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离中国的前新疆警察张亚博继续讲述他在亲历的新疆镇压，引发国际舆论持续关注。本周“墙外文摘”选摘《纽约时报》、《明镜》周刊和《外交政策》杂志的相关报道。

数以万计的警察在新疆执行中国的国家压迫政策，但张亚博是极少数站出来发声的人之一。今年6月，站在德国议员和人权活动人士面前，他将新疆描述为一座被“铁壁”包围的巨大监狱。“那堵墙不仅囚禁了无数无辜的维吾尔人，”他说，“也囚禁了那些奉命执行者们的灵魂。”《纽约时报》本周发表的文章《参与镇压维吾尔人的前新疆警察：我也是受害者》中写道。

在今年4月，德国之声发表长篇报道，讲述了这位逃离中国的前新疆警察亲历的中共在新疆的残酷镇压。

在警察等级制度中，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消耗品

《纽约时报》记者袁莉在报道中写道，张亚博参与了夜间突袭维吾尔人家庭没收《古兰经》和其他宗教物品的行动。“我通常是第一个冲进去的，”他回忆道。“我相信他们是坏人。那是当时灌输给我们的思想，认为他们都是坏人。”

在2017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张亚博跟随大巴车队，将数百名、有时甚至数千名维吾尔人运送到新疆各地的监狱(新疆的面积几乎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四倍)。在旅途中，被拘禁者被戴上手铐、套上头罩，并被命令使用塑料桶作为厕所。张亚博负责向他们分发面包和水。

报道称，警察工作给张亚博带来了金钱、地位和特权：在医院享受优先治疗、免费停车。到2023年，他每月的税后收入已升至约1250美元。但他说，在警察等级制度中，他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消耗品。张亚博说，上级经常侮辱警员，称他们为需要被鞭打才会干活的驴。

加班任务接踵而至，他长期与家人分离。自2017年以来，他就没有和父母一起过过春节，请假参加姐妹婚礼的申请也被拒绝。平均下来，他每个月只能见妻儿一次。

此外，还有必须要完成的指标。从2023年开始，他被要求每周提供一条可以作为拘禁依据的线索。张亚博说，他经常不能完成指标，不得不提交检讨书，惩罚是24小时连轴工作。与村民的密切接触开始挑战他此前吸收的关于维吾尔人的刻板印象。他变得越来越不愿意进入村民的家中或搜查他们的私人通信，尽管他仍在继续执行其工作所要求的监控。

在2024年初正式辞职后，张亚博内心受创，急需慰藉与力量，于是转向了宗教信仰。他在一本睡前给儿子读的圣经故事书中找到了平静。2025年4月，张先生在广州受洗成为天主教徒。四个月后，他带着14岁的儿子参加了一次欧洲旅行。

张亚博2015年3月20日于新疆于田监狱门口

“那些呼号声，至今萦绕在我耳边"

在德国热门景点新天鹅堡，旅行团开始移动了。大家沿着小路往上走，路过纪念品摊和饮料亭。张亚博走在队伍最后。他后来说，他已把这一刻在心里反复演练过无数次：在酒店里，在大巴上，甚至在厕所里。

走到第一个转弯处前，他停下了脚步。其他人继续往前走，没有人注意到他。张转身，往回跑。之后，他乘公共汽车前往菲森，再从那里坐火车前往慕尼黑。导游给他发了好几条消息，叫他立刻回来。

以上是德国《明镜》周刊今年4月发表的报道《他在新天鹅堡脱逃，揭露中国的罪行》中描述的情节(报道作者署名：Christoph Giesen, Frederik Obermaier, Bastian Obermayer, Sophia Stahl 和Jessica Chen)。

该报道继续写道，出逃次日，张站在慕尼黑施瓦宾区一栋不起眼的大楼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总部就设在这里——这是一个流亡海外的组织，被北京当局定性为分裂主义和恐怖主义团体。张通过中国官方宣传了解过这个组织，而如今他站到了他们面前。他的出逃，就以此为终点。

