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聿文评论文章：中国官方终于公布了对马兴瑞的调查及处理结果。从4月3日宣布对他正式立案调查，到开除党籍公职，只用三个多月，这对一个横跨军工、广东和新疆的政治局委员，处理的速度还是相当快的。

按照中纪委通报，马兴瑞的主要罪状大致有四类。第一，政治纪律问题。“丧失理想信念和政治立场”，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对身边工作人员严重违纪违法甚至涉嫌犯罪的问题纵容、失察、失管。第二，组织纪律问题。在组织函询时不如实说明问题，在干部选拔任用中为他人谋利，本人及亲友还违规替人安排工作。第三，廉洁和生活作风问题，包括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帮助亲属低价购房，搞权色、钱色交易，纵容亲属利用其职务影响谋取巨额利益。第四，也是最严重的一项，是将公权力直接变成家族牟利的工具，在企业经营、工程承揽、职务提拔等方面替人办事，本人或者伙同亲属、特定关系人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这些罪状中，有几处尤其值得注意。

首先是“大搞家族腐败”。过去一些高级官员落马，通报往往说其对配偶子女“失管失教”，或者默许亲属利用影响力牟利，多少还给当事人留下本人未必直接参与的解释空间。马的通报没有这种余地，明确指出其本人“伙同”亲属和特定关系人收受巨额财物。“伙同”意味着他不是家属腐败的被动纵容者，而是利益网络的直接参与者，很可能就是这个网络的权力中心。当然，这也证实了此前坊间流传的其夫人大搞腐败之事。

其次是“身边工作人员”。这说明围绕他的腐败并不限于家庭成员，还延伸到了秘书、办公室人员或者长期追随者。家属承接利益，身边人沟通权力，企业、工程和干部提拔成为变现渠道，这已经不是一次两次收钱，而是一套围绕其职位运转的腐败机制。

还有一点，通报的政治定性虽然很重，却没有出现“搞团团伙伙”“政治野心膨胀”“对党不忠诚不老实”“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等带有政治集团意味的措辞。因此，现阶段没有必要把马案解释成某种反习政治阴谋。所谓“丧失政治立场”，更多是对一个政治局委员严重腐败的政治化定性。马的问题，首先还是权力、金钱和家族利益结合起来的系统性腐败。

然而，该案真正值得追问的，不是他究竟收了多少钱，也不是他的家属如何替他运作，而是一个被视为政治可靠、能力突出，并经过中共最严格干部审查体系筛选出来的政治局委员，为什么能够长期经营如此庞大的家族腐败网络？

马兴瑞不是靠地方关系一步步混上来的普通官员。他出身航天军工系统，有专业技术背景，做过深圳市委书记、广东省长，又被调往新疆，最后进入政治局。能主政新疆，本身就意味着最高层对其政治可靠性有很高评价。新疆不是一般省份，主政者不仅要有治理能力，更被要求在政治上绝对可靠。马兴瑞能够被放到这一位置，说明他已经通过了中共干部体系中最严格的政治审查。

然而，问题恰恰出在这里。习近平时代选拔高级干部，把政治忠诚放在压倒性位置，但所谓忠诚，主要通过表态、执行、服从和政治姿态来判断。一个干部是否坚决维护核心，是否在重大问题上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否能够完成中央交付的任务，成为衡量其政治可靠性的主要标准。至于他如何使用权力，家属是否借权敛财，身边人是否形成利益圈，反而很难从这些政治表态中识别出来。

政治忠诚和个人廉洁，本来就是两回事。一个人可以在公开场合表现得极其忠诚，在政策执行上也毫不含糊，同时把职权变成私人和家族利益的来源。甚至越是懂得如何表达忠诚、展示服从，越容易取得上级信任；而一旦获得最高层信任，监督就会随之减弱。在高度集中的干部体制中，组织部门、纪委和地方班子首先要服从中央的用人判断。一个已经被最高层认定为政治可靠的干部，下面的人即使发现异常，也未必敢于质疑。

中共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严密的干部考察体系。干部每次升迁，都要经过档案审查、民主测评、谈话了解、个人事项报告、巡视审计等程序。到了政治局委员这一层级，审查更不可能只是走过场。然而，这套体系能够查清一个干部的履历、家庭关系和政治表态，却未必能够识别他真实的权力运行方式。原因在于，审查掌握在组织内部，信息也来自组织内部；同僚不愿得罪，部下不敢举报，地方干部更不会主动揭露一个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程序看似严密，真正关键的信息却可能根本进不了程序。

反腐高压也没有解决这个问题。马兴瑞被指在十八大后仍然“不收敛、不收手”，说明他的大量问题发生在习近平反腐最严厉的时期。这证明，高压反腐能够在权力决定查谁之后迅速查清问题，却无法保证在权力决定查谁之前及时发现问题。它是一种强大的事后惩罚机制，却不是有效的日常监督机制。没有独立媒体和公开财产申报，没有真正能够制约高级官员的制度力量，再密集的巡视也只能依靠内部信息和最高层意志。

在个人化的用人体系中，干部越受到最高领导人信任，越可能成为监督盲区。否定这个干部，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否定最高领导人此前的用人判断。只要最高层没有转变态度，下面的机构往往只能继续证明这名干部“政治过硬、能力突出”。直到信任突然消失，过去被压住或忽略的问题才会集中爆发。于是，一个人昨天还是政治可靠的典型，今天便成了“完全背离党性原则”的腐败分子。

马案当然首先是他个人的问题。但如果只把它解释为一个干部经不起金钱和美色诱惑，就回避了更大的问题。一个普通干部腐败，可以说是个人品质有问题；一个经过层层筛选、被委以重任并进入政治局的干部，长期大搞家族腐败，则说明识人、用人和监督机制本身出了问题。

马兴瑞越曾经被认为可靠，他今天的倒台就越具有制度上的反讽。这个案件最好不过地表明，政治忠诚不能替代制度监督，最高层的个人信任更不能成为廉洁证明。习近平建立了一套以忠诚为核心的干部筛选标准，却无法保证被选中的人不把这种信任变成保护伞。马案暴露的，正是这套用人逻辑的根本缺陷：它能够挑出最会服从、最能执行的人，却未必能够挑出不会滥用权力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