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旨在推动产学研合作、促进科研成果服务社会的横向项目，在高校绩效考核、学科排名和财政压力等多重因素叠加下，逐渐从一项科研合作，演变成部分教师不得不完成的考核指标。当“科研经费”成为更重要的评价标准，一些大学教师发现，自己不仅要教书、做研究，还要想办法给学校“挣经费”。

吴彬是中部地区一所公办本科高校文科教师，2021年入职时，正赶上学校申请硕士点，“两年招了三四百个博士”，他很顺利地获得了这份教职，却没想到这仅仅是压力的开始。

入职后，吴彬才知道自己每年要完成7万的横向项目。横向项目是与纵向项目相对的一种科研项目，指由企事业单位委托学校承担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服务、技术咨询等项目，纵向项目则是指列入国家、地方政府科技发展计划并由政府财政拨款资助的项目。

吴彬说，这对他来说是很难完成的任务，“一个横向项目的出发点，是企业觉得学校的老师具备专业的技能，因此给学校资金，让学校的团队为它服务，解决实际的问题。理工科做横向相对容易，一个项目动辄几十甚至上百万，但我们文科，企业委托我们做什么呢？”

学院的领导在大会上解释，学校申报硕士点，核算科研经费后，发现还有不少的缺口，所以将钱摊派到各学院，吴彬所在学院被分配到两三百万，学院按照每位老师的职称进行了分摊，讲师每人7万，副教授及以上职称每人10万以上。前两年，随着材料提交截止时间的临近，领导不断强调经费的缺口和重要性，在大会上告诉大家如果再不完成，就要扣绩效。2025年起，科研处更是每个星期通报经费缺口。吴彬能感受到，院长也是焦头烂额，召开了好几次专题会议，召集没有满足要求的老师，一个一个询问横向经费的进展，神情和语气都非常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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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彬说，横向项目和他们的年度考核、职称晋升都直接挂钩。吴彬学校的年度考核采用积分制，例如，副教授每年需要完成150分的科研分，包括论文、著作、纵向项目和横向项目，如果一年内没有完成指标，会被扣绩效。其实，发一篇C刊论文就能满足年度考核条件，但发C刊很难——他们专业的一些期刊每年只收录十几篇论文。国外的文章相对好发，但版面费要2万到4万，吴彬一年的工资只有十几万。纵向课题更是僧多粥少，80%都由头部院校拿走，20%分配到数量上占80%的普通院校，各个专业每年只有1-2个，普通老师望尘莫及。省级的项目一个只有2万元，整个学校一年也只有3-4个名额。市级项目的金额更少，5000元一个，“搞了像没搞一样。”

《重启人生》剧照

因此，横向课题就成为了最容易的选项——一万元的横向课题就有15分，30万的横向课题被认定等同于一个国家级纵向课题。吴彬了解到，学院有些教授发不出文章，领导暗示他们自己充值横向。吴彬告诉本刊，“充值横向”是“找一个熟悉的企业，自己花钱，让它把钱以企业的名义打到学校，委托老师做这个项目，老师自己再慢慢把钱报销出来。”职称晋升相当于“有求于学校”，学院领导还会额外下10-30万的横向经费任务。

吴彬一个几万元的横向，也是自掏腰包做的。他算了一笔账：资金进入学校，就成为了学校的经费，老师们可以报销，但要损失10%左右的税点和5%的管理费。报销也并不容易，他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把那笔经费报下来。“文科的横向一般是咨询服务，不能购买机器。交通费、住宿费等不能用旅游的发票，而是要真的参会，出具邀请函等证明。”也是因此，吴彬说，一些老师会选择开假发票。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当教育厅审计时，如果发现发票、交易或项目是假的，老师不仅需要退回报销的资金，还可能受到处分。“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做这样的事其实挺羞耻的。”

