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年轻的时候，有幸跟三位我眼里的名人同窗，他们是棋圣聂卫平、社会学者李银河和抗癌作家徐晓。我跟他们仨在不同的时候分别成为同班同学，一起学习过数年。最终，他们学业大成，发展突出。这与他们的家庭熏陶、命运安排和个人内在的驱动力推动有关。听我说说。

01 棋圣聂卫平

我和聂卫平是在北京二十八中附小上学时同班的。他家住在南池子的飞龙桥，每天上下学他都要走过天安门，路过我家附近的南长街口的大拱门，再沿着红墙，就到了中南海的小东南门，进去就到了我们的学校（原叫府前街小学）。

最初，我不太懂围棋，后知道同班的聂卫平下围棋好，才逐渐有所了解。聂卫平的父亲是著名的围棋活动家，他弟弟聂继波也在我们这所学校，只是低一年级。聂卫平的神态总是自得意满的样子，一来就晃着头说：“我去人大会堂和陈老总下棋去喽！”同学们年龄小，也不会说什么。后来男生就给其起了外号，他个头不高，皮肤也不太好，疙里疙瘩的，他还爱取笑女生，所以他不招班里女生们喜欢。

有次学校搞政治测验，问什么是地主？我就在卷子上写“地主，就是土地的主人。”结果在全校大会上，辅导员邓老师就把我的回答拿到大会上。虽然没点名，但班里同学都知道是我，大家都来取笑我。可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根本没有想到要用阶级压迫、剥削这些政治含义来解释“地主”！就在班里同学都嘀嘀咕咕时，聂卫平说了一句“看来，咱班掀起了一个‘反华’运动呀！”因为我的名字的最后一个字是“华”。

这事最后不了了之，当时不知害怕，如今冷汗涔涔。若是赶上文革，这罪过可不小呀！

到了五年级时，学校的校址从长安街搬到了府右街的力学胡同。学校也随之改名为“力学小学”（由田家英题写的校名）。由于离家远了，中午带饭，总是两个两样面的馒头（玉米面与白面），没菜，导致大便异常干燥。因多日不解大便，肚子疼，老师找来母亲背着我到儿童医院就诊。不得已，五年级的第二学期，我家长只好让我转学到离家更近一些的北长街小学了。

近年和二十八中附小的同学相聚，一位女生跟我说，“你当初不辞而别，聂卫平就问我，‘张世华怎么转学了？’同学回答，‘她解不了手。’聂卫平听了，不解，一耸肩，摊开两只手说，‘解不了手，是怎么回事？’同学只好直说‘便秘！’聂这才明白！”

当时班里按学习成绩排学号，我是3号，记得聂是十几号，不是男孩子不聪明，而是女孩子大多认真，所以成绩好些。我想，基础教育期大多还看不出潜能和天才。

可谁也没想到那个不招人喜欢的男孩，后来在黑白的世界里的谋划、算计，竟为国家赢得荣誉！

由此想到：每个人的同学里，都可能坐着一位未来了不起的人，只是大多数都沉默在了历史的长河里。

聂卫平人虽狂傲，可学有专攻，终成棋圣，为民族争了光！人虽已走，史上留名！

02 智慧抗癌的倡导者徐晓

徐晓的本名叫徐小伶。徐晓是她后来用的笔名。

1963年我转学到北长街小学后，就与徐小伶在一个班了。在一群叽叽喳喳女生中，徐不大爱讲话。我见她时，她穿着一件凤尾花图案的阳绿色中式棉袄罩衫，一条偏黄色的军队呢子裤，合身又得体，这在女生中很少见，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们的班主任是女老师，姓王，她端庄而注重仪表，常着西装，合体的西服裙是她的标配。她每天面对的是一群小孩子，却也穿得这样有款有型，透着她对职业的尊重。这些，对我们都有形同师表的好影响。

对徐，我从喜欢到走近，我们一起学习，一块儿玩耍。后来，我带着她去离我家挺近的西城区图书馆，她说，是我教会她到图书馆去借阅名家散文以提高作文写作水平的。其实她是高抬我，我只不过是跟我姐姐早学了点儿。可就因为这一点，她把我看成最好的朋友。

徐小伶很纯情，很安静，我有点疯，坐下来安心学习的时候少，但成绩还不错，后来才得知，我没来之前，她的学习成绩在班里拔尖！我来之后，不知怎的，给她带“疯”了点儿。

王老师不太看好我，对我也没有更多的关注，可老师喜欢徐，她又是班里的中队主席，报考中学时，王老师特地去到她家找她的母亲，跟她母亲说：“徐小伶应该报考师大女附中，按平时的成绩看，她完全可以考上。”北师大女附中，这是北京最顶尖的女子中学，那是我们平时不敢想的学校。

