年轻人称他为“偶像”。

但这个人不是流行歌手，也不是电影明星，而是一位54岁的人类学家。项飙教授意外成为日益迷惘的一代的引路人。

原因在于他所谈论的主题：焦虑，以及如何面对焦虑。

中国的经济与科技以惊人的速度发展，但仍有许多事情困扰着Z世代（Gen Z），从就业到婚恋前景，再到必须跟上时代的巨大压力。

“如今从学校走向现实社会带来了许多不确定性，人们常常感到焦虑，因为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位23岁的中国毕业生说。她不愿透露姓名，因为担心接受外国媒体采访可能影响自己回国找工作的机会。

“人们在生活中需要一个锚。而他的话让我们感到，这世上有一个人懂我。”

她和子涵是最近挤进新加坡一个礼堂的约500人中的一员，其中大部分是海外华人。项飙用普通话演讲了一个多小时，随后回答提问。活动结束后，数十人排队与他见面合影。那位中国毕业生称之为“一场学术粉丝见面会”。

项飙曾接受中国主要媒体的专访，并前往中国多所顶尖大学演讲，包括他的母校——著名学府北京大学。今年早些时候的一场演讲因礼堂座无虚席而进行了网络直播。据中国媒体报道，“有疑惑，问项飙”已成为一句流行语。

一位年轻女子站在商店外一座真人大小的奥特曼雕像旁。图像来源，Getty Images。在一个快速变化的国家里，中国年轻人对自己的未来感到焦虑。

在新加坡，项飙（下图）谈到当今中国年轻人所寻求的认可——他们往往向各种制度寻求肯定，从竞争激烈的考试到稳定的工作——而这种肯定如何成为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准，令人疲惫且痛苦。

他认为，更健康的方式是从他人那里寻求意义与理解，并藉此更好地认识自己。

这些都不是立竿见影的解决办法。但在一个不满情绪可能在政治上敏感并受到严格审查的国家，他是一位罕见的公众人物，直面他所称的“时代的痛点”。

“每个人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他们不愿正视它。有时是因为太痛苦，有时是没有办法，”他在新加坡一边喝茶一边对BBC说。

“但作为学者，如果你能描述它，就不可怕。这正是分析和管理它的方式。”

他现居德国，担任马克斯·普朗克社会人类学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Social Anthropology）所长，研究中国及亚洲其他地区的社会变迁。

项飙认为，中国社会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人们在理解快速的社会与经济变革的同时，也在寻找人生的意义。他看到了种种矛盾：在一个强大而自信的国家里感到迷惘的年轻人；尽管取得巨大进步却依然幻灭的心境，而他的工作，他说，就是剖析背后的驱动因素。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Xi Jinping）也承认这一点：他说，“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项飙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起了一些朗朗上口的名字。他用“悬浮”形容那些拼命工作只为生存的人，就像蜂鸟必须不停拍打翅膀才能停留在半空中。

“附近”指的是我们身边近在咫尺的事物。项飙认为，人们只关注“极近”（自己）和“极远”（世界），而中间的空间——“附近”——却被忽视。他说，这让人感到与周遭脱节。

这些观点似乎深深打动了正在寻找答案的年轻人。

小红书（RedNote）上一位用户写道：“他始终从弱势群体的视角看待问题，把个人的压力归因于宏观层面的原因，并鼓励人们积极投入生活——这真的太棒了。”

另一位用户说：“他从不说空洞的心灵鸡汤；相反，他蹲下身子，与我们一起直面现实生活中的困境。”

子涵说，关键在于项飙愿意公开谈论这些事情：“说过类似话的人没有项老师厉害，而和他一样厉害的人又没有说过这些话。”

项彪签名。

项飙生于1972年，成长于另一个转折点。当时中国正摆脱毛泽东（Mao Zedong）时期的残酷动荡，开始与世界进行贸易往来。在这个共产党国家，城市化推进，普通人变身企业家，各类企业首次蓬勃发展。

项飙在温州（Wenzhou）长大，这座城市后来变成了工业港口，他亲眼见证了这一切。“那是一片小企业主的广阔天地，”他回忆道。“大多数人不太在乎教育，重点是实际的事情。具体来说，就是怎么赚钱。”

而他们中的许多人确实赚到了钱。他们的子女在两位数经济增长的光辉岁月中长大。但经济在新冠疫情期间放缓，至今未能反弹。旧的等式——努力工作等于稳定工作——不再成立，年轻人想要一个新的叙事，项飙说。

青年失业率一度达到21.3%，此后政府于2023年中停止公布相关数据。那些拥有“好工作”的人，比如公务员、企业雇员、工程师等，也在为失去工作而焦虑。

他们不断在网络上抱怨漫长而令人精疲力竭的工作时间、有毒的办公室文化，以及对“35岁魔咒”的恐惧——这是招聘广告设定的年龄上限，过了这个年龄就更难找到新工作。

由于审查制度，很难弄清这种情绪的真实程度。但这种被挤压的感受以其他方式渗入公共讨论。这种焦虑很快就在网络争论中转化为愤怒，无论是关于高考、彩礼，还是食品安全丑闻。

与这种情绪相关的词汇多年来一直流行。最著名的是“躺平”，指人们完全退出激烈的竞争；以及“内卷”，这个略显拗口的术语如今被广泛用来形容激烈却几乎带不出有意义回报的竞争。

项飙认为，两股力量放大了这种焦虑：房地产市场和高等教育体系。在地方政府依赖土地出让的推动下，房地产繁荣把家庭的安全感和成功感与房产价值绑在了一起。而大学招生的迅速扩张提高了成就的门槛，加剧了竞争。

他说，最终形成了一套人人都要遵循的通用剧本：拿到好学位，找一份稳定工作，结婚，买房。

“当14亿人都在同一场比赛中，那就是内卷。”

大约三年前，当他得知自己曾演讲过的一个数字游民营地在他到访后提高了收费时，他“意识到自己已经不再只在学术圈内出名”。

他说，许多同侪把发表研究成果放在首位，对他的做法“相当冷淡”。有些人提醒他要“爱惜羽毛”。这是一句中国俗语，意为保护自己的声誉。

但项飙从自己受欢迎的程度中获得了鼓舞。

“如果有人叫我网红，我会把它当成恭维。因为我真正能产生的影响，是让人们学会独立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