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8年上海天价出租车事件,朱镕基怒斥绑架 | |
| www.wforum.com | 2026-08-22 15:42:05 百晓生历史 | 0条评论 | 查看/发表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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坊间一直有个段子:1988年的上海出租车市场一片混乱,开了十公里收了100美金,以至于市长朱镕基都怒斥“这是绑架”。 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混淆拼接故事,“十公里收100美金”和“朱市长怒斥绑架”都是真事,但要分开来看,不能直接混为一谈。 1988年的上海出租车市场,正处在一个非常混乱的节点:全行业五百九十多家公司,大半是个体承包或集体挂靠,没有统一计价器。 而且就算有计价器,司机也可以随便调,至于绕路、拒载、起步价乱报、实际里程乱编等问题,更是司空见惯。 普通民众深受其苦,连外宾都屡屡被坑,当时某外籍投资人从市区打的到虹桥,十公里的路程被收取一百美元。 当时人民币对美元官方汇率约3.7,实际流通的黑市汇率为7.8。 哪怕不按实际价值,就按官方汇率来算,一百美元也是三百七十元人民币,而当时上海工人月薪不过百元左右, 外商被宰后十分气恼,当即写信给上海市长投诉。
香港《东方日报》等境外媒体,很快报道了相关新闻,报纸上甚至出现“上海出租车=世界上最贵出租车”的讽刺漫画。 朱镕基此前刚刚当选上海市长,上任不到一个半月,就接到了这封越洋投诉信。 但他没有把这当作一起孤立的宰客投诉,而是视为整顿城市管理、重塑上海信誉的切入点。
1988年7月18日,他在内部讲话中点名委托副市长夏克强,要他抓好出租车市场整顿; 一个月后的8月19日,在上海展览中心区县局干部会上,他讲了《下定决心把出租车整顿好》。 朱同志开场便直言:“现在出租汽车的经营作风已经到了不能容忍的地步……境外的报纸把上海出租汽车说得一塌糊涂,确实也有这种情况。有人说整顿是刮风,我看就是要刮这阵风。” 聊完“十公里收一百美元”,再聊聊一直流传的“朱镕基怒斥这是绑架” “绑架”二字并非朱镕基的原话,或者说他不是骂宰客的司机。 根据后来整理的《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和随行记者转述,朱的原话是这样:“现在有一种怪论,说出租车涨价是‘价格闯关’的一部分,老百姓骂娘就骂娘,反正是改革必经之痛。这是拿群众当人质,拿外商抱怨当筹码,绑架市政府——好像不涨价就不能管乱收费,不闯关就不能整顿。我告诉你们,先整顿作风、先吊销牌照、先抓绕路宰客,然后再谈运价合不合理。把乱收费藏到‘价格闯关’背后,那是糊弄老百姓,也糊弄我。” 显然他把两件事切得很开:乱收费、宰客、拒载是管理崩坏、纪律涣散,跟价格高低无关;运价结构调整是另一本账,要在整顿出效果后再谈,不能拿“闯关”当遮羞布。 所谓“怒斥绑架”,是说把民怨当改革代价,用宏观名义绑架政府决策,他批评的这套官僚话术,而不是具体的人。 当然,朱镕基的整顿手法,从来不是只骂人,而是连锅端。 他从租客的投诉信里,查实四名司机屡教不改,亲自批示“吊销营运执照”,并鼓励租客积极举报乱宰客的不良司机;
到1988的年底,上海吊销了十四辆个体车执照,四十多名隶属国营企业、集体单位司机被除名。 处理不良司机的同时,朱镕基认为乱宰客之所以频发,主要是两个原因:司机有经济压力;司机没有竞争压力 既有经济压力,又不需要竞争,老实厚道的司机根本坚持不下去,因为这个系统鼓励逆向淘汰。 因此朱镕基搞了两手抓: 一边调整运价,削减牌照税、设立购车基金、降低零配件黑市价,从成本端也切一刀,减少司机“不得不宰客”的压力。 一边引入竞争,在当年的12月他扶持成立大众出租,五百辆红色桑塔纳上路,提出“扬手即停、上车问路”,并题词“严格管理,风正务实” 采用市场经济的竞争法则,用一条鲶鱼将国企和个体户带入淘汰法则。 与此同时,朱镕基还调动市民直投市长的通道,从群众来信查看行业情况。 当初那封天价投诉信,就是他自己从桌上翻出来的,所以没法被信访局过滤。 这件事就是朱式治理的典型样本,逻辑链条清晰,治理手段干脆,而且有声音、有顺序、有目标。 今天回看这段往事,“天价打车费”引发的风波,远不止是一次行业整顿那么简单。 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治理逻辑:一座城市的信誉,往往是取决于最细微的服务环节。 朱镕基接手时的上海,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阵痛期。 物价闯关、双轨制、外汇黑市、国企僵化……每一个都是硬骨头。
一方面,物资短缺、双轨制横行、权力寻租无处不在; 一方面,改革开放的大门已经推开,外商的耐心和信任却极其有限。 出租车的计价器看起来是小事,其实就是这座城市信用体系的缩影:如果连坐车都能被随意宰割,谁还敢来这里投资兴业? 朱镕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把这件事当成“个别司机的道德问题”,而是迅速把它升维为制度问题。 他看清了:宰客不是穷病,是垄断病;乱象不是市场化的结果,恰恰是市场化不彻底的结果。 所以他一边用铁腕清理害群之马,一边用“大众出租”这条鲶鱼撕开体制的口子——用竞争代替审批,用透明取代暗箱。 这场整顿的真正作用,不只是让上海出租车有了计价器和红顶灯,而是让这座城市学会了一件事:市场经济不是放任不管,而是用规则重建信任。 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们扫个码就能叫车、行程全程可追溯、差评直接影响司机收入。
回头再看1988年那封投诉信,它像一根火柴,点燃了一场从出租车开始、蔓延到整个城市治理体系的大变革。 一个城市的现代化,往往就是从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开始的。 能管好一辆出租车,才能管好一座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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