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国防部长米哈伊尔·费多罗夫上任仅6个月，就被总统泽连斯基解职。但这似乎没什么特别的：算上费多罗夫，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基辅当局已经换了五位国防部长，因此费多罗夫的下台从表面上看确实只是“正常人事更替”的一部分。

不过随着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也于7月21日晚间被泽连斯基解职，事情就变得耐人寻味了起来。

从7月15日费多罗夫被解职到21日瑟尔斯基下台，乌克兰的人事动荡持续了一个星期，最终却以斗争两方双双被解职的“欧·亨利”式结尾草草结束。但这场斗争还没有结束，对基辅当局而言，瑟尔斯基遭解职意味着费多罗夫在政坛的影响力还没有消散，泽连斯基有可能从此多了一位强大的政治对手。对乌克兰社会而言，无论是瑟尔斯基还是谁在台上主导这场战争，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差距，相反，围绕战争进行的人事斗争反而进一步撕裂了乌克兰社会对战争的共识。

情况如何？

现年35岁的米哈伊尔·费多罗夫是乌克兰政坛最年轻的“明星级”官僚。在冲突爆发前，他作为数字化转型部部长，一手打造了乌克兰著名的国家数字服务平台“Diia”，将硅谷式的互联网创业思维带入了国家治理。冲突爆发后，他又迅速将这种理念引入国防领域，成为乌克兰“无人机军团”项目的幕后推手与去中心化技术采购的倡导者。

现年60岁、毕业于莫斯科高等军事指挥学校的亚历山大·瑟尔斯基，则是典型的苏式老派军事官僚，是传统式的战术指挥官。他曾因指挥基辅保卫战与哈尔科夫大反攻而声名大噪，但也因在巴赫穆特拉锯战中推崇集权指挥、依赖重装甲与步兵进行高伤亡阵地防御而备受争议。

履历上的反差使两人在“战争路线”上有不可调和的分歧。作为新潮的技术派官僚，费多罗夫坚信乌克兰在人口与传统重武器数量上永远无法与俄罗斯硬拼，唯一的出路是依靠无人机、人工智能、电子战以及不对称打击，以低成本技术变革来弥补国力劣势。而瑟尔斯基代表的则是地面消耗的老式路线，认为阵地得失才是决定战争走向的唯一铁律。

理念分歧迅速演变成了两人及各自的派系之间的对抗。例如费多罗夫极力推行采购透明化与技术创新倾斜，直接触碰了军方传统派系的利益蛋糕。在战术部署上，乌克兰国防部试图将更多资金拨给无人机研发，而乌军总参谋部则死守重炮与弹药采购优先权。双方的不和迹象日趋公开化，不仅在预算分配与装备选型上频频爆发撕扯，甚至到了连基本沟通都无法维持的地步。连泽连斯基也在事后公开承认，国防部与总参谋部的矛盾已经演变为系统性僵局，两人甚至“无法坐在同一张桌子前沟通”。

激化的矛盾直接推动费多罗夫一步步走向了被解职的境地。随着前线消耗加剧与内部摩擦加深，国防部和乌军的对立激化到了“有你没我”程度。费多罗夫曾直接向泽连斯基提出建议，要求撤换在战术上过于保守且伤亡惨重的瑟尔斯基。而瑟尔斯基及军方传统势力也频频向泽连斯基表达了对文官干预军事指挥的极度不满，并暗示若防长不换人则军方难以配合。

双方日益白热化的斗争让泽连斯基心力交瘁，在几番权衡之后，泽连斯基最终认为，在关键时刻临阵换将风险过高，因而选择牺牲文官系统以平息军方怒火、稳定军队士气。最终，在上任仅6个月后，费多罗夫成为了这场派系厮杀中首先落马的政治牺牲品，于7月15日被泽连斯基强行解职。

费多罗夫下台后，瑟尔斯基随即在社交媒体上发表长文，试图展现军方的胜利者姿态与大局观。他在文中声称自己的唯一职责就是为战争负责，并特别强调自己在除公务之外的领域与费多罗夫没有任何私人矛盾。

