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天，柏油马路上泛着水光。太太是华侨阔小姐，有汽车，可他从来不坐。他自己叫黄包车，车夫在前头跑，他在后头端坐着，西装笔笔挺，拐杖就靠在膝边，像个刚从伦敦西区走出来的绅士。

这个细节，是张中行在北大旁听时，向英文组的同学打听来的。而他头一节课亲眼所见的，则是“确是英国化了的gentleman”，用中文说，是洋绅士。

可林太乙不这么看。她在《林语堂传》里写道：“他装出的模样，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

一个“装”字，是贬是褒？一个南洋客家子弟，把自己活成了维多利亚绅士，这究竟是滑稽，还是一种悲壮的文化身份建构？

▲ 雨天，西装笔挺，弃车改坐黄包车

Ⅰ　他是谁

温源宁，这个名字在今天知道的人不多，但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化圈，他是绕不过去的人物。

他的履历光鲜：北京大学西语系教授兼英文组主任，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教授，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讲师，《天下》月刊主编，立法院立法委员，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制宪国大代表，驻希腊大使——任期长达二十年。晚年定居台湾，任教台大、台师大，创设中国文化学院西洋文学研究所。1984年因肺炎逝于台北，享年八十五岁。

但他的出身却有些暧昧。中文材料通称他“广东陆丰人”，而英文资料和学者雷勤风的考证则显示，他生于荷属东印度的邦加岛，是一个客家移民家庭的子弟，长于南洋，在剑桥国王学院以客家姓名“Oon Guan-neng”注册。

“自称陆丰，实为南洋华侨”——一个从未真正在中国本土长大的人，最终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最“英国化”的知识分子，这本身充满戏剧性，耐人寻味。

Ⅱ　做派

温源宁的做派，是一幅精雕细琢的拼图。

林语堂女儿林太乙的描写最生动：他穿英国绅士的西装，手持拐杖，吃英国式的下午茶，讲英语时学剑桥式的结结巴巴腔调，“好像要找到恰到好处的字眼才可发言”。

徐志摩在《巴黎的鳞爪》里佩服他的英语，说那是“吸烟的时候学来的”。三字千金——吸烟学英语，妙在俏皮。对温源宁而言，英语不是工具，而是生活方式本身。

胡适在1931年2月7日的日记里记了一笔：时人盛传温源宁“身兼三主任、五教授”，胡适加了一句：“他近年最时髦。”

最时髦——这三个字放在一个教授身上，颇有意味。在那个新旧交替的年代，温源宁的“时髦”不只是衣着打扮，更是一种文化姿态：他把英式绅士的风度搬到了中国的大学讲堂上，而且演得如此逼真，以至于让人分不清是本色还是表演。

张中行说他“确是”，林太乙说他“装”——一个说真，一个说装，也许真相介于两者之间：他不是在“装”，而是在“成为”。一个南洋客家少年，远渡重洋来到剑桥，被那种古老文明的优雅所震撼，于是决定把自己塑造成那个样子。这不是伪装，而是一种自觉的文化选择。

Ⅲ　先生

但温源宁不止是一个会打扮的时髦人物。他是一位真正的先生。

在清华，他是钱锺书“最敬爱的老师”之一。他给钱锺书打过“超”的最高分——这个分数在清华历史上恐怕也不多见。钱锺书读大三时，温源宁主动提出介绍他去伦敦大学东方语文学院教授中国语文。钱基博在1931年10月31日的回信中诫子“勿太自喜”，说“立身正大，待人忠恕”比“声名大、地位高”更重要。这段父训背后，是温源宁对学生的赏识与提携。

钱锺书在《与源宁师夜饭归来，不寐，听雨申旦》诗中写道：

西风掺雨恼人声，洒屋摇窗听到明。

避地睡乡无可觅，藏身泪海若为倾。

夜长不逐灯同尽，酒醒争堪梦未成。

后主南唐俱怅惘，潺潺楼外数残更。

夜饭归来，不寐听雨，直到天明。“后主南唐”四字沉痛至极——这是把亡国之君的悲怆，移到了个人命运的叹息上。这首诗是理解温源宁与钱锺书关系的钥匙：那不是普通的师生情谊，而是一种精神上的共鸣与托付。

他的学生梁遇春两次追随老师：1928 北大毕业留校，随温赴上海暨南大学，1930 温回北大、梁亦回校，他敬服这位先生的学问与人品。许倬云晚年回忆，温源宁在担任希腊大使时，“一时兴起背了几首希腊诗给我听，可是我不懂希腊文，他一句希腊文，一句英文，背得很起劲。”一个外交官，在异国的使馆里，对着一个年轻人背诵古希腊诗歌——这种场景，如今怕是再也看不到了。

这位先生曾在报刊上编了一个专栏《知交剪影》，气坏了半个民国文坛。

Ⅳ　两段人生

温源宁的人生，可以清晰地分成两段。

前半段是学者。他在北大、清华教书，主编《天下》月刊，是目前所知最早向国人介绍T.S.艾略特与D.H.劳伦斯诗作的人。那时的他，踌躇满志，放笔为文，幽默人间。

后半段是政客。1936年起，他步入政界，历任立法院立法委员、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国际处驻港办事处主任、制宪国大代表，1947年出任驻希腊大使，一做就是二十年。

这两段人生判然两截，仿佛两个人。陈子善指出，这与叶公超的经历颇为相似——两人都是“文人从政”而不适应。叶公超晚年郁郁寡欢，温源宁则以抑郁告终。

江枫在《不够知己》初版译序中写道：“一个踌躇满志的青年才俊放笔为文、幽默人间，当幽默只为了自娱甚或带上了某种哗众取宠倾向时，就很容易沦为刻薄。”这句话用在温源宁身上，恰如其分。他的幽默与讽刺，在学术圈内是才华横溢的表现，但在政治场上，却可能变成不合时宜的锋芒。

1968年，温源宁卸任大使，定居台湾。晚年的他中风卧床，昔日的风度与光彩荡然无存。1984年1月13日，逝于台北。那位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的中国绅士，就这样静悄悄地走了。

Ⅴ　余响

1935年，上海码头。温源宁登上渡船，一路将钱锺书夫妇送到海轮上。杨绛记得这个细节，后来在《吴宓先生与钱锺书》中说“锺书是一直感激的”。

▲ 1935年，上海码头，温源宁与钱锺书握手道别

多年以前，钱锺书就写下了那首《与源宁师夜饭归来，不寐，听雨申旦》。诗中的“后主南唐”，既是写雨夜的凄凉，也是写他雨夜难眠的怅惘。温源宁晚年困顿，钱锺书是否曾想起那个送别的黄昏？我们不得而知。

但有一点是确定的：温源宁对钱锺书的影响，远不止于送行与赏识。雷勤风接受 Cambria Press 访谈时说：“His influence on the satirical style of Qian Zhongshu is unmistakable.”——温源宁对钱锺书讽刺文风的影响，确凿无疑。

当年钱锺书用“生龙活虎之笔”形容老师，而钱锺书那些令人拍案叫绝的讽刺与幽默，其基因的源头，或许就在这位老师身上。温源宁用自己的方式教钱锺书：如何用一支笔，解剖人性，嘲笑世态，同时保持一种优雅的疏离。

这位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的中国人，终究在中国文化的血脉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而他本人，却成了一个永远的谜——一个在南洋出生、在英国受教育、在中国教书从政、在台湾终老的人，他到底是谁？

也许，他就是他自己：一个用一生时间，把自己活成了一部作品的人。

— 【书边偶拾·钟钱札记】“不够知己”五记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