其实，就在距离我们小学仅三百米的距离就是女一中了，那也是仅次于女附中的好学校，本来我是打算报考女一中的。可当徐小伶告诉了我王老师的建议后，我们俩便一起报考了女附中，没想到我俩还一起考上了。

想到此事，真的很庆幸，若没有徐告诉我此事，我就没有后来成为女附中学生的机会。能成为女附中的学生，让我一生为此骄傲。所以，我很感谢她在关键时刻帮了忙，夹带着我也上了一个台阶。

徐是干部子弟，我是工人出身，但她很朴实、厚道，没有虚妄自傲的毛病。在文革串联时，我俩是一起出行的，我们去了湖南四川山东。我身上就带五元，她带二十元，毕竟家庭经济条件不同。去青岛，她父亲给我们写了条子，让我们拿着去找市长好得到照顾，可市长正挨整，没办法，我们只能到海边去闲逛，去看种海带。

徐虽是干部子女，但不娇气，她跟着我只吃窝头咸菜条，接待站的人看我们吃得这么凑合，还表扬我俩：“看人家北京来的红卫兵，就吃这个！”回京时我们捡了半书包鹅卵石，沉甸甸的，傻乎乎地背回了北京。

1969年，学校分配，我去了北京南口的工厂，她去了内蒙古的兵团，从此断了联系。

之后，听说她转插到了山西，什么时候她回京的，什么时候上的学，我都不知道。多年后，有一天偶然在广播电台里听到了她的声音，她正在采访著名的广东粤剧大师红线女，那声音那么熟悉，那时，我才知道她已经成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记者和主持人。

若干年后，她在15路公共汽车上认出了我母亲，便赶紧上前相认，我们才找回了彼此，得以重逢。

一旦重逢，我们便又黏在了一起。因为她曾是文艺记者，有坐剧场的爱好，所以我俩常常一同泡剧场。记得，我们一起到北展剧场去看俄罗斯小白桦芭蕾舞团、中芭团演的《天鹅湖》，到朝阳中日剧场去看意大利歌剧团演的《卡门》，到文化宫太和殿看歌剧《图兰朵》，到工人体育场听费玉清的独唱音乐会，到长安大剧院听古典诗词的名家朗诵会……每每看完，走出剧场，在长安街漫步谈观感，真是愉快！

再后来，她出国了。回国后，她家里家外地忙，替丈夫读书，给央视写稿，她比上班的还忙。

2012年，她先生病了，癌症。为了救她的先生，她一边陪跑各大医院，一边钻研大部头的医书，力争弄懂弄通癌症的病理知识和各种治疗手段。用她的话说就是争取达到专业医生的水平，能清晰理性地与医生对话。她不仅向西医学，也向中医学，不仅向医生咨询，也向患者请教。就在不长的时间里，她真真地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癌症患者眼里的专家。一位著名的老中医也曾对她说：“徐晓呀，你不学中医可惜了。”这反映了她学习的深度！

多年来，徐一直关注身边的患者，无偿地接受着来自天南地北的所有癌症患者的见面咨询和微信咨询。她说，“凡是拿到癌症诊断书的人都像是拿到了一张死亡的判决书，他们的心情可想而知，所以，我不会拒绝任何一位愿意与我交流的人。”徐晓会结合患者的具体情况，帮他们分析病情，商量治疗的方案。她始终告诉患者，生命第一，科学而恰当的治疗是延长生命的关键，她提倡“智慧抗癌，延长生命！”

她在那几年间写了三本有关抗癌的书《抗癌，第一时间的抉择》《抗癌，防治复发》《抗癌，生命至上》，这些书一经面世便不断加印，再加印。

记得，就在我刚做完青光眼手术时，徐晓找到我，说，她向出版社推荐我做她的第二本书的初审编辑，我接受了。那书有二十多万字，我要在电脑上一边校对一边写出初审报告。那次，我算是“舍了眼睛去帮发小”。

徐晓由昔日的文艺编辑转型去写医学方面的书，跨度之大，难于想象，可她的书能被专业人士认可，向她咨询的患者里不乏医务工作者，甚至一些著名医院的医生和专家都愿意与她对话。她的这几本书，透着她学习的倾心、聪慧和勤奋。