但瑟尔斯基的“澄清”事实上起了反作用。他在文中“强调没有私人矛盾”，从侧面印证了两人在“战争路线”上存在着无可调和的根本分歧。笔者在看完这篇文章后只有一个感受，那就是文章充斥着精心的公关算计。

瑟尔斯基在文中通篇宣誓自己忠诚于国家、毫无私心的同时，暗搓搓地对费多罗夫在公事上的能力进行贬损与讽刺。例如，瑟尔斯基在文中高调列举自己在前线指挥的战功，并强调军官最大的责任是在战时指挥部队，自己亲眼见证了这场战争且生活在前线，深知收复乌克兰每一公里土地的价值。言外之意无非是自己才是“专业军人”，而费多罗夫是一个没穿过军装、不懂前线残酷、仅凭技术幻想盲目干预军事的门外汉，并将费多罗夫下台的结果归咎于其在公事能力上的严重不足。

不出意外地，瑟尔斯基这篇充满暗刺的声明与泽连斯基找替罪羊息事宁人的做法，迅速撞上了乌克兰社会的剧烈反弹。费多罗夫被解职引发了技术派和少壮派军官与公众的强烈不满，基辅街头甚至出现了抗议示威。面对社会舆论大撕裂的失控局面，泽连斯基被迫在7月21日做出将瑟尔斯基也一并解职的决定。

泽连斯基做出这一决定的逻辑并不难理解。在战时体制下，他无法承受军政高层彻底决裂与社会共识瓦解的代价，为了维持基辅当局表面的团结与最高权力的权威，他只能采取“各打五十大板”的极端手段，强行将争斗双双清洗出局，以期用冷却的方式让派系内耗熄火。

“双双解职”的结局虽然暂时强行压制了内斗，却为乌克兰战局与政局埋下了极其严重的隐患。基辅当局在最高战争指挥层的去留决策上如同儿戏，这严重动摇了战时指挥的稳定性与专业性。泽连斯基虽然强行抹平了表面的不和，但被解职的费多罗夫在民间与改革派中拥有极高声望，甚至可以说，泽连斯基在体制外亲手制造了一位随时可能卷土重来的强劲政治对手。

给自己制造对手

费多罗夫卓越的政治声望，本就是泽连斯基对其忌惮的根本原因。在费多罗夫被解职前，此人就在独立地开展政治活动，并得到了与乌克兰国家反腐败局（NABU）和乌克兰特别反腐败办公室（SAPO）关系密切的利益集团、欧盟机构以及美国民主党的支持。这些集团甚至公开游说，要让费多罗夫成为乌克兰下一任总统。

例如，欧洲防务基金及欧盟数字转型援助项目在数亿美元的援乌资金中，指定要求由费多罗夫主导的部门接收与运营。同时，民主党建制派、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及欧美跨大西洋智库圈频繁邀请费多罗夫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的边会（Side-event）、硅谷技术峰会等高端会议，明确向泽连斯基当局施压要求保障费多罗夫在军工改革中的绝对自主权。这些势力甚至通过民调机构与游说团体，公开在基辅政界和西方外交圈铺垫“后泽连斯基时代”的叙事，将费多罗夫塑造成既具备现代能力、又不受寡头体制污染的“下一任乌克兰总统最佳人选”。

与之相对比的是，乌军总司令瑟尔斯基在政治上缺乏野心，且拥有俄罗斯履历，其“乌克兰人”的身份难以确定，但他却是泽连斯基控制军队的关键人物。因此，泽连斯基一开始在费多罗夫与瑟尔斯基的斗争中站在了瑟尔斯基一方，并中意现任内政部长伊戈尔·克雷缅科接任费多罗夫的职务。克雷缅科符合泽连斯基理想中官员的形象：完全没有野心，不积极获取信息，容易控制。

费多罗夫的辞职对泽连斯基来说是一个试金石，之后他将着手解决一个他去年已经尝试过但未能解决的问题：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办公室的特殊地位。这两个机构在乌克兰法律体系中享有近乎“治外法权”般的独立地位，它们不受总统、议会或内阁的任何管辖，人事任免与经费划拨完全超脱于国家权力体系之外，只向西方捐助者设定的“国际标准”负责。此前，在民主党执政期间，这两个机构实际由美国控制，在川普事实上停止对乌克兰的资金援助后，这两个机构主要受到欧盟的庇护。

