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傅洛曼（Michael Froman）投书《外交事务》杂志指出，中国长年靠政府补贴与庞大产能推动出口，但全球吸收中国过剩产能的能力正逼近极限。一旦各国保护主义升高、中国出口引擎失速，不仅中国经济恐遭重创，也可能引爆新一波全球经济危机，目前只有美国具备足够能力出手稳定局势。

傅洛曼表示，近年来，外界对中国产能过剩的抱怨从未间断，但几乎没有影响北京的政策方向。

如今，问题正演变成性质截然不同、也更加危险的新局面：全球吸收中国过剩产能的能力正在逼近临界点。一旦突破，后果可能是一场全球经济危机，而且发生的时机，恰好是各国政府特别缺乏能力处理后续冲击的时候。

过去数十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很大程度得益于友善的国际环境：其他国家愿意接受低价制造品，以换取更有效率的供应链与消费者福利。但这个环境如今已日益充满敌意。

问题也不只是政治反弹，而是数学问题。

当中国经济规模还小得多时，出口以全球经济成长速度两、三倍扩张仍行得通，因为全球需求足以吸收。但如今中国经济规模已庞大许多，不可能沿著相同轨迹持续前进，却永远不碰上客户不足的问题。简单来说，北京的经济规模已大到现有经济模式难以承受。

当中国这部出口机器失速时，最痛苦的清算将落在中国自己身上，但中国经济若明显放缓，也会把震波传向全球。美国同样无法免疫，不过，美国将是唯一同时具备经济与制度能力，可以稳定全球经济的国家。

若以占全球GDP比重衡量，中国目前的制造品贸易顺差，已超过德国与日本1980年代任何时期的顺差总和。

这是明确政策选择的结果。经济合作暨发展组织（OECD）估计，中国全球制造业市占率增加的幅度中，约60%由政府补贴推动。更重要的是，北京主导的国家金融体系把庞大信贷导向优先产业，使企业扩张时不必像国际同业一样在意获利与投资报酬。

外交关系协会会长傅洛曼（Michael Froman）投书《外交事务》写道，全球无法持续吸纳中国的过剩产能，一场经济危机正在酝酿，只有美国有能力出手拯救。路透

结果形成一场自我毁灭的价格竞争：企业把价格压到成本以下，接受极低甚至负数的利润率，却继续扩充产能，只为争取更高市占率。中国称这种现象为“内卷”。

这种模式不只伤害海外，也反噬中国自己。但北京始终不愿进行最关键的改革，也就是从根本上把成长策略由生产转向消费。

真正重新平衡经济，意味北京必须重建地方政府赖以维系的财政模式、承受失业增加，并全面改变过去20年各级政府官员与制度的诱因。这也是北京明知必须改革，却长期迟迟不愿动手的原因。

然而，中国的贸易伙伴可能不会继续等待。

富裕国家过去愿意接受低利润制造业被中国企业取代，但北京近年大举进军汽车、电池、太阳能等高附加价值产业，开始直接威胁欧美的产业战略。

德国就是明显例子。德国车厂在中国市场的市占率持续缩小，中国车厂在全球的市占率却不断提高，德国汽车业裁员规模甚至已超过全球金融危机与新冠疫情期间。这也迫使原本高度支持自由贸易的欧洲，转向更强硬的保护措施。

2024年10月，欧盟执委会完成补贴调查后，对中国制电动车课征最高35.3%的反补贴税。中国2025年又展现出愿意把关键矿产与磁铁供应主导地位“武器化”，促使美国与其他国家加速建立“不含中国”的关键矿产供应链。

如果关税、在地采购规定及排除中国的措施持续增加，不论透过协同行动或密密麻麻的单边措施，都可能突然削弱中国的外部需求。

而单纯的数学规律同样不利中国。

2026年前两个月，中国贸易顺差比一年前增加逾20%，但国际货币基金（IMF）预估，今年全球经济仅成长3.1%。全球需求不可能长期以足够速度吸收中国出口。

目前失衡最严重的，恰恰是北京认定最具战略重要性的产业。

中国目前已建立每年约1,200GW太阳能设备产能，接近去年全球实际新增装置量的两倍。2025年上半年，中国太阳能电池出口量年增73%，平均单价却下跌约25%。

汽车问题更严重。中国已建成每年约可生产2,500万辆电动车与插电式油电混合车的产能，但经济学家塞瑟（Brad Setser）估计，中国本身新能源车年度需求仅约1,200万辆。

