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今年7月1日正式施行了一部名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法律。 这部法律加强了对少数民族的统制。 对此，台湾总统赖清德严厉批评其为“恶法”，美国、欧洲与日本的国会人士也表达了强烈的忧虑。 同日，台湾社会以及海外华人群体中，也出现了强烈批判该法的声音，以此表明不愿屈从于习近平政权的立场。

另一方面，7月6日台湾发生一起事件：长期研究中国与台湾问题的资深记者矢板明夫遭到一名中国籍男子袭击。 该男子在变装准备离境之前就遭受逮捕。 台湾外交部谴责此举，认为这是中国依据《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跨境进行打压的首例。 如此引发巨大争议的法律究竟意义为何呢？ 问题何在呢？ 以下我们将概观其制定的历史背景，并指出：日本与外国也不应坐视不管。

一、”中华民族团结的世界观

首先，这部法律选在7月1日──中国共产党（以下简称中共）创建纪念日──施行，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意义。 1997年香港回归之日期同样是7月1日。 将重要法律与此一日期加以绑定，显示政权对其中所蕴含的原则极为重视。

那么，习近平政权在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进步这一个概念当中，究竟寄托了什么样的情感呢？

“中华民族”一词，意指占人口九成以上的汉人（汉族，通常被日本人视为“中国人”，亦即使用汉字并讲华语）与官方认定的55个少数民族，共同构筑出一种彷佛是单一民族的共同体。 关于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今日中国所奉为正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论（这是由社会人类学者费孝通于1980年代所提出的），这大致包含以下几点：

1、自中华文明诞生以来，汉族与各少数民族──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平原民族与山地民族──虽然时常争斗，但犹如家庭内部的争执一般，总体上仍在中华文明的向心力下共享社会，并在文化上彼此交流。

2、因此，中华文明不仅是汉族的产物，也吸纳了各民族的智慧，成为共同财产。 历代王朝皆以大一统的形式治理多民族国家。

3、在前近代，虽仅有中华文明的向心力，并无“兄弟民族”的自觉。 但进入近代，面对列强压迫，汉族与少数民族共同抵抗，逐渐形成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情感，认知彼此命运相连、不可分离。

如今，在中共的引领下，人民皆成为“国家与社会的主人”，在享受发展的同时，“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也愈加强烈。 最终将超越西方国家，恢复《中华文明的智慧与力量真正引领世界的本来面貌》。

这一个过程，就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论理

那么，为何中共认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共产党的引导呢？ 大致上，他们的说法是如下的：

1、在中共的带领之下，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国出现了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经济发展，曾经陷于贫困的中国人民，如今不仅满足了基本生存权，更能享受发展成果。

2、当前美国与西方正迅速衰落，中国、俄罗斯等新兴国家逐渐成为各自区域的“极”，彼此追求“双赢”的关系，构筑“多极化世界”，藉此来实现真正的世界和平与发展。

3、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将中华文明的智慧、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以及最先进的科技结合起来，实现了“中国式现代化”。

4、最终解决台湾问题，并使中国成为能与美国并肩，甚至超越的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这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5、因此，中国人民都应随着物质生活与生产关系的变化，对中共中央=习近平的领导层抱持无限信仰并展现忠诚，作为推动中华文明的原动力。

三、中华民族是近代日本的产物

但是，这样的主张与近现代中国的历史现实并不相符。

首先，在万里长城以北，或四川盆地的南、西外侧，中华文明并未完全渗透。 草原与沙漠的内陆亚洲，长期以来是藏传佛教与伊斯兰等世界宗教的兴盛之地，这些地方是与中华文明并立的。

17世纪，满洲人建立的清朝崛起，取代明朝来统治中华大地，并将藏传佛教徒与突厥裔穆斯林的世界纳入影响范围。 今日中国所谓核心利益的疆域，其形成的原动力，乃是乾隆帝以前的满洲人之实力与多元文化的包容能力，而非中华文明本身。

清朝在19世纪衰落，遭列强压迫，被迫进入近代外交。 此时，新兴的汉人精英群体以中华主义与近代主义为核心，试图将乾隆帝时期所控制的广大土地重新定义为“中国 China”，并将之加以重建。 尤其在甲午战争失败、目睹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败俄国之后，他们认为日本富强的秘诀在于建立“单一民族国家”，成功地统一人心。