必选项

即使在一些地方重点院校里，横向项目在教师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也越来越突出。北方一所省属重点高校新闻传播学教师赵启恒告诉本刊，在“非升即走”的制度下，横向在他的学校被“卷”成了必选项。赵启恒2021年左右评上讲师，接下来面临的就是副教授的评审，学院有100多名讲师，但每年只有三四个晋升副教授的名额，获选的要求远远高于申请的标准——副教授评选的基础要求是一篇核心论文，有的老师会发表三到五篇。当大家的论文和纵向项目水平相当，横向就成为了竞争的重要筹码。据赵启恒了解，如今其所在学校的横向课题竞争已经前置，一些刚入职的年轻人为了获得更强的竞争力，已经开始拉横向。他也观察到，自掏腰包、借款甚至贷款做横向是一个常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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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建明是一家传媒企业的董事长，2025年被引入北方一所普通本科高校，成为教授。最近几年，他陆续听一些地方高校教师说起“假横向”，“这已经成为了学术界公开的秘密”。韩建明告诉本刊，在纵向项目拿不到、真实企业找不到的情况下，花钱“做”一个横向课题，成了部分教师眼中“成本最低、效率最高”的选择。部分中小企业则发现这是一个商机：通过“配合”教师签虚假合同、走账，可以赚取一笔服务费或过桥费，且没有任何研发成本和风险。根据现行税法，企业研发费用可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加计扣除。因此，企业有动机将非研发支出包装为研发支出，从而避税。还有一些企业是为了借用高校的名头来包装自己的“产学研合作背景”，以便申报高新技术企业或获取政府补贴。对于高校来说，横向关乎其资源获取和学科排名，因此在审核环节流于形式，对资金来源和真实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主要研究高校绩效评估和教育科研评价改革，在她的印象里，自她1986年进入同济大学任教时起，横向课题就是教师评价体系中的一部分，但过去不太被重视。“对于985、211院校来说，各方更强调纵向课题的申请。其实，横向可能更难做，因为出资方有明确的要求，最终要拿出解决实际问题的成果，往往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因此，老师们更倾向于抓紧时间写论文和申报纵向课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教育界出现了“为指标而指标”的现象，比如发论文是为了满足指标，而不是为了推动研究领域的创新和进展，申请项目也是为了满足指标，而不是为了实际的产出。为了满足指标，甚至弄虚作假，教育和科研的目的发生了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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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教育部及多部委联合启动了“破五唯”（唯论文、唯帽子、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2020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和教育部发布的《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规定，不再简单统计论文总数量，由参评主体挑选有限数量、最能体现自身学术创新与贡献的高水平成果，交由同行专家重点评议质量，弱化期刊分区、收录数据库、总发文数量等量化指标。同时，提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在这些政策的引导下，高校对科研项目，尤其是横向项目越来越重视。孙志平是湖南一所本科高校的人事处老师，他告诉本刊，这两年，他们学校在促进产学研融合方面下了很大的决心，提出了一项政策：学校引进的博士，入职的第一年会被派到企业挂职工作一年。“教师主动对接社会的需求、服务社会，能够产生实际的社会价值，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科研类型。”樊秀娣说。

但在执行的过程中，横向项目的价值又发生了异化。樊秀娣观察到，这两年，高校出现了“比经费”的趋势。“大家认为，有本事争取到科研经费代表学校有实力。很多高校为了提高经费预算，都会把指标摊派到各个学院，包括纵向和横向，甚至还有校友捐助。”普通本科院校也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樊秀娣说，这跟近些年财政拨款在缩减也有关系——部分高校自筹经费的比例在上升，横向经费是其中重要的来源。孙志平说，头部的院校拉横向比较容易，学校收取一笔管理费，可以用于学校科研的投入，弥补学校收入的不足。但是地方性本科院校真实的横向少，为了鼓励横向，一般不收管理费，还会给老师几个点的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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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孙志平看来，地方院校鼓励横向，是因为申请硕士点、博士点，高校的学科排名、年度办学绩效中，有一项指标是师均科研经费，大约6-10万，且逐年增加，这个要求对地方性本科院校来说很高。虽然科研经费包括纵向和横向，但地方高校的老师很难在纵向课题的申报上和头部的高校竞争，只能依赖横向来完成指标。“但进账也很难。”孙志平说，地方性本科院校接触更多的是地方性企业，大多是十几万、几十万的小项目，平均到每位老师头上，对完成指标来说杯水车薪。然而，地方高校不能因此而退出学科排名的竞争。“学科排名在本科招生时是考生的一个重要参考依据，如果排名靠后，可能连学生都吸引不到。高校之间竞争激烈，排名更高的学校在学科领域也更有话语权，申请经费会相对容易。如今他也很头疼，“怎样让教师和社会理解横向的价值和重要性，做更多真实的横向？”