实际上，泽连斯基在去年就已接近实现这一目标：2025年7月底，乌克兰最高拉达投票通过了一项将反腐机构划归总检察长办公室管辖的法案，泽连斯基签署了该法案。泽连斯基认为，美国总统川普不会支持由民主党人建立的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办公室，而欧洲国家也会像往常一样保持沉默。但他的判断只对了一半。川普确实没有表态，但欧洲强烈反对这项新法案，并威胁要切断援助。抗议活动也随之爆发。最终，泽连斯基被迫让步，将权力交还给了反腐败机构，这对他的个人威信造成了严重的影响。

2025年11月，反腐机构开始调查涉及蒂穆尔·明迪奇和泽连斯基其他亲信的丑闻，这导致泽连斯基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急剧下降。此外，对泽连斯基的政治攻击一波接一波地持续进行：他的亲密战友、“影子沙皇”安德烈·叶尔马克辞职、与泽连斯基关系密切的议员频频被提起刑事诉讼、“明迪奇录音门”发酵，叶尔马克甚至面临牢狱之灾等。

泽连斯基因此被迫将海关和经济安全局的控制权移交给国家安全局和国家反腐败局的支持团体。这些团体还要求通过所谓的“卡奇卡—科斯方案”，该方案将通过由“国际专家”决定性投票的人事竞争，使国家调查局、总检察长办公室和内务部脱离总统控制，同时进一步扩大国家反腐败局和国家安全局的权力。泽连斯基自然对此感到不满。他认为国家反腐败局、特别反腐败办公室及其相关机构实际上已经沦为欧洲用来牵制他的工具。而且，战后他们很可能也会被用来阻止他连任。

为了实现继续掌权的目标，泽连斯基需要完全掌控国内局势，成为乌克兰唯一且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但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控制反腐败机构。因此，泽连斯基吸取了去年立法不力的教训，决定循序渐进地推进这一目标。他最初决定先试探费多罗夫辞职在国内和欧洲引发的反应。如果一切顺利，他就可以着手对付国家反腐败局和国家反腐败特别检察官办公室。

但他的行动失败了，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办公室的支持团体及时抓住了变动的信号。近期，乌克兰又爆发了与去年“硬纸板革命”（指2025年夏秋之际，乌克兰民众为抗议政府削弱反腐机构独立性，手举写有“别动NABU”等标语的硬纸板走上街头的公民抗议运动。这场运动由亲欧反腐机构支持团体在幕后鼓动，以“硬纸板”为象征。该团体即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办公室背后的支持者，包括与其关系密切的乌克兰本土利益集团、欧洲机构及美国民主党势力，他们是硬纸板革命的幕后推手）极为相似的抗议示威活动。笔者在浏览乌克兰各大社交平台时看到了这些支持团体是如何娴熟地操纵“民意”、利用民粹式浪潮迫使泽连斯基让步的。

在铺天盖地的帖文中，费多罗夫被称为一个“真正能做事的人”，是一个“低效官僚体系”的受害者。无人机在战场上的突出功劳也被加到了费多罗夫本人身上，社交媒体上大量出现诸如“解雇他，明天的无人机供应怎么办？”“前线需要他，政治不需要他”这类极具煽动性的口号。呼吁“保费多罗夫”的舆论甚至开始转变成“要改革、要清廉、要效率”的反泽连斯基运动，泽连斯基成了需要为所有问题负责的罪人。显然，街头和网络上的汹涌“民意”逼迫泽连斯基在更为关键的反腐机构独立性和涉及总统权力的原则性问题上做出退让。

在巨大的压力下，泽连斯基被迫再次进行一定的让步。7月20日，费多罗夫呼吁解职瑟尔斯基和乌军总参谋长格纳托夫，这一要求随后得到了“硬纸板革命”团体的支持，正如我们所见，泽连斯基听从了要求，将瑟尔斯基解职。

因此，瑟尔斯基被解职一事严重动摇了泽连斯基本人的政治声望。本已大受打击的费多罗夫一派在瑟尔斯基被解职后声望再次大振。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乌克兰议员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称：“这场丑闻大大提升了费多罗夫在民众中的政治声望。现在，那些伺机而动的势力正在暗中观察，等待着我们再次举行选举的时机。”据《泰晤士报》的报道，费多罗夫已被“某些势力”敦促组建自己的政党，一些议员支持这一想法。