因此，在清末爆发的中国民族主义浪潮当中，普遍出现一种想法，那就是：要强制汉化那些不懂汉字、不熟儒学的人，就能创造出与日本民族并立的中华民族。 但是，这种做法自然引发激烈混乱：蒙古人依靠俄国，藏人依靠英国来追求自立; 新疆的突厥裔穆斯林则在军阀割据的民国时期，受西方传入的伊斯兰近代主义之影响，逐渐投身东突厥斯独立运动。

此外，香港因鸦片战争而成为英国殖民地，长期以来形成了以英式经济理性与法治为基础的独特社会，而被誉为“东方之珠”。 这一事实与中华民族所强调的反帝国主义论述是格格不入的。

台湾则在中华民族民族主义尚未普及之前，因甲午战争失败而被割让给日本。 自此至1945年，台湾经历“台湾与日本内地”的关系; 1945年后，又从台湾与国民党带来的中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中，走出独特的发展道路。 这也是中华民族在台湾始终无法被接受的原因。

但是，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要打破近现代史的阴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将自日本战败以来离散的台湾完全纳入中共的掌控之下。

三、改革开放下的心灵错位

毛泽东时代，透过阶级斗争来掀起打击反动派、打击分裂主义者的风暴，以革命方式创造中华民族的团结与迈向共产主义社会，这种做法在经济与社会上都彻底失败，而将中国推入极端贫困的深渊。

70年代末以后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一种尝试，亦即：在外国以及香港、台湾的协助下，恢复并提升生产力，藉此重新建立对中共与中华文明的信念与信任。 尤其是1989年的中国民主化运动、柏林围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南斯拉夫纷争等社会主义阵营的动荡，以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与大众文化的渗透，都让中国共产党感受到强烈的危机。 90年代后期开始的急速经济发展，同步伴随彻底的爱国主义教育，这实际上是一场思想斗争，目的在于捍卫“中共引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张。

但是，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少数民族政策却产生了中共未曾预料的结果。

改革开放初期，中共为了恢复并提升少数民族的生产力，推行民族学校的母语教育，以及振兴各民族文化的政策。 但这反而强化了少数民族的身份认同。 随着经济发展，少数民族生活逐渐宽裕，而与其文化相连的周边国家往来增加，这一趋势更进一步加速。

另一方面，汉族群体则因独生子女政策与大学入学考试（高考）等制度中少数民族的优待而心生不满，认为“如今少数民族才是现代中国社会的受益者，但他们却不是向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的凝聚力靠拢，而是走向独立性”，汉族群体因此感到焦躁。 特别是在2001年美国九一一恐怖攻击之后，对保有伊斯兰文化特征的穆斯林少数民族的反感愈加强烈。

在这样的背景下，2008年爆发了西藏独立运动，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则发生了大规模冲突。

中共对此的回应是：为了持续经济发展、追求富强，必须坚决维护社会稳定，因此对于《少数民族以尊严为核心的运动》进行严厉镇压。 同时，2000年代全面推进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就更被加强化，中共认为只要提升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社会经济连结，自然就能促进“中华民族”意识的共享。

2012年习近平政权成立，于隔年提出“一带一路”政策，将少数民族地区定位为《通往欧洲与非洲的中国经济发展前线》，藉此推动少数民族地区的脱贫，并加速与全国经济及全球经济的连结。

四、习近平时代的怒火

但是，习近平政权成立后不久，在2014年春天，乌鲁木齐火车站发生爆炸事件。 自此，习近平政权将少数民族的一切离心行动定义为“三毒”（分裂主义、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并转向“严打=彻底镇压”的方针。

由此所出现的政策，便是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 如同通过高温与强压将金属加以铸造一般，中共如今挥舞其压倒性的社会管理能力之剑，企图从根本上矫正少数民族的精神。

在西藏等地，未成年学生被强制接受以华语为主的寄宿教育，儿童被切断与藏语生活环境的连结。 在新疆，自2017年起，政府以人工智能判断人们的思想是否属于“三毒”，并将其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刑事罪犯，或将之强制送入收容所，将其排除、隔离于社会之外。 同时，以宗教中国化之名，所有宗教都被迫改写教义，使其成为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维护社会稳定的工具。 清真寺被拆除或改建，宗教活动受限，伊斯兰信仰被强制“中国化”。 中国政府被指称在海外恐吓维吾尔活动人士，形成长臂管辖。

