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一直是亚洲的出版中心，多家著名国际报章、杂志及书籍出版商多年来都在这里设立地区办事处。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办的年度书展，每年也吸引数以十万计港人及游客入场。但今年香港书展举行前夕，却先后传来多起和书店相关的消息。

一是早些年引起外界关注中国内地“跨境执法”的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7月初在台北病逝，终年70岁;二是两家历史悠久的书店——乐文书店和榆林书店，被拒参加今年书展。榆林过后宣布将在明年4月租约期满后“光荣结束门市”。

榆林书店开业29载，是香港老牌书店，不少读者知悉榆林即将清盘后，纷纷到书店的社交网络平台留言表达惋惜之情。香港楼上书店行业的前景，也因为该家书店决定结束营业而再次触发社会热议。

香港地产租金高昂，大部分小型书店为了节省成本，往往选择开设在街边大厦的二楼或更高楼层。它们多数集中在旺角、铜锣湾及湾仔等繁华闹市;单是旺角西洋菜街一条街，上世纪九十年代高峰时期就聚集了十多家楼上书店。这些书店后来被统称为“二楼书店”，渐渐形成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

二楼书店多由爱书之人经营，通常以售卖政治历史、人文哲学、艺术书籍为主，选书具有个人品位，常能找到一些大型连锁书店没有入货的冷门书籍，成为许多文化界人士经常驻足的场所。

我读中学的时候，学校正好在旺角。有段日子我放学后总喜欢一头钻进二楼书店，捧着那些在连锁书店找不到的人文与历史书籍“打书钉”，汲取课本以外的广阔知识。二楼书店像是一个隐秘的知识宝库，启蒙了我对世界的好奇心。

这段在书堆中寻宝的青葱岁月，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家叫学X的书店。店中书籍以文史哲类书为主，排放得密密麻麻，不时可以找到一些坊间少见的好书，但书的价格偏贵，老板也很有性格。

记得有一次我和同学上去买历史参考书，同学结账时不识趣问了老板一句：这本书这么贵，可不可以便宜点?老板眼睛一瞪，吐了一句：你觉得贵就不要买!然后二话不说，把同学手上的书抽走。同学和我面面相觑，不敢反驳，只好悻悻然地离开书店。自此我再没有去过此店，不知道老板现在过得好不好。

2003年香港发生沙斯疫情，成为二楼书店行业发展的一个分水岭，许多二楼书店遭受疫情打击，生意惨淡。中国大陆过后推出港澳个人游政策，香港商铺租金大幅飙升，部分二楼书店经营困难，被迫由二楼迁至更高楼层，客流持续流失。行业龙头洪叶书店更在2005年结业。

但有危也有机。香港出版书籍自由，自从有大陆民众大批来港旅游后，一些出版社看准时机，邀约写手胡编乱造，出版大量有关中国政府内部运作的所谓秘闻书籍。结果自由行除了带旺香港金铺、药房，还催生了“大陆禁书”这个行业，令香港享有“中国禁书天堂”的称号。

香港本地人很少会看这些禁书，出版社的销售对象主要是大陆旅客。不少对这些书有兴趣的大陆民众不仅自己买，也帮朋友买。越来越多二楼书店于是改变经营策略，店里布满这类书籍，带来丰厚的盈利。

铜锣湾书店是当中的表表者。店里的大部分新书都会塑封，不摆放样书供读者阅读，目的是迫使客人买了回家再拆开翻看。这不是零售书店常见的营运方式。所以我一直认为，铜锣湾书店只是出售资讯的商店，而不是真正的书店。

二楼书店行业的好景只维持了十来年。近年香港政治和社会环境转变，敏感书籍的市场大幅萎缩，二楼书店的生意也大受影响。据悉榆林要依赖在书展赚的钱，补贴全年书店开支。它被香港书展拒之门外，生存危机加深，也只能选择结业。

2016年6月18日，铜锣湾书店店长林荣基在香港铜锣湾书店外向支持者致意，随后参加示威游行。林荣基7月初在台北病逝，终年70岁。 (路透社档案照)

当然，榆林清盘也有可能和市场结构改变有关。以前香港从台湾或海外进口各类政治、社科书籍的渠道不多，读者只能去二楼书店购买。近些年物流业发达，想快速拿到新书的读者皆会自行在网上购买，然后直接寄送到家里。二楼书店因此流失了不少本地顾客。

过去许多大陆旅客来港，会特意到旺角、铜锣湾等地的二楼书店购买禁书。这几年大陆海关加大严查力度，携带违禁书刊过关风险极高，很多人都不敢在香港买书，导致这个庞大的读者群也逐渐消失。

更重要的是，在当今讲求效率的社会氛围下，大多数人已不看书，通常更依赖短视频、社交媒体来获取资讯。就我个人的观察，已经很久没看见有人在地铁、巴士或餐厅看书;最用功的只有马迷，跑马日不时见到一些人拿着马经研究。这又令二楼书店少了一批读者。榆林这次歇业，恐怕只是揭开香港二楼书店行业新一轮缩减的序幕。