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二六年八月十二日，中共官方宣布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在北京逝世，享年九十八岁。消息传出后，海内外再度浮现对“铁腕总理”的怀念：整顿金融、抑制通膨、改革国企、推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及那些广为流传的反贪豪语。当习近平时代更强调党的领导、国家安全与政治忠诚，朱镕基遂被不少人夸赞成“最后一位懂经济的总理”，甚至成为失落改革年代的象征。

这种怀念其来有自。朱镕基是中共建政后少见的技术官僚型领导人。他敢于处理银行呆帐、国企亏损、三角债与财税失序，也在中国加入全球市场的关键阶段扮演重要角色。然而，朱镕基虽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运作方式，却没有实质转化中共垄断政治权力的基本结构。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秩序，最终也成为党国强化统治能力的资源。

经贸上的务实 绝不是政治上的开明

经贸上的务实，绝不是政治上的开明。二〇〇〇年台湾总统大选前三天，朱镕基公开将台湾选举贬称为“地方性选举”，并严厉警告“谁要是搞台湾独立，你就没有好下场”。这番谈话揭破了中共改革派菁英的共同底线：市场、外资与商品流通皆可扩大，唯独人民决定自身政治前途的权利不会被同意。对台湾而言，这正提醒了我们，固然是熟悉全球市场规则的中共领导人，未必能真正尊重国际民主人权规则。

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以放权让利释放地方、农村与民间经济活力。到了九〇年代，朱镕基面对的课题，则是如何将改革开放以来分散的市场力量，重新纳入中央可以驾驭的发展框架。他一方面利用出口、外资与国际产业分工推动工业化，另一方面借由财税与金融改革重建中央汲取及配置资源的实力。一九九四年的分税制改革尤其改变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关系，使中央更有能力推动基础建设、产业政策与总体经济的宏观调控。于是，中国进入全球市场时，党国这只手并未偃息退缩，反而取得更具优势的经济杠杆。

“抓大放小”正是这场重组的核心。“放小”是让大量中小型国企改制、出售、兼并或退出；“抓大”则是保留金融、能源、电信、交通等战略部门，透过政策信贷、资产重组、股份制、上市与合资，将社会及海外资本导入国家控制的企业体系内。国家不再为所有企业的盈亏、就业与福利负责，却更加集中地掌握信贷、土地、基建与产业命脉。

因此，朱镕基推动的并非国家单纯退出经济，而是国家权力改变其介入的方式。其显见的后果之一是市场竞争扩张了，政治权力却没有受到相应的制衡。虽然民营企业可以成长，外资亦可获利，但他们的经营边界、融资机会与市场进入仍普遍受党国决定。从而在中国，所有制形式虽日趋多元，政治权力却依旧高度集中；市场被纳入党国体制，权力却未受到法治的有效约束。

朱镕基时代 奠定“党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

更精确地说，朱镕基时代虽未完整形成今日的“党国资本主义”，却奠定了它的重要经济基础：中央集中的金融体系，掌握战略产业的大型国企，以及借由全球资本强化国家能力的发展模式。到了习近平时代，党组织进一步深入民营企业经营与公司治理，国家安全也被置于经济决策的核心位置，使这套体制更加党化与安全化。但指出这条制度的延续，并不等于否定朱镕基改革所面对的现实危机。

九〇年代初，高通膨、房地产泡沫、银行呆帐与国企三角债相互交织，使中国面临严重经济风险。整顿金融、重建中央财政能力及处理长期亏损的国企，确有其现实必要。而二〇〇一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也加速中国的市场制度调整与全球经济整合。若完全抹去这些成效，对朱镕基改革的批判也可能落入另一种历史神话。

然而，改革有其现实必要，并不意谓决策方式与成本分配便具有正当性。一九九〇年代后期，数千万名国企职工陆续下岗、分流或失去原有职位。对许多工人而言，消失的不只是工作与收入，还包括原由工作单位提供的住房、医疗、托育与退休保障。国企得以减轻历史包袱，国家也提升了经济治理能力，但改革的社会成本，却主要落在缺乏谈判能力的劳工及其家庭身上。

中国政府其后逐步建立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并扩充失业保险与城镇最低生活保障，确实缓和了部分的冲击。然而，这些社会保障措施无法取代劳工参与企业改制与集体协商的权利。在缺乏自主工会与具实质效力的协商机制下，受影响的劳工难以参与国有资产处分与企业改制的决策，更难以监督其中可能出现的官商腐败、利益输送，或是就补偿、安置与社会保障进行的有效协商过程。

问题正在于这场改革在重整企业体制、提升部分国企经营效率的同时，也在缺乏民主程序下重新分配财富、风险与人生机会。朱镕基留下的，不只是改革的方向与成效，也有未被充分计入、但最终多由劳工家庭承担的社会帐单。至此，这凸显民主与威权的根本区别，并不在于是否有改革、能改革，而在于谁能参与决策、谁承担代价，以及谁有权要求补偿与追究责任。

台湾应警惕对“开明威权”的迷思

对台湾而言，朱镕基逝世后尤应警惕的是对“开明威权”的迷思。我们不须把对中国自由化的希望，寄望于下一位更懂经济、重视专业的中共总理。朱镕基虽可以跟美国谈判，与跨国资本合作，惟面对台湾人民的民主选择，仍以“一个中国原则”的国家主权与武力恫吓、胁迫予以否定。这不单单是朱镕基个人性格使然，而是整体中共一党专政体制难以肯认人民主权的结构性限制。

中国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日前病逝。消息传出后，海内外再度浮现对“铁腕总理”的怀念。（路透档案照）

市场化不等于自由化 威权强化统治工具

台湾真正值得珍惜的，是我们自一九九六年能公民直接选举总统，到任何重大国政改革必须经过国会审议与媒体监督，受影响者也常能有工会协商、司法救济与公民社会参与的管道。在政策失败时，执政者必须接受问责，甚至付出政党轮替的代价。民主程序虽可能冗长、缓慢且不时充满激烈的争辩，但却能让承担代价的人被看见、声音被听见，并有权要求补偿与政策修正。

也正因为如此，爱台湾不只在于抵抗中共武力并吞，也在于产业转型、能源改革、财政调整与提升国家竞争力的过程中，守住民主法治的底线。朱镕基时代留下的历史提醒是，市场化不会自动通往自由化。固然市场可能创造繁荣，但更可能被威权政体转化为强化统治的工具。当市场化改革失去民主程序、法治制衡与人权保障，经济成长未必通往人民的自由，反而可能成为喂养党国“利维坦”，扩张对社会严密控制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