若计入燃油车，中国目前约有5,500万辆汽车年产能，相当于全球一年约9,000万辆汽车市场的60%，而中国仍在继续新增产能。总有一天，全球可能真的找不到足够买家。

北京或许仍会竭尽所能维持出口成长，包括让人民币贬值、扩大产业补贴，甚至更加积极进军商用飞机与AI硬体等产业。

但世界不可能无限容忍。

中国过去也遭遇过外部需求崩跌。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北京没有把经济转向家庭消费，而是推出大规模基础建设刺激。当时这套药方能奏效，是因为中国人口、都市化与中产阶级仍快速成长。

如今这些顺风因素几乎全部反转。都市化放缓、工作年龄人口已在2015年触顶，总人口则从2022年开始萎缩。房地产2021年起崩跌后，北京又转向扶植电动车、电池、太阳能与半导体等制造业。

等到这一波出口成长失速，中国很难再找到另一个足以填补缺口的产业。服务业原本可以吸收被工业淘汰的劳工，但家庭消费占经济比重偏低，又限制了中国服务业的成长空间。

届时，冲击可能迅速蔓延整个中国经济。低利润企业可能大量倒闭，国有银行被迫承认多年来支撑的僵尸企业已造成巨额损失，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也可能出现连锁违约。

土地出售与工业活动下滑还可能重创地方财政，提高失业率。与2008年不同，2026年的刺激政策将注入一个受到人口、债务与需求限制的经济，而不是高速成长中的中国。

中国甚至可能迎来自己的“失落十年”，而且条件比1990年代初的日本更差。当年日本已跻身全球最富裕国家之林；今日中国依购买力平价调整后的人均所得，约只有日本的一半、美国的三分之一，人口前景也更加不利。

更重要的是，中国危机不会只留在中国。

中国若大幅削减原物料与中间财需求，将直接打击高度依赖中国市场的商品出口国。2012年至2015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成长减速时，铜价下跌逾40%、油价跌逾60%、铁矿砂更重挫逾70%。

澳洲、巴西、智利及多个非洲与亚洲经济体，都高度仰赖中国需求。中国同时仍是发展中国家最大的双边债权国，如果北京被迫把资源转回处理国内危机，还可能引爆新一波主权债务重整与违约。

如果全球真的面临一场中国危机，北京不太可能主导危机处理。

中国至今尚未展现出能力或意愿，接替华府自二战后扮演的角色，包括带领全球经济度过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与后续欧债危机。

就算下一场危机是“中国制造”，最后清理残局的工作，很可能仍像过去一样，落到美国与由美国支撑的国际制度头上。

因此，最可靠的做法，是在危机爆发前，由中国与美国及其他主要经济体合作，逐步重新平衡中国经济。

这种协调或许可以借镜1985年《广场协议》的精神。当时美国、日本、西德、法国与英国共同干预汇市，促使严重高估的美元贬值，降低美国庞大的贸易逆差。

如今，美国可以利用各国对中国问题逐渐形成的共识，推动协同行动，要求北京提出可验证承诺，包括让人民币分阶段升值、逐步降低产业补贴、改革户籍制度、建立更完善的社会安全网并提高家庭消费。

中国贸易伙伴则可按照北京改革幅度调整关税及其他保护措施，避免转型成本全部集中在单一经济体或产业。

这些改革，中国早已知道是迈向更平衡、更永续成长所必要的步骤，只是长期选择忽视。

今年12月在迈阿密举行的G20峰会，是最明显的机会。这也是美国自2009年以来首次主办G20峰会。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4月曾警告，在缺乏永续成长的情况下，全球失衡持续累积是最大风险，“世界无法承受一个拥有1兆美元贸易顺差的中国”。

美国应把中国经济失衡放到这次峰会议程的核心。

这些工作不会容易，但其他选项更糟。若危机爆发，中国受到的伤害会比美国更严重，也将削弱北京与华府平起平坐、甚至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经济管理者的企图。

然而，冲击绝不只会伤害中国，也可能像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一样，在全球经济连环爆。

这才是真正的下一波“中国震撼”。由于最后仍只有美国具备足够的经济与制度能力收拾残局，如何在危机发生前迫使中国重新平衡经济，也应成为美中关系的核心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