此外，自2020年起，少数民族语言教育全面禁止，仅保留少数民族语言的读写（甚至往往连这样的读写也被剥夺）。 在南蒙古（内蒙古自治区）爆发的反对示威亦遭镇压。 取而代之的是，少数民族被强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世界——简体字与北京话。 至2026年，蒙古语在教育与高考中逐渐被边缘化。 蒙古语内容在网络平台遭删除，蒙古文化被重新定位为“边境文化”。 此外，蒙汉通婚比例上升，蒙古语母语使用率下降至约六成。

同时，习近平政权透过大规模安排少数民族赴“内地”大城市就业，推进铁路、公路等基础建设，以及大力发展观光业，企图以“如同石榴籽紧密相连”的方式，彻底推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这套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铸牢当然不仅限于少数民族，香港与台湾也包括在其中。

2019年香港因本土意识高涨而爆发大规模运动，中共予以镇压，并在香港推行《爱国主义教育，将其纳入与广东、澳门一体化的“大湾区”构想”，企图让香港人也彻底接受“中华民族”的身份认同。 自2020年起在香港推行国安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要求学校课程强调国家安全与民族团结。 2020年《香港国安法》实施后，言论、媒体与集会自由大幅收紧，异议人士遭逮捕或流亡。

在台湾，中共则以强烈压迫民进党当局、拉拢国民党并展开各种认知战的方式，试图让台湾人民相信：台湾的繁荣必须依附于中共所引领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才是历史的潮流。

综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曲折历史，可以理解这部法律并非突然加上新的规制，而是中国民族主义与习近平政治的总结，并以“法律执行”之名，进一步加强统制。

五、国际间日益加深的忧虑

台湾总统赖清德对这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严厉批评，称其为“以团结为名，实则进行同化与消灭的恶法”、“跨域的越境打压”（中央社，7月2日）。 台湾的大陆委员会也表示出强烈的警戒，认为此法“对台湾人课予强制统一的法律义务”（该委员会官方网站，7月2日）。

此外，世界各地持续抗议中共压制的少数民族、香港人士与民主化运动相关人士，无不严厉批判这部法律。 美国与欧盟（EU）的发言人及议会也表达强烈忧虑，指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在人权压迫上是进一步加剧，而且此法的域外适用可能为跨境打压提供法律依据，使其常态化（路透社，7月2日）。

在日本国内，6月30日包括“中国人权侵害究明与行动议员联盟”在内的四个跨党派议员联盟，也针对此法提出强烈抗议，指出此举将危及少数民族的语言与文化，甚至可能导致在日本的中国出身者遭受打压，民主国家绝对无法接受。 这问题在日本绝不能坐视不管。

事实上，如果这个法律的域外适用涉及在日本的取缔，这本身就是对日本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

日本的历史虽然曾取舍并吸收中华文明的成果，但从未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是始终以独立的角度观察其盛衰。 但是，这部法律却不允许“外部势力”对中华文明与中国历史进行自主解释，反而要求完全接受中共所提供的论述，并透过强迫的自我审查与对中国的忖摩，严重限制外国的言论自由与思想、良心自由。 这不仅危及日本的中国研究与中国报道传统，更是对日本国宪法所保障的自由开放社会的根本挑战。

六、更恶劣的影响

这个法律其实有更恶劣的影响是可想而知的。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15条要求从幼儿园到高中全面使用普通话，少数民族语言不能再作为主要教学语言，这将使维吾尔语、藏语、蒙古语等逐渐边缘化。 此外，官方要求在公共设施、地名、媒体中突出中华文化符号，削弱少数民族的独立文化表征。 和平的宗教活动（如学习《可兰经》）可能被视为破坏民族团结，导致拘捕或判刑。 该法律鼓励汉族移入少数民族地区，并推动混居，削弱民族自治的基础。 民族地区的发展被纳入全国计划，地方利益与国家意志深度绑定，失去自主性。

在政治与思想控制方面，少数民族干部被纳入体制，换取政治与经济红利，将削弱地方抵抗力量。 而官方将修改历史叙事，将民族冲突诠释为中华民族内部矛盾，消除独立历史主体性。 而该法律明文规定境外个人或组织若被认定破坏民族团结，亦可追究责任。 这可能使海外维吾尔人、藏人、蒙古人及支持者遭受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