据bne IntelliNews（一家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财经 新闻与商务情报门户网站）总编辑本·阿里斯（英国媒体人）称，费多罗夫遭解职一事也让欧盟对泽连斯基极度不满，欧盟内部有人认为费多罗夫是“基辅反腐败运动的领军人物”，并且“是时候取代泽连斯基了”。“在泽连斯基在内阁中的每一位最亲密的朋友都被抓到贪污之后，腐败……最近确实有点儿猖獗，”阿里斯周二在Substack（一个面向独立作家、记者和内容创作者的订阅式新闻简报发布平台）上写道。

一切的迹象都表明，泽连斯基摇摆不定的决策给自己造就了一位强力的政治对手。连自己的亲密伙伴叶尔马克、瑟尔斯基都保不住，泽连斯基不同于硬汉形象的“软蛋”一面彻底暴露了出来。以费多罗夫为代表的反腐败机构支持团体仍在持续发难，在欧盟、美国想要彻底控制基辅当局并持续施压的背景下，泽连斯基还能否顶住压力，保住基辅当局所剩不多的“独立性”？这是值得关注的一个问题。

谁正义谁邪恶？

最后，笔者想谈谈所谓“谁正义谁邪恶”的问题。面对这一波汹涌的舆论浪潮，不少乌克兰民众在宣传和叙事的裹挟下，开始把费多罗夫想象成某种政治救赎的化身。他们真诚地相信，只要费多罗夫权力中心，基辅根深蒂固的腐败就能药到病除，前线令人窒息的伤亡数字也会减少。对此，笔者只能说想多了。

一些人把费多罗夫和“清廉高效”画等号，但笔者必须指出，泽连斯基当年竞选时打出的最大旗号正是反腐败，他誓言要清理波罗申科留下的泥沼，结果呢？再往前追溯，乌克兰现有的各大反腐败机构，正是在2014年迈丹颜色革命后拔地而起的。彼时的总统波罗申科同样信誓旦旦地宣称与腐败不共戴天，结果又如何？

在基辅当局这口高压锅里，腐败几乎是自动沸腾的浓汤。权力买卖、物资走私、甚至人口贩卖，都在炮火的掩护下疯狂滋长，而这些灰黑色产业又必然需要层层的保护伞。腐败根本不是哪个人的道德瑕疵，而是乌克兰的社会问题和战争旷日持久的必然产物，和台上坐的是泽连斯基还是费多罗夫几乎毫无关系。

至于认为费多罗夫上台就能减少战争伤亡的说法。无人机对俄后方的袭扰确有战果，但还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写战场态势。要实现基辅当局“收复失地”的终极目标，训练有素的地面部队仍是必需的。如果按照费多罗夫的理念继续抽空前线的传统防御力量，结果不会是减少伤亡，反而会让俄军以更快速度啃噬土地。快速丢失土地就能减少伤亡吗？这显然是危险的幻觉。当然，如果有人认为，俄罗斯在彻底吞下顿巴斯后就会收手谈判，从而以割让领土的方式变相“减少伤亡”，那这倒是一种非常黑色幽默却又自洽的思路。

另外，费多罗夫与“硬纸板革命”团体之间毫无疑问有深厚的勾连。尽管笔者对泽连斯基政权及其身边的叶尔马克、瑟尔斯基之流毫无好感，但相比之下，由欧洲机构和美国民主党势力操控的“硬纸板革命”团体以及反腐败机构背后的支持网络，更是货真价实的境外干涉力量。在这种背景下，泽连斯基政权那点咬牙强撑的所谓“独立性”,反倒显得还算有些样子了。

指望一个和境外势力深度捆绑的代理人，通过所谓的技术官僚路线，给乌克兰带来团结、稳定、独立和繁荣，这种幻想的肥皂泡还是少些吧。泽连斯基政权与“硬纸板革命”都注定给不了乌克兰真正需要的东西。乌克兰需要的是一条超越派系厮杀、摆脱外部遥控的、更公正也更深思熟虑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