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不习惯招聘广告如此“诚实”的人来说，中国雇主在招聘启事中的直白程度有时令人吃惊。

湖北黄石最近招聘35岁以下的招商人员，明确注明“男性优先”。兰州一家高铁运营企业招聘女性员工，但条件是年龄不超过25岁、身高超过160厘米，而且“形象良好”。

相比之下，苏州一家包装公司招聘销售代表时把年龄上限放宽到了45岁，不过又特别注明，女性应当已经结婚并生育。言下之意再清楚不过：最好别来休产假。

这些只是中国女性在劳动力市场遭遇歧视的一些最赤裸裸的例子。更多歧视隐藏在视线之外，包括女性被施压不要怀孕、男性同事薪酬更高，以及随着职业生涯向前发展，女性获得的机会越来越少。

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时，至少从狭义国民经济指标来看，中国社会显得相当平等。男女从事的工作和收入水平大致相近，尽管双方的生活都很艰苦，当然前提还是能够幸运地没有成为毛泽东无休止革命的受害者。

如今，从教育程度来看，中国女性已经不逊于男性。大学生中女性占51%，比1995年提高了14个百分点。

然而到了职场，情况反而恶化。

现在男性平均收入比女性高约三分之一。1990年，15岁至64岁女性中将近80%参加劳动，当时这一比例位居全球最高行列。如今已经降到不足70%，低于日本和欧盟。

中国企业领导层几乎完全由男性主导。女性在国政治最高层更加罕见。从1997年前后到2022年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中共中央政治局通常还能看到一两名女性。自2022年以来，一个也没有了。

性别歧视当然是问题的一部分。

对于商人和官员来说，很多交易往往是在饭桌上谈成的。但持续很久、酒喝得很多的宴请，对女性来说常常令人不适，甚至可能带来更严重的问题。习近平执政后，官方已经禁止这种过度饮酒的宴请文化，但现实中仍然存在。

最近，在中国东部富裕城市杭州，一名高级干部和一名房地产企业高管被指控在一次宴请后侵犯一名年轻女员工。这起事件引发公众愤怒，也再次出现要求整顿宴请文化的呼声。

更多女性遭遇的情况没有这么激烈，但同样带有贬低意味。

曾在科技行业工作的寇女士说：“老板不会直接说出口，但他们希望我们起到装饰作用。”

不过，现实也并不简单。

20多岁、从事活动行业的艾丽卡说，她与女性上司发生摩擦的次数，反而比男性上司更多。

她说：“我们是父权社会，所以当女性突破限制、获得权力后，她们往往会表现得更加强势、更喜欢控制别人。”

不过，比赤裸裸的性别歧视更普遍的问题，是女性作为母亲，或者潜在母亲的角色，与工作之间存在冲突。

几乎所有国家都有所谓“母职惩罚”，也就是女性生育后在职业发展和收入上受到损失。但在中国，这种惩罚尤其严重。

原因在于，中国强度极高的工作文化、已经过时的退休制度，以及政府不断强化的鼓励生育政策，与长期形成的职业发展模式发生了正面碰撞。

与发展水平相近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产假相当慷慨。女性生育后可以休大约半年产假，而且工资全额发放。

但产假期间，国家只承担部分工资，大部分成本仍由雇主承担。

五名30多岁和40多岁的女性告诉《经济学人》，她们的老板都希望，如果她们准备怀孕，必须提前告知公司。

曾在媒体行业工作的陈女士说：“从我以前做管理者的角度来说，我自己也不太愿意招35岁以下的女性。万一她刚来公司就怀孕了怎么办？”

中国政府最近鼓励家庭生育两个孩子，希望扭转快速下降的生育率，这又进一步增加了雇主的顾虑。企业担心，已婚女性可能会因为生育而长时间离开工作岗位。

那些小祖宗

怀孕生育之后，女性还要面对更多障碍。

在中国社会，母亲通常被期待负责孩子的学习和教育，但这与许多中国工作岗位要求的长时间工作几乎无法兼容。

40岁出头的寇女士说：“和我同龄的男性处境要好得多。大家默认他们在家里承担的责任没有那么多。”

招聘广告经常写明，应聘者必须能够承受高压、经常加班，而且要随时保持联系。

这些要求表面上并不是专门针对女性，但对于任何需要照顾年幼孩子的父母来说，都具有明显的劝退效果。而现实中，承担主要照顾责任的通常还是母亲。

对于一个生完孩子后重新回到职场、此时可能已经40岁出头的女性来说，留给她的职业时间也已经不多。

在白领行业，女性法定退休年龄目前刚刚超过55岁，男性则是60岁。到2040年，两者将逐步提高到58岁和63岁。

这意味着，对于那些曾经因为养育孩子中断工作的中年女性，企业更缺乏动力继续投入资源培养她们。

曾做网页设计、后来辞职生孩子的吴女士说：“就业市场本来就已经够歧视女性了，过了35岁以后，更是雪上加霜。”

她决定自己寻找出路，目前正在接受培训，准备转行做无人机飞手。

政策调整当然能够有所帮助。

例如，应该缩小男女育儿假的差距。目前父亲最多只有15天陪产假，而且很多人甚至不会休满。政府如果承担更多带薪休假的成本，也可以减轻企业的财务负担。男女退休年龄也应该逐步统一。

不过，女性真正面对的障碍，与其说是政策设计不公，不如说是根深蒂固的社会观念，尤其是社会把过多家庭责任压在母亲身上。

只要这种情况没有改变，中国就在削弱自己的发展潜力。

从教育来看，如今中国女性已经撑起了超过半边天。

但在职场上，她们得到的可能只有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