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上有三只鸟，打掉一只

其他的觉得那肯定是它有问题，还停着不动

为了救出被控“聚众淫乱”、第三次被关的母亲，企业家付老板国艳之子昨日发出将企业“捐给政府”并申请政府接管的请求。

付本是明星企业家，她带动600多家小微作坊、两三千农户、两万绣娘，将当地的刺绣做成了产业，不但成为2008年上海世博会省馆90%展品的提供方，还是外务遴选送给联合国的国礼。

但现在，她已被连续第三次抓捕，前两次有关部门无功而返，且专案组长也已落马，但这一次，她竟然是以“聚众淫乱”这样的羞辱性罪名被抓走的。

一看，这事发生在以刑化债的省份《向政府发帖讨债，她被迫踏上逃亡之路》，就感觉又变得“可理解”起来。

那一次，省长发声放人了，这次能重演吗？

2024年11月，付在机场被一县有关方面带走。

6个月期满后，变更为另一县有关方面，继续关押在同一办案点。

专案组组长、省监第十审查室副主任夏伟逼她承认“帮某领导藏匿犯罪所得900万”，否则就继续关，并留置其家人。

夏大人的手段，《琅琊榜》里的好人都尝过。

这种手法不新鲜，现在办一个官员，一般要找几个民企老板承认行贿，一方面办案立功，同时解决地方财政困难。

2023年11月，常州企二代承老板勇，在“配合”副区长杨康成案时，以为“交钱就能走”，便承认行贿800万元。为了完成现金流水，又称这笔钱存放在公司收息，完成闭环。

结果却是，这事才是开头。用其遗书中的话说：“在里面一开始只是想尽快交钱走人，没想到遇到的是进退两难，审讯小屋子有点难熬，太压抑。后面还要继续。”

11月11日凌晨00:24手写遗书，在楼顶徘徊至4:36分，发最后一条朋友圈：“先走一步，拜拜。”

遂一跳了之。

家属曾要求官方出示违法证据，获回应“耐心等待”。杨康成案后续司法认定，未将承勇口头承认作为生效结论。

但一家企业已经没有老板了。

2025年8月25日，被留置9个月后，付被放出。员工去接人时，1.6米高的她，瘦到70多斤，头发花白稀疏，精神恍惚，口齿不清，要人搀着走。

这个体重，跟家传编辑部一位胃切除手术后的编辑体重差不多，可见在里面遭遇了什么。

企业家视企业为生命，尽管经历劫难，她还是决定重启。

尤其是今年4月17日，专案组长夏大人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接受审查，看似峰回路转，柳暗花明。

结果却是人换了，剧本没换。夏大人落马第四天，其下属韦振电话通知付补充口供，她一去再失联。

次日，家属收到岑巩警方指监通知书，罪名是涉嫌聚众淫乱。

一个快60岁、做了一辈子民艺的女老板，从未去过岑巩，企业也从未在当地有业务，突然在偏僻县城被指聚众淫乱？

这次是哪个机构抓人？

省监说是警方抓的。

问警方，甩出盖有省监第十审查室公函：“案情特殊”，不许会见。

很明显，监委想借警方之手继续搞，但警方不愿背锅，又甩了回去。

至于罪名聚众淫乱，则变更为隐匿犯罪所得。

高明，但也常见。

既然没有罪证，那就随便找一个先关进去再慢慢查。

关键的是，对于一个中国女性而言，聚众淫乱这样的罪名只要扣上去，道德败坏、身败名裂的目标就已达成。

这是一种不需要证据的“荡妇羞辱式办案”——这类案件，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最后落点永远是“莫须有”。

我们应该还记得十几年前那一批动不动“被嫖娼”的案子吧。

这次，企业彻底倒了。

夏大人倒了，企业倒了，但绞肉机还在转。

为了让母亲平安归来，她儿子决定将企业捐献出去。

他提的请求不是“还我母亲清白”，那太奢侈；

也不是“还我公司”，那简直是违背天理。

他选了最屈辱也最实用的路径：缴企。

彻底认输、服输，这就是当下的正确选择。

他不是输给市场，而是输给了市长。

这是觉悟。

付最终“违心承认了一些自己没做过的事”，承勇也是。

前段时间，一位长三角企业家写家传，他对我说，实在没问题怎么办？对方提醒：你加入时，有没有说过“牺牲一切”？

好了，现在是需要你兑现誓言的时候了。

否则，难道要 向你认错？

很可惜，很多人觉得，苍蝇不盯没缝的蛋，或者说这种倒霉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生得侥幸，死得随机，谁知道谁是下一个，谁知道还有没有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