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前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口号将无数人卷入平台与共享经济浪潮，彼时创业意味着向上流动的可能。而在一人公司（OPC）浪潮下的今天，创业叙事加速转向“降本增效”，创业者不再梦想“成为下一个马云”，而是更现实地争取“先活下来”。

历经两轮创业浪潮，港深OPC联盟理事长张瑞峰感受到社会氛围的转变：“以前是上下一心，大家有股热情在做事，（社会）给了大家很大的愿景或梦想，想像空间很大”，如今已不再“轰轰烈烈”。张瑞峰又补充，“说得好听一点，是更谨慎、稳妥、扎实地推进”。

毕业于清华大学的“脑回录”联合创办人赵志龙亦有同感。他直言，如今连身处顶尖学府的朋友圈子里，不少人也坦言“求稳就好”，“大家会厌恶风险”。

学者：难改“打工”本质

创业浪潮中的变与不变，早有脉络。美国新罕布什尔大学副教授张琳（下图）研究中国数字时代下的创业浪潮，在2010至2020年间访问逾百人，透过田野调研探讨宏观结构如何重塑个体命运。其专著中译本《创业打工人》日前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全书聚焦2010年代北京中关村、各地“淘宝村”与跨境代购，并追问核心命题：个体如何被鼓励以创业的名义承担风险，最终却仍在结构上处于打工状态？

张琳在中文版序言中写道，OPC浪潮下的新一代“创业打工人”更为清醒，平台未必带来自由，算法随时可能切断流量，AI也可能迅速压低技能溢价。“一人公司，用AI写文案、做设计、剪视频、处理客服，尽可能降低成本、提高速度，在不确定中维持生计。创业者或许不再梦想成为下一个马云，而是更现实地希望先覆盖房租、社保与基本生活。”

时代面貌变，身处浪潮中的创业者只能在现实中寻找解法。赵志龙说，“我们常说这是个不好的时代，会回忆上一个黄金时代。但可能任何一个时代，都是最好的时代吧。你如果活在当下的话，你也只能让自己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