十几年来，她利用媒体不断地宣传智慧抗癌的理念，并受全国各地抗癌组织的邀请到患者中宣讲“生命第一”和“恰当治疗”的智慧抗癌理念，被患者称为“智慧抗癌的倡导者，癌症患者的贴心人”。她的足迹遍及各省市和香港、澳门。她在帮助患者的过程中，收获的是患者对她由衷的爱。

我常想，她若不去做这些事，会安安稳稳地过她的清闲日子，她不用到处辛苦地奔跑，不用去讲课，不用没白天黑夜地接听患者的电话、微信，去聆听患者倾诉的各种各样的苦水，受着他人悲苦命运的刺激！但她如此这般地都做到了。我常替她不平，劝她“为什么要听那些负面的信息，那会影响你的心情和健康！”可她说：“那是患者对我的信任，我不会受负面影响，相反，当患者明了下一步该怎么做了，我会和他一道感觉轻松和快乐。”所以呀，患者称她为著名的癌症作家，癌症患者的亲人。

徐是无冕的强者，我为有这样的发小感到骄傲。

03 社会学者李银河

李银河是我女附中的同学。她是从实验一小考入师大女附中的。据说，当年，她的升学作文《做毛主席的好孩子》得了120分，还登在了《中国少年报》上。她数学、语文成绩都获得了加分，她是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李银河她温和、踏实、静气，爱思考，做事认真。记得《人民日报》登载“九评”反修文章时，她每天都要摘录文章里的生僻词汇并抄写在黑板的右上角上，供同学们学习。我记得，“桎梏”一词，就是我从她那儿学到的。

文革开始后，尽管她出身好，可她也不张狂，只是默默地，不极左。后来，我们学校被残害致死的卞仲耘校长的女儿还嫁给了她的哥哥，这说明她家人都很善良！

在学校无政府状态时，一次她约我一同不行去学校，那次在长安街上的一个华灯座下，我俩靠在一起聊天。我说，“林彪说，我们的世界观未必比得上一个雷锋！（大致意思）。”李银河却半沉思地说，“经过这场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校长若再掌权，会不会就走正确路线了？”我答不上来。她又自问自答地说，“不会的！因为她的世界观没变，就还会按老路走。”

银河关心和探寻的问题，在十四五岁孩子的年纪，还真是少见。她自幼便具备政治敏感性和思辨的早熟，为后来成为社会学家打下了基础，也注定她将走与常人不同的路。

1970年她家住阜外大街南侧，我家住阜外西口北侧，离得不远。我们都分别到对方的家里去过。

李银河在二十岁左右，利用从内蒙古兵团转插回京期间，把能借阅的书籍遍览了，胸怀、眼界都开阔了，而我们在工厂的人却处于上下班的规律生活中，平时在日常生产和钻研技术上用心思，这与博览群书的她，产生了人生格局的分野，所思所想拉开了距离，全然不一样了。这就是有人说的“技术教育使人狭隘”的原由。

后来，她和王小波恋爱结婚，出国留学，获博士回来后，先做民主与法治研究，在《人民日报》与人合写的文章，我也只看了题目；在《参考消息》上登载的与国外记者的专访，谈“性”的对话，四十多年后至今，我也说不出口！《新观察》上，也曾登载过她性学研究的文章……

她在社科院时，我还打电话问过她为什么研究“性”，她的回答，和我的问话，都暴露出了我的蒙昧、狭隘和局限。总之，她从未改变对社会的好奇心与超越时代的独立思考力，始终保持着清醒！在一个领域，她前卫地引领了社会的认知。社会的发展现实，也印证了李银河研究的前瞻性和必要性，这都是大家越来越能感觉到和看到的。

1997年王小波不幸离世，正好徐小伶在京，我约她一同前去吊唁，李银河见到徐就说：“小伶呀，谢谢你，你是帮小波把书推向市场的第一人！”然后对我说，“世华，你是咱们中一（4）班唯一来的人呀！”

后来，银河她有了代理经纪人，我跟她联系起来就费劲了。现在她每天在网络上直播，讲述情感问题，有不少粉丝。从纸质书到直播间，变的是媒介，不变的是对人心灵困境的关切！她为有情感类问题的人，解疑释惑。

对这位久未联系的同学，我愿银河劳逸结合，像她推崇的人生哲学——如“采蜜”一样，不断挖掘人类思想宝库，平稳愉快地前行。

  张世华，1969年由北京师大女附中分配至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厂，做了7年车工，后被推荐到西南交大机械系柴油机专业学习。三年后回厂任技术员、工程师。1991年调入北京市总工会研究室、民主管理部工作。退休后返聘到《工会志》做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