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宣泄时刻之所以被扼杀，是因为精英阶层成功地将美国的赤字，转化为一种巨大而粗野的力量源泉。

在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活动刚落幕之际，我莫名觉得有必要克制自己惯常的倾向，也就是对赞成或美国的言论进行经济和地缘政治的分析。 相反地，我顺从一种情感的、个人的视角，更确切地说，一种雅典式的视角，来审视这个全球霸权国家，其发展与作为已深刻影响我们所有人。

美国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因素，而最早记忆可以追溯到1968年6月初的一个炎热午后。 就在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让希腊成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一年多后，我和母亲正在1896年首届现代奥运会举办地，那座经过翻新的古竞技场外散步。 一名报童突然打破了宁静，他扯着嗓子喊着，有个美国人死了。 母亲泪眼盈眶地说，他曾是我们最后的希望。

死去的美国人是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无论对错，母亲曾对他寄予厚望，不仅寄望他能帮助希腊人民获得解放，也希望他能促进世界和平。 这成为我对于美国对我们所有人的意义，以及美国的内部矛盾的一堂速成课。

当然，之前也曾有过令人心碎的美国谋杀新闻快报，尤其是马丁·路德·金恩（Martin Luther King， Jr）和麦尔坎X（Malcolm X）遇刺的消息。 而在之后的那些年，新闻中每天都充斥着来自越南的恐怖事件以及水门事件的种种曲折。 然而，与这些形成平衡的，是那些对这一切所作的、既发人深省、又细腻入微且具有高度审美素样的美国式批判。

还有比弗朗西斯·科波拉（Francis Ford Coppola）的《现代启示录》更能揭示越南战争的罪恶疯狂的吗？ 还有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的《唐人街》更能揭露加州蔓延的腐败吗？ 还有什么比艾伦·帕库拉（Alan Pakula）的《大阴谋》，更能揭露水门事件？ 还有什么比薛尼·波拉克 （Sydney Pollack）的《秃鹰七十二小时》更能描述中情局已成为武器？ 还有什么比科波拉的《教父》或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的《出租车司机》更能刻画这个国家危险的阴暗面？

随着我逐渐长大，开始阅读艰深书籍，正是美国作家们为我打开了一扇扇窗，让我得以窥见美国那令人振奋的矛盾全景。 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的《有闲阶级论》（The 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让我对美国资本主义的理解，远胜于任何经济学教材，无论是传统派还是论战派的。 史坦贝克（John Steinbeck）的《愤怒的葡萄》（The Grapes of Wrath），用任何经济学家都无法比拟的方式，让我深刻体会到大萧条的可怕，并让我领略了随后“新政”的意义。

在音乐方面，摇滚乐是我通往节奏蓝调的门户，引导我领悟美国自由——或者说缺乏自由——的真谛。 还有什么比那首由雷·查尔斯（Ray Charles）首唱、后来由所罗门·伯克（Solomon Burke）演绎的精彩蓝调歌曲中的一句歌词：“若其中一人被锁链束缚，我们便无人自由”，更能概括黑格尔（Hegel）的辩证自由概念如何融入美国南方呢？

多年后，德州马法镇（Marfa）的唐纳德·贾德（Donald Judd）的雕塑作品，让我意识到制造业在塑造美国文化印记的重要性。 正是在那里，我首次意识到美国工业的产物，其工业材料那不加修饰的实相，是如何塑造了我们对周遭环境的理解，以及光与体积的交互作用，即便是在欧洲也是如此。

那是一个集体性的创造性内省席卷全美的时代，弥漫着宣泄的可能性。 正如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在《诗学》（Poetics）的解释，悲剧从来不是为了娱乐，而一个公民法庭。

这正是美国作家、音乐家和电影人所做的事：他们将自己最深层的焦虑放在审判台前。 他们认识到，真正的悲剧英雄——就如伊底帕斯（Oedipus）、安提戈涅（Antigone）和普罗米修斯（Prometheus）——本身并非天生善恶分明; 就像大多数美国人一样，他们是根据自己内心的正义感行事，恪着他们觉得必须捍卫的真理。

他们的悲剧在于，宇宙——或者更确切地说，城邦——将他们的行为转化为相互对立、毁灭性的力量。 透过目睹由此产生的苦难，观众内心积压的怜悯与恐惧得以净化并消散。 那正是美国最终被剥夺的净化时刻。

剥夺美国人宣泄机会的，是经济从盈余生产国转为赤字制造国的剧变，这个转变以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为标志，该事件终结了布雷顿森林体系。 到了20世纪80年代，我曾经喜爱的电影和书籍，已经被《第一滴血》《捍卫战士》以及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 《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这类粗俗的沙文主义典范所取代。

当然，自我反思的能力并未完全丧失。 美国的宣泄时刻之所以被扼杀，是因为精英阶层成功地将美国的赤字，转化为一种巨大而粗野的力量源泉。 当外国资本热切地将利润和租金注入纽约市时，奥立弗·史东（Oliver Stone）的《华尔街》精准捕捉到由此催生的戈登·盖柯式（Gordon Gekkos）人物的崛起。

奥立弗·史东这部电影问世之际，正值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在这个时代，美国权力的稳定，伴随着经济不确定感的持续加剧，这个过程使美国及西方其他地区的许多人陷入贫困，同时却让持有大量美元资本的人变得极其富有。 40多年来，一场针对全球各地劳动人民的阶级战争一直在进行，尤其是在美国，这阻碍了美国悲剧获得净化解决。

恰恰相反。 金融化，以及最近“云资本”、科技巨头和人工智能的崛起，正在加剧美国社会内部的分裂，而这种分裂最终催生了川普的总统任期。 因此，美国如今正孕育着一种盲目的、原始的权力，以及呈指数级增长的不稳定性。 半个世纪后，美国建国200周年时特有的净化可能性已难以想象，而这将使我们所有人蒙受损失。

美国白宫旁的艾森豪行政办公大楼2026年7月4日点亮美国国旗，庆祝美国建国250年。 （法新社）

杨尼斯（Yanis Varoufakis），希腊前财政部长、希腊左翼“欧洲现实不服从阵线党”（MeRA25）党魁，雅典大学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