当天上午，他请求酒店前台拨通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的办公室电话。前台把听筒递给他，他自我介绍说是一名中国警察，急切地想与他们交谈。

维吾尔人引领张进入一间会议室：一张长桌，几把椅子，一台嗡嗡作响的空调。桌上摆着黑茶，旁边是记事本和笔。几名男子已经就座。他们不信任他。张入座时，他们架起一个装有智能手机的三脚架，镜头对准了他——他们要完整录下这次谈话。他们邀请《明镜》周刊在场旁听。

慕尼黑的维吾尔人最想知道的，还是他为什么决定开口说话。他再次伸手进双肩包，取出一份绿色文件，上面印有两座金色的教堂塔楼——那是一张受洗证书。"我是基督徒，当我死去，我必须向耶稣交账，"他说。

当时他的工作职责是将在押嫌疑人押送至审讯。张讲述了一个比他年轻的男子。一名狱警一次次踢他的下体。那个男子后来死了。张沉默片刻，随后轻声说："那些呼号声，至今萦绕在我耳边。我为此做噩梦。"几乎每周都有人死在监狱里，医疗救治几乎为零。

张说，他每周都必须向上级警务部门报告信息，逮捕行动随即跟上。关于维吾尔习俗的蛛丝马迹便已足够：一首歌、一首诗、一段祈祷。

有时，警察甚至会捏造事实。例如声称村民在打篮球，张说。一个锻炼身体、保持健康的人是可疑的——是潜在的恐怖分子。"任何人随时都可能被带走。"

他从这个机构离开前的最后一个官方举动，是签署一份保密协议——承诺为"所获取的国家机密"保密，承诺沉默。而现在，他开口说话了。

"如果有一天有人问我，在那里面对不公时我做了什么，"他后来在德国庇护听证会上说，"我至少想能够说：我说出了真相。"

新疆的镇压并未随着大规模关押的结束而终结

就在《明镜》周刊发表报道的同一天，美国学术季刊《外交政策》发表了德国学者、新疆问题专家郑国恩(Adrian Zenz)的文章《新疆对维吾尔人的镇压已经演变，但从未终止》。郑国恩说，多年来，国际社会一直难以穿透北京在新疆筑起的保密之墙。在揭露大规模关押运动的新闻报道和调查性研究浪潮过后，准确了解这一地区的真实情况变得愈发困难。受害者无法离境，独立报道遭到阻挠，北京展示的则是一幅维吾尔人安居乐业的表面图景。

然而，新疆持续镇压的具体细节，正借助一个罕见的渠道逐渐浮出水面：一名前中国警务体制内部人士提供的第一手证词。这位目击者表示，北京并未拆除其在新疆的镇压机器，而是对其进行了重新校准。强制性政策主导着日常生活，但已变得更加隐蔽和分散，使外部世界更难察觉。

这套重新校准体系的设计者，是2021年12月接替臭名昭著的陈全国出任新疆区党委书记的马兴瑞。陈全国执政期间，当局依赖高度可见的运动式动员，以法外拘留营的形式拘押了空前数量的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马兴瑞的执政，不过是将该地区的治理从高能见度的镇压转变为高度隐蔽的胁迫。

郑国恩在文章中写道，马兴瑞任期内的文件记录证实了这一强制性环境。2023年一份州级指令要求干部对农民进行"思想转化"，以确保其服从工作分配。来自一个维吾尔族聚居县的最新地方规划文件同样印证了张亚博关于新疆激进人口工程手段的观察，该文件勾勒出要求扩大向中国其他省份劳动力转移规模的标准，同时强制推行"感恩教育"和"民族团结教育"，以将农民改造为工业工人。

郑国恩说，正如张亚博的证词所揭示的，新疆的镇压并未随着大规模关押的结束而终结，它只是演变为一种反映中央政治偏执常态化逻辑的形式。在领导层对永久性无懈可击的不可能追求的驱动下，这种对全面社会管控的无止境需求，正在制造大规模暴行生长的温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