被忽视的教学

在樊秀娣的观察里，在“破五唯”执行7年后，高校教师普遍感受到的是“越来越唯”，“在原来的基础上，还要加上一个‘唯经费’。”樊秀娣说，这是因为以量化指标为基础的评价体系没有改变，量化指标数量还在变多，内涵在扩大。这样的评价只注重结果，而不关注教学和科研本身的质量，会导致目的功利、异化。“现有的评价体系太过简单，像教学的质量、课堂受学生欢迎的程度、教师对学生的关心，很难直观地被量化成可比较的指标，因此大多被排除在评价体系之外。”

南方一所职业技术学院理工科的教师周航也发现，学校里很多老师为了评职称而做假横向。“有的老师做基础研究，一年却能拉到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横向，资助他们的公司是服装店、五金店。”造假的人多了，造成一种错觉——做横向是一件很简单的事。他觉得不公平，“他们把认真做事的人的空间挤走了。”

周航过去一直在企业工作，有一些人脉和资源，但如今合作更多的还是前单位。为了拿到项目，他要时不时地请前同事吃饭，暗示对方自己最近项目结题，有很多空闲的时间。但他很清楚，“横向的合作，老师再努力也没有用。只有公司有需求，老师的研究方向又恰好对口，合作才能达成。”周航这两年拿到的横向都是10-20万的小项目，没有学生帮忙，全靠自己。除了每周12节课，他的精力全部都花在这些项目上，一年也只能完成一个项目，非常辛苦。但是他能够完成的横向经费总额总是不如直接充值的老师，在晋升副教授这件事上，他已经不抱太大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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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彬博士毕业于一所专业型头部院校，选择进入高校是因为氛围“相对单纯和自由”，为了不“非升即走”，选择了如今这所地方院校。他观察到，在学校里，还是有许多教师受困于绩效考核，功利一些的把几乎所有精力放到了满足职称晋升的条件上，还有一些整日忧心忡忡，担忧随时下岗。吴彬的科研分足够申请副教授的评审，但他不想晋升。“评了副教授，科研分要提高，最后如果达不到考核要求，就要扣绩效。很有可能拿着副教授的头衔，背更重的任务，拿的却是讲师的工资。即使在这个学校评上教授，社会地位不会提高太多，资源也不会变多。”

吴彬说，当初选择进入高校，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希望能和年轻人交流，分享知识和就业方面的技能。但如今他发现，在高校的价值排序里，教学是最不重要的事。吴彬说，备一门新课经常要熬夜到凌晨两三点，指导学生比赛、论文也要花费很多精力，但是这些“没有回报”，远不及一个科研项目受到认可。一名大学老师则在会议上听领导说，一天上那么多课有什么用，别人一个课题就把你们的课时费挣回来了。

吴彬告诉本刊，教学现在变成一件“全凭良心”的事。在他的价值排序里，“把课上好是底线。”吴彬从小在城市长大，家庭条件不错，来到这所地方院校，很为学生们的情况触动。这所学校吸纳了很多附近县乡的学生，很多人是家族几代唯一的大学生，凭借着自己的能力和努力走到这里，父母对他们寄予厚望。吴彬说自己希望有时间多为同学们提供一些知识、技能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